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四章 誰在治理中國

一、中產階級幻覺

年年底，中國南方一家時尚雜誌，做了一期封面文章《忽然中産》。文章以小資們典型的渲染筆法宣佈：中國的中產階級運動開始了。“忽然”一詞雖然帶有誇張意味，但確實非常精准地傳達了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陌生和驚詫。

　　的確，中國中產階級幾乎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作爲一個學術術語，中產階級早在將近20年前就已經爲中國學術界所熟悉，但作爲一個真切的中國事實，作爲一種新型生活方式的表徵符號，作爲一個激發人們想象力的社會階層概念，中國中產階級則是近幾年才進入中國大衆媒體的的視野之中的。這個從西方舶取的概念，可能很好地概括了中國新近出現的某種現象，所以它一經大衆媒體發現，便迅速成爲人們競相追逐的話語。在中國大都市做作的小資群體中，中產階級可能僅僅意味著一種時髦的生活方式，意味著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身份。

　　但中國的學者和意識形態專家們顯然不會滿足於這種膚淺的解讀，他們迫切的要賦予中產階級以更加宏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2003年12月，中囯共產黨的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爲《集聚起推進事業發展的強大力量》的文章，文章明確提到，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仲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在內的新的社會階層。”雖然《求是》雜誌沒有明確提到中產階級這個在意識形態上仍然頗爲敏感的術語，但毫無疑問，這個所謂的新階層就是大衆傳播媒介早已經津津樂道的中國中產階級。《求是》雜誌的文章用中國宣傳機構慣有的虛僞姿態談到了他們與工人、農民的聯繫之後，對這個新階層的素質和品德大加讚揚。這是相當不尋常的，因爲就在 1990 年代，中國領導人還以不屑的口吻提到過中產階級，並將它斥之爲“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的主要工具。

　　顯然，在工人和農民逐漸成爲異己力量並隨時可能掀起反叛運動的時候，中共正急於尋找自己新的階級基礎。在中共眼中，中國中產階級就正是這樣一個大有希望的新階級。沒有領會錯的話，中共最新意識形態“三個代表”中的所謂“先進生産力”指的也是這個階層。由此，這個與中國改革開放相伴而生的新階級終於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了自己正式的位置。除了急需尋找合法性資源的中國執政者之外，中國學術界也對中國中產階級寄予了莫大的期望。他們以一種古老的想象，將中產階級描繪爲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描繪成一個新社會主流價值的維繫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在他們那裏，似乎沒有中產階級，國家就沒有未來。就傾注的“熱情”和標榜的程度而言，中國中產階級正是由中國學術界“發現“並“推薦”給中國執政者的。那麽，中產階級究竟是什麽？它真的像中國執政者和中國學術界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樣，具有扭轉乾坤的神秘力量嗎？

　　與邊界明晰的傳統工人及農民階層相比，中國中產階級雖然已經成爲中國都市媒體中的主角，但他們的階級形象仍然異常模糊。就連那些天天談論著這個階級的中國知識界，也似乎只是在談論著一個他們並不知道在哪里的東西。當他們興高采烈的談論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時候，他們更多的是在談論來自西方經驗的西方中產階級。至於在那些淺薄而狡猾的中國媒體那裏，中產階級則完全淪落爲一種具有十足引誘意味的商業廣告。中產階級對當代中國的巨大誘惑力，可能正是來源於它的這種朦朧。神秘的事物之所以充滿誘惑，乃是因爲人們對它的陌生。

　　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的熱烈追逐，或許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

　　究其原意，中產階級與其字面相去不遠，指的是一個社會中間階層。如果僅僅是這樣，中產階級就失去了它的現代意義。因爲這樣的中產階級，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歷史時期都能尋找到。我們現在所談論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指的這樣一種社會結構現象，即隨著現代化的推進以及分工的日益複雜，許多先發國家都出現了中間階層逐漸膨脹並佔據人口大多數的社會結構。這個成分複雜，分佈在現代社會越來越廣泛職業中的階層，就是所謂的中產階級。在企業層面上，它是傳統企業逐漸科層化的産物；在政府層面，它是政府功能日益複雜化，統治者大量分權的産物；在社會層面，它則是仲介機構日趨重要和發達的産物。

　　在這個意義上，分佈在這三個領域中的現代中產階級實際上都可以找到它的傳統“原型”：在企業中，他們是老式的企業主，在政府中，他們是中下層的各種官僚和代理，而在社會中，他們則是像傳統律師這樣的中間人。現代中產階級雖然在職業分佈上已經演化得相當複雜，但從這個角度回溯，它們的譜系仍然是非常清楚的。總體上看，中產階級是現代化過程中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結構日益複雜和精密化在社會結構上的一個結果。它們是連續的，而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的新事物。現代中產階級之所以成爲一種新的社會結構現象並成爲社會學家高度關注的物件，不僅是因爲從事這類職業的人口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日益膨脹並逐漸成爲人口主流，更是因爲這個階級在主流意識以及社會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新意義。（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在意識上所表現出的某種保守傾向以及由此而産生的社會結構上的新意義，使傳統的尤其是馬克思的分析方法陷入了困境。）米爾斯在他那本經典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中，曾經仔細分析過美國中產階級的歷史演化過程，他以富有“社會學想象力”方式洞察到，大量出現的白領階層正在取代由中小企業家、以及律師、醫生等最傳統的職業階層而成爲美國新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職業聲望、收入、工作方式以及自我意識上都由有別于傳統的産業工人，並由此構成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無能在什麽社會，也無論以收入或者其他什麽維度，我們都很難對中產階級作出具有分析意義的精確定義。基於此，米爾斯的“白領”概念可能是一個最富解釋力的值得繼承的視角。白領涵蓋廣泛，但仍然有一個可以大致概括出的特點，那就是：他們都是在從事某種管理性和技術性的工作，他們是憑藉知識和腦力，而不是傳統的體力來完成他們的職業行爲的。只有在白領這個視角上，我們才可以比較有效的觀察和分析中國的中產階級。否則，中產階級這個概念就可能成爲學術上的一個陷阱。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發軔的中國改革開放，在中國歷史上造就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場域。在這個場域中，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服務型經濟的轉型、以及封閉經濟體系在全球化環境中向開放經濟體系的轉型，幾乎是在同一時空中展開的。這些轉型在其他先發國家中則是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逐步完成的，其中許多方面（比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甚至是其他先發國家從來就沒有遭遇過的。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發端並逐步成長起來的。因此，中國中產階級也就在成分上呈現出繁紛複雜，新老並存的局面，對應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新老中產階級們幾乎在同一時間中，齊齊出現在中國社會中。他們中既有由於市場機會突然開放而迅速生長起來的中小企業主，也有存身於外企尤其是跨國公司中的領薪白領，也有仍然寄生于傳統體制中的各種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中的管理人員。這個在短短 20 多年中突然崛起的階層，來源複雜、背景殊異，但他們往上區別於位居社會頂端的各類精英，往下區別于龐大的下層體力勞動階層。正是在這樣一個模糊的邊界上，我們勉強找到了中國歷史上最新的這個中產階級。循此脈絡，我們可以非常粗略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根據陸學藝等人編撰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供的資料，幹部階層、專業技術人員即知識份子階層、國有、集體企業經理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及少量在外資企業中服務的經理人員的加總，大致就是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如此，這個階層的人口總量應該在 8500萬左右。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這尤其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表現在大中城市與小城市之間。考慮到這個特點，如果我們扣除在小城市（尤其是縣城），中西部中等城市的這一部分職業人口，我們上面按職業劃分的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就可能要因爲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據此，綜合收入和職業這兩個確認中產階級最重要的因素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應該不會超過 5000 萬，其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率不會超過7％。如果以都市媒體刻意渲染的那種所謂“有房有車”的生活方式（中國淺薄的媒體經常將中國的富人等同於中產階級）標準衡量，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可能就更會少得可憐。我們這個估計雖然十分粗糙，但不至於太離譜。當然，如果我們將這些中產階級人口全部集中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像上海、北京、廣州這樣的沿海特大城市，就可能産生中國中產階級已經蔚爲壯觀的錯覺。事實上，集中在中國沿海城市中的中產階級的確具有某種“展覽”作用。許多西方觀察家正是通過沿海城市的中產階級“櫥窗”找到中國的中產階級的。有趣的是，外部觀察家們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上述地區發現中國的中產階級了。從 19 世紀中期中國被徹底捲入現代化進程之後，每遇中國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外部觀察家都在像上海、廣州這樣的中國沿海地區“找到”過經濟上和生活方式上的中產階級。

　　西方旅遊者和記者爲此留下過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記錄。而那些對潛在市場天然就具有敏感和想象力的西方商人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描述更是不絕於書。

　　一位外國觀察家在分析中囯共產黨的崛起時，曾經這麽寫道：“中囯共產黨創始於20世紀20年代，當時處於全球性蕭條時期，農民遭受著饑荒、教育和醫療的缺乏以及國際絲綢、煙草和棉花市場的衰頹。相對而言，中國城市的生活相當好。根據歷史學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國男人開始穿戴商業西服、禮帽或布帽，年輕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較富裕的中國人的生活實際上相當舒適，而且外國人發現在中國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舒適。’”這個年前的歷史畫面與今天中國社會有驚人相似之處。而混雜于龐大貧困底層之中那些耀眼的“戴禮貌、穿西服”者正是當時的中產階級。毫無疑問，在將近一個世紀之前，跨國公司的先輩們就已經在中國發現了那些讓他們怦然心動的中產階級。

　　在商人眼中，中產階級具有巨大的消費胃口，所以，中產階級的規模就在某種程度上等同於潛在的市場規模。在這種歷史對比的意義上，中國今天最新的中產階級其實並不是什麽“新”的，而是“舊”的。讓人驚訝的是，中國最新一次中產階級“熱”也首先得益於西方投資家們的“炒作”。美國的投行巨頭美林公司就曾經放膽預言，中國中產階級在未來十年將達到3.5億之巨。其他投行研究機構以及新聞媒體也透過各種調查對中國的中產階級規模紛紛作出估計。與以前那些零星的報道和旅遊記錄相比，西方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這一次對中國中產階級的估計雖然有了更加“科學”和“客觀”的背景，但其興奮程度卻沒有什麽兩樣。這種情緒極大的鼓舞了中國的官員們，他們以更加興奮但顯然也更加外行的方式談論起中國的中產階級，並將它作爲中國經濟燦爛前景的有力佐證。但與我們上面的估計相比，所有這些具有商業招徠性質的展望都顯得過於樂觀和魯莽了。這種魯莽不僅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現狀的判斷上，也同樣體現在他們對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估計上。

　　在所有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樂觀判斷中，都隱含著一種相當可疑的假定：即隨著經濟的增長，中產階級將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歷史結果。但事實上，中產階級的成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對應關係卻遠遠不如想象的那樣清晰和肯定。

　　換句話說，經濟的持續增長並不能等同於中產階級的持續成長，更不等同於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的形成。這一點，我們可以在諸多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歷史中看到。

　　除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外，沒有確實的證據表明，其他後發國家也都隨著經濟增長自然而然的産生了中產階級社會。在更加精確的意義上，中產階級的持續增長與其說取決於經濟增長，倒不如說取決於對經濟增長的具體分配模式，取決於決定這種分配模式的政治結構。有學者曾經意識到，美國及歐洲先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產階級社會的出現，與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由泰勒制向福特製的轉型密切相關。以低薪勞動和血汗工廠爲特徵的泰勒主義外延型積累體制，在積累了大量資本的同時，也製造了一個赤貧的勞動大衆；而福特主義則將更多的利潤還給了工薪勞動者，從而創造出了一個有著巨大的消費胃口和能力的新階層，並推動資本主義向高技術與高薪勞動相結合的轉型。這是一個非常接近中產階級歷史本質的說法。但是，泰勒主義到福特主義的轉型，並不僅僅是出自資本家擴大市場的經營智慧，也同樣出自於勞動階層在爭取權利中的主動姿態。簡言之，這個分配模式上的轉型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雖然我們無法厘清西方中產階級社會出現的所有歷史成因，但有一點非常肯定，那就是，所有這些“原因”都不是隨著經濟增長而自動實現的。中產階級社會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複雜而令人難以捉摸的關係，已經被中國25年的改革歷史所見證。25年來，伴隨著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快速擴大，到2002年，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達到0.46以上，一躍而名列世界前茅。有人統計，1991 年收入在 20％～80％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爲53.2％，而這個資料到2002年已經萎縮到41.6％，十年間減少12個百分點。

　　中間階層人口規模的萎縮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尤其是後半段改革中，以各種現代職業爲特徵的新中產階級的擴張速度落後於舊中產階級的消亡速度。中國實際的中產階級總規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減少。這與中國基尼係數急速趕超的勢頭非常吻合。這個事實不能因爲新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擴張而被掩蓋。中國社會中充滿文學誇張色彩的中產階級想象，並不是建立在對這個階級的歷史考察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種膚淺和幼稚的聯想之上，建立在一種對新中產階級新穎形象的好奇之上。中國中產階級在性質上和形象上的改變，在中國導致了一種對中產階級的普遍幻覺。仔細品味中國新聞媒體爲我們描述的那些中產階級人物以及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你就會輕易發現，那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的少數人。如果這個新中產階級只是我們人口中的少數甚至極少數，那麽他們還是現代中產階級社會中的中產階級嗎？如果它是，那麽中國早在上個世紀初期就已經出現過同樣的中產階級。

　　無論從職業特徵、收入、社會聲望等方面來衡量，在上個世紀早期聚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的洋行職員、政府公職人員、教師、新聞記者們與今天的中國新中產階級並沒有什麽兩樣，但非常清楚的是，我們不能將那個時候的中國稱爲中產階級社會。一個出現了中產階級的社會不能被等同於中產階級社會。同樣的道理，今天的中國離一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可能還有非常遙遠的距離。事實上，上個世紀中國城市中產階級過早夭亡的直接肇因就是當時中國經濟分配上的極端不平衡。

　　分配上的嚴重失衡，也導致了社會階層結構上在 1949 年的突然斷裂。當今天中國的大學教師在津津樂道當年胡適們的薪水是如何了得，並以此來諷喻時代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當時大學教師超高的生活水平恰恰是對那個舊時代貧富分化的最貼切描述。在那個時代，所謂中產階級不過是一小撮，是中國廣大人口中的極少數。諷刺的是，有資料表明，中國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1949年。

　　這是不是在暗示，經過25年艱苦的改革之後，我們正在迅速複製一個舊時代的階級景觀？1949 年之前中國掠奪性的分配體制不僅導致一場血腥的革命，還使中國的現代化之路滑向另一股極端的軌道。這個教訓對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苦澀而又詭譎。它告訴我們，由中產階級而至中產階級社會的道路，相當崎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僅僅是剛剛站在上個世紀同樣的起點上。要想競其全功，不僅需要運氣，更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決非單方面的經濟增長可以促成。更何況，經濟持續增長的前景本身往往就是一個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猜想呢？當有人列舉各種資料言之鑿鑿的告訴你，中國經濟還可以穩定、高速成長年，所以中國的中產階級將在未來達到多少多少億人口的時候，你千萬不要以爲那是縝密的科學結論，那可能是一種無知的信念，也可能是一種陰險的誘拐。

　　在所有的歷史中，從來就沒有什麽肯定的前景，我們面對的永遠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實際上，我們更願意相信這樣一種推斷：如果中國改革中隱性的分配邏輯已經定型，那麽，中國中產階級的命運也就早已經注定。由於存在著一個頑強而穩固的掠奪性分配體制，所謂中產階級可能永遠只是一個兩極社會的欺騙性點綴。換言之，我們可能看到一個新中產階級（就像我們以前以及今天所看到的那樣），但我們可能看不到一個新中產階級的社會。

　　從更加直接的動力來看，中產階級社會的勃興與産業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關係緊密，其中現代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急劇擴張功不可沒。這一點非常容易理解，因爲以專業知識爲職業特徵的現代服務業正是批量創造中產階級職位的溫床。讓人不安的是，在全球經濟分工日益明確和穩固的今天，先發國家産業結構轉型的經驗能不能在中國這樣的後起國家中複製，卻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本世紀之初，中國憑藉幾乎完全失去價格彈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又爭得了一項世界性得榮譽：世界工廠。在許多人陶醉於這個最新成就的時候，我們卻有理由憂慮，中國的經濟結構是不是已經被固定在全球産業分工的最低端，中國的中產階級職位是不是在不知不覺中流向其他國家？在概括中產階級興起的産業結構原因的時候，有人曾經將其歸結爲所謂“産業軟化”。但觀察中國的經濟，我們就會發現，在經濟不斷增長的同時，中國的産業結構卻在反常的“硬化”。這個趨勢中隱含的一個後果大概就是，中國經濟可能只需要少量的中產階級，而與此同時，卻需要大量的血汗勞動力（我們經常用毫無感情色彩的術語稱其爲廉價勞動力）。無疑，在中國的社會版圖中，中產階級市今天最爲抓人的一面。不過，當我們爲這種情景所吸引的時候，我們必須記住：那僅僅是中國的一面，而它的重要性取決於它與那個巨大背景的對比。這就是所謂世界工廠在中國社會階層結構上所呈現出的真實面相。

　　中國的這種産業結構特點，固然是受到了國際經濟體系的擠迫以及中國本身的比較優勢的影響，但影響最烈的莫過於對國內公民的各種經濟和政治權利的剝奪。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從對國內公民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各種荒謬的限制中（這尤其表現在各種現代服務業的准入限制中）看得非常清楚。這種剝奪雖然換來了外資的大量湧入和官營企業的過度投資，換來了超高投資率爲鮮明特徵的經濟增長，但其代價則是民間經濟、國內經濟自主成長能力的長期萎縮。更加確切的說，由於製造業投資在創造GDP上的顯著功能，中國經濟實際上已經構成了對製造業投資（不管是外來投資還是國內投資）嚴重的成癮性依賴。這顯然極大的抑制中國本土中產階級的成長空間。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有“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惡性傳統，但這種傳統在20世紀晚期的中國改革開放中表現得同樣明顯。只不過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同，其內容變成了“寧贈友邦和權貴、不予家奴”。有強烈的迹象表明，中國的産業結構正在走向某種危險的極端。1997 年之後，中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一直落後於GDP的增長速度，至今已經持續了8年之久。這也就是說，中國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不是在增加，而是在不斷減少。在所有我們聽說過的經濟增長案例中，這無疑都是相當令人吃驚的反常特例。如果這個現象已經構成一個被鎖定的趨勢，那麽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判斷：中國中產階級的總規模已經在過去的幾年中悄悄的達到了它的頂峰？因爲我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中產階級社會怎麽可以在一個服務業份額不斷萎縮的經濟體系中出現。

　　不過，這不是中國服務業的唯一隱憂。簡單的觀察一下中國今天的所謂服務業實況，我們就不難對中國服務業的整體競爭力以及發展潛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種流行的調侃，中國的服務業大概就是餐飲和帶有曖昧色調的髮廊的集合。

　　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說，“中國發展服務業其實不難，只要我們充分發揮中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你給我按摩，我給你按摩，保證服務業能夠大發展，而且比美國人的生活舒坦一萬倍。”這個絕妙的“經濟主張”或許的確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顯的是，這種建立在獨特國民性基礎上的服務業，恐怕很難哺育出一個現代中產階級社會。經濟和産業結構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上的畸形。

　　新世紀之後，中國城市中的住房、汽車、旅遊等各種中產階級消費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在這些消費人群的背後，一個陌生階級的身影似乎已經翩然而至。這在中國內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產階級想象。這種想象，對長期困擾與內需疲弱的中國的經濟來說，無異於買到了一份未來的保險。在2004年2月的一份報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預測中國中產階級家庭將在2010年達到1億之後，緊接著要告訴人們的就是：一億個中產階級家庭意味著巨大的消費市場”不用問，“這這是投行經濟學家爲投資者們開出的一份中國經濟增長的期貨。

中產階級人口與消費市場規模之間直觀而富有魅力的換算關係，吸引了大量國際投行對中國中產階級的關注。所以，當他們在描述中國中產階級的規模時，他們實際上是在測算潛在消費市場的規模。從歷史的角度看，中產階級的成長與消費社會的興起密不可分，呈現高相關性。在許多人看來，中產階級是天生的消費階級，是消費欲望與消費能力的完美結合。如果說人們在中產階級其他特性上還存在什麽分歧的話，那麽對中產階級在消費特性方面的認識則幾乎完全一致。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這種貼現和誇張性格，在中國初起的中產階級消費浪潮中得到了一脈相承的貫徹。我們說，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世界的中產階級，這不僅僅是因爲他們在發生學的角度與國際資本關係緊密，也同樣是因爲他們在消費特點上與世界中產階級的神似。遠東經濟評論在在中國大陸進行的大型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趣味上與其他國家中產階級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已經與世界其他中產階級完全接軌。消費，既是中國中產階級區別於其他階層的外在階層標誌，也是他們內在的共同意識。在消費上製造差別，並贏取社會聲望，消費上的前衛性就是中產階級們必然要追捧的。的確，消費上的進取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對中國社會最具影響力和示範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經諷刺中產階級說：中產階級只有生活方式，沒有生活。但不管中產階級的在生活方式上多麽俗氣和做作，但他們在推動消費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功能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上，中國經濟在新世紀之後在消費上的表現完全得益於中國中產階級的消費爆發力。不過，誠如我們前面對中國中產階級總體規模和未來發展的估計，中國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爆發力能夠持續多久則是一個極大的疑問。消費爆發性增長之後的長期停滯，我們已經在彩電等其他家電産品市場上看到，它們會不會在汽車、住房等商品市場中再現呢？在某個短暫時段中的集中消費浪潮，可能與中國的收入結構以及獨特的國民性格有關，但卻可能造成中產階級社會正在按照某種歷史必然性準時到來的錯覺。零碎的事實和大膽的猜想，是中國時下中產階級想象的兩個主要來源。

　　經濟增長不一定會帶來中產階級社會，但中產階級的規模擴張則肯定會推動經濟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社會對中產階級寄予的巨大經濟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與這種期望相比，中國社會（主要是中國學術界）對中產階級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當然的味道了。在幾乎所有的中產階級論述中，中產階級一直被賦予了社會穩定器的標準政治形象。這基於這樣一個假設，即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具有與他們的階級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識。所謂消費前衛、政治後衛，就是對中產階級意識的一種形象概括。顯然，這是出自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歷史經驗。不過，中產階級成爲社會穩定力量並不是不需要條件的，這不僅與一個國家的制度條件，文化條件有關，也與中產階級自身的規模和素質有關。彼中產階級並非此中產階級，在我們看來，中國的中產階級可能恐怕很難擔當塑造社會主流價值，消解社會激進力量的角色。這不惟是中國中產階級人數極少，而且也是因爲中國中產階級從根本上缺乏穩定和獨立的政治意識。極而言之，他們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價值觀。中國現階段的中產階級誕生於一個全面失範的轉型時期，這導致了中國中產階級鮮明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價值傾向。他們從來就不真的相信什麽，他們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規則，同樣也不相信市場。他們僅僅相信眼前的實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帶來實惠的機會主義手段，哪怕這些實惠可能違反任何一種正義準則。當我有一次談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時候，一位中產階級博導冷漠的說：這很正常。我聞之大駭。顯然，中國的中產階級一點也不在乎把中國變成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殘酷試驗場。中國中產階級這種極端的叢林面目，與中產階級在教科書上所具有的溫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萬八千里？事實上，這樣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態度，在中國中產階級中相當流行。不過，千萬不要以爲他們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真正的信徒。當他們自己成爲這個主義的犧牲品的時候，他們立即就會激進的反對這個主義。因爲他們從中國改革開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中國中產階級的形象雖然十分模糊和分裂，並且具有某種異端和體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質和主流而言，中國中產階級仍然隸屬于傳統的政治權力結構。考慮到中國改革是官僚內部的分權過程，中國中產階級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被稱作中國改革中的“權力經紀”，換言之，他們是帶著體制外面具的體制中人。他們在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邊緣來回遊弋，以期毫無成本的博取改革紅利。有調查表明，中國私營業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幹部。這說明了，中國中產階級與壟斷性權力體制有密切的勾連。私營業主如此，新中產階級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職業中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這種與政治特權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國中產階級的上層表現得尤其明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中產階級中的大部分，其實不是什麽突然之間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新生事物，而是脫胎於舊體制的舊官僚。在第一批個體戶和私營業主（他們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短暫的自由放任時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產階級，非常類似于米爾斯描述過的美國老中產階級）在市場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之下迅速的衰敗之後，中國新中產階級的面目越來越趨近于傳統官僚的臉譜。無論他們帶有何種職業面罩，他們更多的不是屬於市場，而是屬於舊權力。在中國，新中產階級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個人色彩的，但從其主要的來源看，他們仍然是在演繹某種集體的命運和階級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國中產階級就不可能不具有強烈的權威主義人格。他們以順從特權爲本階級的天然品格，因爲只有這樣才最符合他們的機會主義計算。令人厭惡的是，他們經常將這種品格標榜爲成熟和理性，並以個人的成就來證明和炫耀這種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這種品格，中國中產階級成爲某種得勢的極端主義追隨者就不足爲奇了。有調查表明，中國中產階級有強烈和極端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極端傾向固然與某種誘導有關，但無論如何也稱不上健康、理性和溫和。

　　按照對中產階級的標準描述，中產階級在一個社會中應該起著承上啓下的溝通和妥協功能。中產階級的這種階層地位可以直接還原爲他們在工作場所中的地位，他們上有老闆，下有藍領，起著居間調停，上下協調的作用。放之於整個社會，中產階級扮演的，就是粘合社會分裂，尋找國家共識、塑造主流價值的的角色。中產階級的溫和意識形態即由此而生。不過，這對中國中產階級可能並不適用。誠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的，誕生於特殊時期的中國中產階級，帶著與這一時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揮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們根本就不是什麽主流價值的創造者，而是一批毫無主見的追隨者和徹頭徹尾的依附者。比起 1930 年代中國中產階級，中國今天的所謂中產階級，都具有更加強烈的政治依附性。無論是今天的大學、律師所，還是公務機關，都遠比那個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機構的附屬物。所以，他們根本無力爲轉型社會創造一種基本價值，因爲除了消費主義，他們本身就沒有價值。

　　中國新興中產階級的一部分是與世界市場在中國的擴展同步成長起來的，世界市場的擴展不僅爲他們帶來新的機會，也爲他們帶來了新的意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新興中產階級只是世界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命運，更多的是與世界市場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本國的其他階層有機地聯繫在一起，他們的意識更多的是與世界主流意識同構，而不是與他意識同構。馬克思曾經說過，無產階級無國界，而在今天，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中產階級無國界。在相當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場已經將中國中產階級從民族國家中分離出去，而成爲世界市場的的一個有機構成。中國中產階級與其他民族國家的同類雖然有不同的膚色，但卻分享著同樣的意識形態。換言之，世界市場的興衰直接關乎他們中產階級身份。

　　這構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另外一種依附。

　　中產階級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來源於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依附性。與中國其他階級一樣，中國中產階級毫無組織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備組織起來談判的力量。這決定了，他們只能以分散的狀態，個別的去追求自己的經濟利益。

　　他們無法改變現行的分配結構，也就只能依附於這種結構。憑藉自己在智力上的優勢，他們隨時準備先人一步將自己出賣給出價最高者或者權勢最強者，以換取消費上的更大自由和個人地位的提升。而經濟地位的提升正是中產階級們最爲珍視的身份來源。顯然，在政治權力仍然全面宰製中國社會的今天，中產階級就只能依附於權力、委身於權力。他們飽嘗權力的蹂躪，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躪所有的信念。有論者指出，中國中產階級出現普遍的政治冷漠特點。但這與其說是一種政治冷漠，倒不如說是一種政治變態——一種由政治恐懼導致的政治市儈主義。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國政治領域中出現某種壓倒性的極端思潮，中國中產階級將是熱烈的追隨者。德國中產階級在法西斯時期所留下的狂熱和盲目紀錄，多少可以證明這一點。

　　從1978年算起，中國經濟已經連續高速增長了25年，這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從另一方面來看，經濟增長持續的時間越是長，離經濟停滯或者突然挫折的距離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經濟境遇上的突變，對在經濟增長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卻極其脆弱的中國中產階級來說，將可能意味著某種不能承受的挫折。中產階級最重要賴以維繫他們階級地位的最重要的保護傘，就是他們的職業穩定性，但任何經濟衰退，首先要攻擊的就是這種職業穩定性。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新生的中產階級的未來實在前途叵測。

　　我們有一種近乎直覺的判斷，由於中國的經濟競爭力集中在廉價勞動力上，所以白領中產階級將是經濟衰退時期遭受失業困擾最爲嚴重的一個階層。中國大學畢業生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爲這種前景作出了某種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標準，中國大學畢業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無疑是相當低的。但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中國1999年第一次擴招的大學生甫一畢業，就遭遇了畢業即失業的困難。

　　荒誕的是，減輕就業市場壓力正是中國大學大肆擴招最大的理由。大學一直被公認爲是批量製造中產階級的機器，但在中國，大學卻似乎正在變成製造失業中產階級的機器。大學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爲中產階級職業應該具有的技能和知識，但關鍵的問題卻在於：我們能不能提供這麽多中產階級的職位？大學生作爲替補中產階級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國中產階級在一個特殊時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國改革的歷史之中，我們甚至發現，中國中產階級的厄運早在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因爲從這個時期開始，中國發家致富的秘訣已經悄悄的讓位於了權貴資本主義的邏輯。中產階級靠自我奮鬥實現夢想的奇迹，已經成爲零星的個案。

　　在中國所有的階層中，中產階級可能是最信奉個人奮鬥的一群。中產階級沒有財産，但卻具有人力資本，他們信奉這種資本的力量，也普遍將自己的成功歸功於這種力量。這種僞意識，使中國中產階級産生了一種認知上的迷亂，他們誤以爲這種自我奮鬥是不需要體制和制度條件的。這種認識在中國改革開放知道 90 年代初期，市場機會急速擴大的情況下，多少得到現實的印證。但進入 1990 年代中期之後，中產階級這種自我奮鬥的意識開始碰到市場和制度的雙重壁壘。當權貴體制開始逐漸恢復它冰冷的真面目時，自我奮鬥神話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顔色。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建立在個人人力資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奮鬥意識對中國中產階級人群熏染之深，使他們輕視組織性的力量和體制性的改善，這既是中產階級的迷人之處，也是他們作爲一個社會階層的軟弱性之根源所在。先發國家的中產階級可以憑藉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並通過制度性的選票市場來顯示他們的力量，那麽，既無組織資源，又無制度依恃的中國中產階級將如何表達他們的訴求？

　　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國中產階級就會因爲各種原因而開始具有強烈的表達願望。然而，他們已經注定是政治上無關緊要的一群。因爲他們既無表達渠道，也無表達能力。一個被都市媒體渲染成時代英雄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這大概就是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的本來面目。他們連自己的命運都無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設、維護一個穩定而溫和的社會呢？

二、誰在治理中國？

　　——陰影中中國的精英們年代中期，中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應邀到南京某單位講課，下榻在南京當時最豪華的一家五星級酒店。次日，經濟學家離開，邀請單位去酒店結帳。

　　但讓邀請單位大吃一驚的是，一夜之間，這位經濟學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費了一萬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費一萬也是一個驚人的數位，而在90年代中期，這個紀錄則絕對足以令人瞠目結舌。在領教了這位著名經濟學家的學問之餘，邀請單位也對這位元經濟學家的個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學術大腕的這種排場，讓這家單位再也不敢邀請經濟學家了。現在，這位年事已高的經濟學家依然活躍在各種媒體上，接受著蕓蕓衆生們的頂禮膜拜。

　　不過，這僅僅是中國知識精英們在 90 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後不久，在經過了最後的抵抗和遊移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開始了一個急速潰爛和惡變的過程，其形象也由此變得更加猥瑣和不堪。

　　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元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元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爲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裏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爲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然而，千真萬確，正是他們——標榜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知識精英群體，正在以最漫畫的方式演示著中國改革價值在90年代中後期的徹底淪喪。

　　如果說從89之後直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還是在以個人的方式偷竊的話，那麽自此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群體則是以整體的方式對改革價值進行背叛，並不惜以踐踏道德底線的手段開始搶劫。偷竊還僅僅是趁人不備的時候順手牽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費一萬元的經濟學家。而搶劫則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們他人交出錢來，就像那一位逼著人家爲自己的情婦買單的院士一樣。前者與後者的區別在於，偷竊者是對自己的行爲懷有恥感的，而搶劫者則完全不在乎他們的行爲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義的。當然，中國的知識精英並不擁有暴力，他們只有名望和話語權力，但在話語權力無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畢之後，他們就只能用對自我實施道德暴力的方式來牟取錢財。事實上，在 90 年代中期之後，這種道德自殘已經成爲中國知識精英群體最主要的謀生方式。這意味著，作爲一個整體，在欺騙或者乞討的時候，中國知識精英群體已經不再會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價。他們已經在整體上被徹底“痞”化，成爲分贓體制中最重要、最主動的分贓者之一。

　　作爲中國新的精英階級的主要成員，中國知識精英不僅標示了中國社會的精神現狀，也標示了中國整個精英階級的現狀。

　　年的改革之後，中國社會的面目已經煥然一新，精英階級的浮現就是這個“新社會”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與毛澤東時代政治精英一統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國的精英已經在功能上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論劃分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都已經在中國出現。以這個角度理解，所謂精英，其實就是那些運用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對社會施加重要影響並對大衆具有示範作用的人。顯然，這是一個人數極少但卻舉足輕重的階級。

　　雖然天生幽默的美國人在使用精英一詞的時候，經常會暗含諷刺，但在中國，無論是媒體還是民間，精英一詞都充滿了對某種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響力的聯想。這種聯想非常準確。如果忽略掉那個人數很少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