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三章 新階級，舊景觀

傅祥，是中國江蘇省揚州市的一位下崗工人。20 多年前，他與許多知識青年一起，從江蘇北部的一個貧窮的農村，回到了這座城市。然後，他進入一家皮鞋廠做了一名工人。從農民變成工人，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階層轉換。按照中國社會學家的劃分方法，傅祥實際上已經躋身於了那個時代的城市“中產階級”

　　行列。的確，在這座歷史上以繁華和富庶著名的中國城市中，傅祥的日子雖然遠遠算不上“中産”，但與絕大多數人沒有什麽兩樣。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

　　的身份已經賦予了他某種職業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義所寄託的那樣，穩定而安詳。在整個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靜的。進入90年代之後，皮鞋廠的困境日甚一日，用賣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資的情況經常發生。終於，傅祥下崗了。現在，傅祥住在他那間父親留下來的已經殘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領取元的下崗“工資”。傅祥的這間住所陰冷而潮濕，爲了節省開支，傅祥在晚上已經很少使用電燈了。傅祥已經結過兩次婚，白天，他經常將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個年紀很小的兒子獨自鎖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無論是在他自己還是在別人的眼光中，經過20多年的變化，傅祥已經徹底的沈入了中國社會的底層。

　　在接近60歲的時候，他的未來似乎變得一片黯淡。

　　傅祥的住所位於這座城市一個十分古老的街區。據說，這個街區是幾百年前清兵火燒揚州時僅存的十八戶人家，故名“十八家”。這個非常有歷史的街區，這一次又通過傅祥的經歷，演繹著中國最新近的一段歷史。見證過中國改革開放年歷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經歷只是中國最新一輪劇烈階層分化的一個縮影。

　　這種悲喜劇，正在中國廣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著。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寫同一本書的同一章節的時候，我是這樣寫的：

　　“中國社會正在從一個同質社會迅速的走向一個層次分明的社會；從一個差別很小的社會演變成一個差別急劇放大的社會。差別的形成過程正是一個社會內部能量聚集的過程。可以想象，在一個有著 12 億人口的巨大社會中重新分層並製造令人目眩的財富差別，風險將是巨大的。那麽這種不可避免的帶有強烈掠奪色彩的重新分配將會給我們帶來什麽呢？是中國社會從此走向良性迴圈的契機，還是重新蹈入歷史災難的又一個拐點？這是一個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因爲我們很快就會面對，中國社會所呈現出來的刺眼差別以及這種差別給我們日常生活所帶來的強烈震撼。我們將看到肮髒混亂的貧民窟和富豪盈門的高級俱樂部所構成的鮮明對比。”

　　八年之後，傅祥的生活變化證實了這個預言。只不過，傅祥以及其他個案所顯示出的絕對貧困程度，似乎已經超出了我們當初的估計。

一、農民，被隔離的底層

年年末到 1993 年 6 月，四川仁壽縣的農民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抗稅“暴動”。這次暴動，無論是規模之盛，還是時間之長，都是中共建政之後的最高記錄。現在已經廣泛披露的資料證實，在這次抗議的最高峰時期，包圍仁壽縣政府的農民有上萬之衆。對於一直就以“農民問題專家”自命的中共來說，仁壽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農民暴動可能只是一個丟人的“洋相”而已，但對於闊別農民運動已經半個世紀的中國來說，這可能就意味著某種不祥的歷史接續。在中國將近1個半世紀的現代化歷史中，農民問題一直就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面相。也正是憑藉對這個中國式問題的清醒洞察，中囯共產黨才從一個小小的革命集團而最後成爲一個強大的執政者的。仁壽縣，位於中國內陸省份四川，離省會成都不遠。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內陸省份一直是中國農民運動的發祥之地。在平靜了40多年之後，大規模的農民運動又一次爆發在中國偏遠的內陸省份，這很難說是偶然的。不過，仁壽農民運動最具有象徵意義的方面，是它爆發的時間。

　　仁壽農民暴動，發生在1992年年末，離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僅僅一年時間。

　　年，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戾點，是以城市爲主的中國市場化改革一個大規模的重新啓動時期。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城市中都彌漫著一種“新紀元”

　　的躁動，開發區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財富神話四處流傳，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種興奮和焦慮緊攥著。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中的絕對優勢地位，使資源在短時間內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這背後，並作爲中國城市迅速抽取農村金融和財政資源的一個直接後果，農民迅速地暴動了！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中國現代化歷史中，資源在城市的聚集與農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就性質而言，仁壽農民暴動與半個世紀之前的農民運動並沒有什麽不同，不過是綿延於中國近代史中的衆多農民運動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僅僅在於，它重新開啓了長期困擾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農民問題的大幕。果然，在 1992 年之後，中國農村類似仁壽事件的農民暴動此起彼伏，不絕於耳。在這個意義上，仁壽農民暴動實際上是將一個古老的中國問題以一種現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們的面前。從年鄧小平開始他傳奇的農村改革，到 1992 年中國城市開始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農村度過了十多年的平靜時光，於是，農民問題退出了中國人的視野。

　　時隔十多年之後，仁壽農民以“起義”的方式告訴我們：那只是一個假相。中國農民短暫幸福時光的結束，實際上也同時意味著，中國農村改革的最後一絲餘蔭消失了。這個發端於1979年的農村改革，曾經創造了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溫飽傳奇，其成果庇護中國改革將近20 年之久。然而，當中國城市大規模的重啓市場化的進程之後，中國農村在資源競爭中的天然劣勢就立即暴露在了人們面前。與此同時，鄧小平農村改革奇迹的過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來。如果說 1979 年之前，中國農民受到的是政治剝奪，那麽 1992 年之後，在中國普遍的“僞市場化”的競爭環境中，農民受到的實際上是政治和“僞市場”的雙重剝奪。自年以降，中國農村的衰敗已經成爲一個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在那次仁壽暴動中湧現出來的農民領袖張德安在的此後十年中持續活躍事實足以證明這一點）有外國農業專家估計，到2002年的時候，中國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時期。城鄉收入差距的國際比較顯示，世界大多數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爲1比1.5，超過2的國家極其罕見。而現在所有統計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估計都超過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種隱性福利，這個資料甚至達到4～倍。結合許多學者對中國內陸農村悲慘現狀的切身描述，人們可以提出的唯一問題應該是：中國農村的“暴動”爲什麽會這麽少？對此，中國學者秦暉先生精闢地評論到：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由於對 1949 年之前的農民問題沒有親身的體驗，我們很難判斷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性是否已經超過1949年之前，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我們又遇到了一個老問題。

　　在中國發生的所謂鄧小平奇迹，準確的說是一次關於解決農民問題的奇迹。

　　而鄧小平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辦法其實非常簡單，那就是以“聯産承包責任制”

　　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爲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對於這個改革，中共一位老資格的農業問題專家曾經感慨的說，“在我過去四十年的農村工作中，前後兩次真正看到黨的政策發動了農民。一次是年在太行區黎城縣的減租減息和退押運動（他當時擔任該縣縣委書記）……第二次，就是這次建立家庭聯産承包制”。然而，與鄧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樣，鄧小平關於農村改革的思想也帶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個由鄧小平的兩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試驗繼而在中國大陸廣泛推廣的“聯産承包責任制”，雖然神奇的釋放了中國農民的創造潛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簡單”的發明無論怎麽評價都不過分），使中國農業躍上了1984年的頂峰，但我們不能不看到，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農業和農村問題的環境已經大變，聯産承包——這種曾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農業發展的過渡性土地制度的潛能已接近油盡燈滅之時。確切的說，這個主要以增加糧食産量而不是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爲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潛能早在年代中期就已經釋放到了極至。只不過，這一點遠不如今日這般顯眼而已。

　　年之後，中國農業（當時主要體現在糧食産量上）逐漸趨於停滯狀態，糧食價格的波動也趨於頻繁。每一次波動之後，增加農業投入的呼聲便會隨之高漲。1993 年之後這種呼聲更是聲聲不絕。但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雖然中央政府一再強調農業尤其是糧食對於一個 13 億人口大國的戰略重要性，一再強調所謂“無農不穩”的古老訓誡，但農業投入在全社會總投入中的比例還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農業投入占國家總投資規模的比例在 1978 年達到 10.3％的紀錄之後，就開始逐年下滑，到年的時候，農業僅占2％，在扣除通貨膨脹後，1994 年的農業投入實際上是－％。不過，政府對農業投入的不足，並不是中國農業問題的要害，一個顯見的事實是，作爲一個有巨量農業人口的國家，中國政府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補貼8億農民。這樣，對農業的投入就只能落在農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這一點上，聯産承包制構成了致命的障礙。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獲得僅僅是期限相當不確定的經營權，而不是所有權，農民對土地收益預期的不穩定性可想而知。在整個 80 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們經常可以聽到對中國農民“短視和愚昧”的嘲笑，所謂“寧願花鉅資蓋房，也不願意花錢投入農業”。不過這種嘲笑除了證明嘲笑者自己的無知之外，更精確的刻畫了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無能。事實上，在中國國有企業廣泛試驗過的“承包制”，也遇到了類似的産權困境。只不過，這種産權制度在激發企業承包者的短期行爲方面，比在中國農民那裏表現得更加露骨。最起碼，中國農民還有一份對土地的傳統感情依賴。在這樣一種土地産權的安排下，農民除了維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夠做的就是，儘量減少對土地的投入。基層官僚體系從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出發，對農村地權的隨意調整，也加劇了這一趨勢。山西一位村支部書記甫一上任就立即廢止了原來的承包合同。這位蠻橫的基層幹部對這種毀約行爲毫不在乎，他說， 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動搖，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麽調就怎麽調。”而這位山西村支部書記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脅農民：“誰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誰”。要緊的是，這種借助政治權力損害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情況並不是個別的。這其實說明，雖然具有法律性質的“聯産承包制責任制”在表面上規定了農民的“經營權”，但通過各級官僚體系的侵蝕，真正到農民手上的，實際上連“經營權”都不是。在這樣一種事實契約中，如果中國農民還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證明他們的腦子真的壞了。事實說明，中國農民的腦子沒有壞，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以減少對土地的投入來規避損失。這種規避在80年代末期表現爲減少投入（官方資料顯示， 對農業的投入農民年比上年減少２２.２％，1990年減少 ３５.４％，1991年更銳減３８.２ ％。），到90年代中後期則演化爲大量撂荒，青壯勞力悉數出走。在今天的中國農村，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涼村莊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象。中國農村的衰敗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經創造過什麽的人間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懷有什麽樣令人生疑的政治動機，中國 90 年代直到今天的農村現實告訴我們，這個在曾經7～80年代十分靈驗的土地制度，已經遇到了嚴重的麻煩。這個麻煩不僅來源於我們上面已經論述過的産權問題，也同樣來源於這個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問題。土地碎化，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本來就是中國特殊的資源稟賦所賦予中國農業的一個突出特色。在城鄉分割，農民不能自由流動的情況下，這個特色導致了中國農業的“內卷化”困境。所謂“內卷化”指出的是這樣一種情形：

　　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資源約束之下，中國農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斷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發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的趨勢。如此，農民的耕種主要變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潤。在中國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積只有 0.76 畝，低於世界0.8畝世界土地警戒線標準。也就是說，在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經越過土地供養人口的極限水平（而提高農業單産水平總是有極限的）。顯然，這個趨勢構成了對現代化農業的一種反動。“內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種“退化”和“不發展”狀況，與具有濃厚“進化”意味的“現代化”

　　含義恰成兩極。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決了激勵難題的同時，卻繼承了這個特色。在與其他先對代産業的競爭中，農業本身就具有無法克服的比較劣勢，中國以戶爲單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加劇了這種劣勢。

　　無論是依經濟之規律，還是征諸其他現代化國家農業發展之歷史，規模經營都是中國農業難以逾越的一個的必經過程。然而，在中國談規模經營，很容易讓人們聯想到令人不寒而慄的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制度雖然有土地集中，規模經營的優勢，但其衰敗的內部激勵機制卻早已聲名狼藉。1979 年後中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經驗也證明，現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帶有小規模經營的特點，其績效也要比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優越得多。如此，設計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勵優勢，有能發展大規模經營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國農業走出困境的鑰匙。在我們的想象中，能夠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規模的私有化。只有這樣，土地才能夠迅速集中在少數有經營水平的農民手中，並使中國農業在規模經營的推動下走出困境。不過，這種辦法很難爲現有的中國領導人所接受，且不論其意識形態上的背叛色彩（從某種意義上講，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碩果僅存的最後一份遺産，任何中共領導人跨出這一步都必須承受致命的政治風險），單就其操作過程中所可能産生的巨大社會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望而卻步。素以鐵碗著稱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先生在 90 年代中期談到農村股份制的時候，曾經隱晦的談到了對土地私有化的擔心。我們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現出了這樣一幅圖景：大量失地農民在中國城市和鄉村四處流竄，尋找著生存機會。膽小的賣兒賣女，膽大的則偷竊、搶劫、殺人越貨。他或許在擔心，中國會不會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對於有過 1949 年之前中國生活經歷的人，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幅駭人的圖景或許算不上誇張。理解了這一層，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領導人對土地私有化的疑慮並不完全是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有著深刻的個人經歷的因由。事實上，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確順序應該是，先進城，後私有。但在當代中國城市已經進入排出勞動力階段的時候，我們懷疑農村土地私有化的條件已經不復存在。的確，在城市不能爲中國農民創造足夠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土地的急驟集中所可能帶來的社會苦難是非常現實的。更爲棘手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的是，我們甚至無法判斷，今天中國城市吸納農業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國時期更好。中國城市失業率在90年代後期急劇升高的事實，增加了我們這種懷疑。

　　農村問題在當代中國的嚴重性與複雜性在於：它幾乎與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交織在一起。如果放任農民工進城，那麽他們就可能與城市失業工人形成生存競爭，如果以提高糧食價格地辦法將農民繼續留在土地上，則可能對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業工人構成致命打擊。

　　正是在這種左右支絀的情況下，爲了穩定糧食價格和農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後期重新恢復了國家對糧食的收購政策。這一行政措施不但沒有挽救中國農業的頹勢（事實上，中國糧食産量自1999年之後連續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國國有糧食系統3000億的虧損。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幾次重要的失敗之一。很清楚，現行農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規模經營困境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已經暴露得十分徹底，但直到今天，我們似乎都還沒有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有迹象顯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 2003 年年末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文件上，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這樣表達了他們的突圍欲望： 農戶在承包期內可依法、自願、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完善流轉辦法，“逐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適度”一詞昭顯了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如履薄冰的心態。這種心態，與其說反映了中國新領導者的穩健風格，倒不如說反映了中國農業進退維谷的痛苦處境。然而，與這種以不變應萬變的“悠然從容”相比，中國的農民卻在飛快的滑向深淵。按照中國一位著名鄉官李昌平先生的說法就是：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先生爲他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觸目的證據是，在他曾經管制的鄉村中，經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訴他，他們希望早點了結自己的生命。這可不是農民說著玩玩的，就在這位良心未泯的鄉黨委書記辭官後不長的一段時間中，他所在的湖北監利縣就有四位農民自殺。

　　中國農村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又一次深淵之旅，由於另外一個因素而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這個因素就是WTO。雖然有“聰明”的經濟學家舉出這樣和那樣的證據告訴我們，中國農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 WTO。但事實卻是，在加入的當年，中國最具農業競爭力的幾個省份就立即發生了“新東北現象”。在陡然面對國際競爭之後，中國東北地區部分農產品開始嚴重積壓，其低下的競爭力被國際市場襯托得一覽無餘。2004 年中國在停止多年之後重新從世界市場上進口糧食，引起世界糧食價格波動。這個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國農民的命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全球市場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早在 1995 年，中國的大宗農產品如糧食、棉花、羊毛、油料等産品的價格就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市場的價格水平。只不過，由於當時封閉的市場環境，沒有人過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險資訊。當時的一則報道曾經透露，中國大量進口糧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的農產品價格大幅上漲。90 年代中國農業所顯露出來的危險迹象被一位美國專家敏銳的捕捉到了。這位名叫布朗的美國學者將他的思考概括爲一個聳人聽聞的書名： 誰來養活中國》。這本書在當時曾經激起了巨大的爭論，也強烈的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來，這應該是有關中國農業問題振聾發聵的第一聲。

　　事實上，無論是從科技支撐、産權制度還是産業化程度，靠天吃飯的中國農業與發達國家的農業都不是一個數量級的。這個明顯的不利因素，遲早都會發生作用。

　　我們所不知道的是：它會以什麽樣方式展開以及這場競爭的殘酷程度。日本、南韓以及其他國家農民屢見不鮮的農民抗議畫面，爲中國農民可能的生存境況提供了可以參照的藍本。其不同之處僅僅在於，中國的農業人口有接近八億之巨。或許，中國（當然也包括中國農民）最終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但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我們必須提醒的是，這個過程可能相當冷酷。當然就目前中國農民已經在生存線上掙扎的現狀看，中國農民的確沒有理由懼怕國際競爭，因爲他們的處境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許多經濟學家對入世之後中國農民生存狀況的樂觀預測才是正確的。很顯然，這種樂觀是建立在這樣一個殘酷的假設之上的：中國農民對惡劣的生存水平有著超強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國特殊的農業資源稟賦和落後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國農民的悲慘狀況還有另外一個重要來源，這就是籠罩在中國農民頭上的龐大的官僚體系。有統計表明，僅鄉鎮一級，爲了維持官僚體系的生存，每年就要從中國農民身上“創收”億元。

　　中國的學者喜歡將中國農民問題歸結爲所謂“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但這個形象的概括卻具有明顯的誤導作用，因爲所有這些發生在農村的問題，其根源卻在遙遠的城市，在盤踞於遙遠城市之中的官僚體系。現在已經很出名的農村企業家孫大午用樸實的語言概括了這種狀況，他說，“問題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沒有理解錯的話，他所說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體系。在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媒體中，農村基層官員已經變成了中國幹部隊伍中最負面的典型。這造成了一種廣泛的錯覺，以爲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所有罪惡行爲都是由這一群目無綱紀的基層幹部獨立製造的。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確實有許多駭人聽聞的紀錄，但準確的說，他們經常只是這些悲劇的實施者，而不是導演者，真正的導演者是具有強大剝奪性的中國官僚體系，然而，他們卻在農民看不見的地方。農村基層官員不過是這個層次複雜的官僚體系中的最低一層，是官僚體系這部噬血機器插入中國底層社會的一個個針頭。這個位置注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官員將在官僚機器與底層民衆的衝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資源極其稀薄的中國農村，與掙扎在溫飽線上的農民爭奪生存資源，這個角色就必然會帶有某種血腥的氣味。中國媒體最近幾年披露的事實說明，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暴力行爲已有愈演愈烈之勢。

　　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松因上訪反映村小學建築中的經濟問題，被公安機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之後，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其殘忍和血型程度令人髮指。

　　通常說來，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權，暴力手段都是一種成本高昂的選擇。

　　因爲這不僅可能帶來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鬧大了，發展成爲某種群體性事件，基層幹部還可能受到上級的懲戒。李昌平就曾經成爲過這種上級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殺事件引起了高層震怒。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爲什麽在外界看來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呢？這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農村的生存資源已經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這個意義上，暴力行爲發生的頻度，實際上就是衡量中國農村生存資源稀缺程度的一個靈敏指標。雖然在少數城市化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農村，基層幹部手中的權力比較值錢，因而聚斂了可觀的財富，但就大多數農村而言，普通基層幹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實權的基層領導）的生存狀態與他們的農民鄰居相去不遠。據我們所知，就是在江蘇這樣經濟發達的省份，基層鄉鎮幹部被拖欠工資的情形也經常發生，要注意的是，他們的工資水平本來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國農村越來越頻密的暴力背後，我們看到的不是底層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則是“國家”的瘋狂。作爲國家官僚體系的最低層級，中國農村基層官員的工資等基本生存資源以及更高級的諸如提拔之類的個人發展，完全掌握在他們的上級手中。而這些基本和高級需要是否能夠得到滿足，則取決於他們滿足上級的程度。這就決定了，中國農村基層幹部的服務物件不是農民，而是他們的上級。農民只是他們滿足上級需要的工具。當基層官僚無法從他們的上級那裏獲得完成任務以及擴張自我利益的必要資源的時候，壓榨農民就成爲基層官僚的唯一選擇。從國家那裏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農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這種明顯具有暴力性質的壓榨獲得了廣闊的空間。

　　據李昌平統計，僅監利一縣，被非法關押過的農民就數以萬計。只有當這種壓榨不堪忍受，足以激發民變的時候，農民才會以“穩定隱患”的形式進入城市官僚體系的視野。而在平時，農民既不是他們負責和服務的物件，也不會對他們個人前程構成任何損害。正如農民看不見城市官僚一樣，城市官僚也看不見這個數量驚人的底層階級。在那些離農民更加遙遠的城市官僚看來，農民不過是他們越來越瘋狂的“政績”攀比的一個工具，是他們維持日益浮濫的官僚系統運轉的一個抽象的“稅基”。顯然，災難發生在底層，但壓力卻來自官僚體系的上層。

　　漢學家杜贊奇先生曾經用“國家經紀”這個獨特概念來描述中國官僚體系在基層與農民的互動。但與杜贊奇先生描述的那個時代相比，中國的今天的基層官僚已經基本上喪失了農民保護者的功能，走到這個譜系的另外一端，徹底蛻變成了“掠奪性經紀”。這種蛻變與中國官僚體系在1949年之後對基層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簡單，因爲基層官僚更多的已經不是出自民間的鄉紳，而是國家的正式官員，他們所承受的來自官僚體系的壓力遠比來自農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鎮黨委書記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如果處理不好對‘上’的關係，更是不行，因爲‘烏紗帽’在提在他們手上，隨時可將你撤職，結束你的政治前途”。

　　正是這位鎮黨委書記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績工程，又是向銀行貸款、又是向農民攤派（其攤派之多，相當於當地農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於最終激起民憤，導致數千農民圍攻鎮政府。在他的政績工程還沒有來得及兌現爲進身之階的時候，這位雄心勃勃的黨委書記自己卻被村民毆打入院。從這個倒楣的鎮委書記的經歷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國農村基層官僚的一種激勵來源。中國官場中的升遷雖然標準十分模糊，但經濟增長（實現這種增長最簡單易行的辦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見的形象工程）則是他們向上流動一個必不可少的硬指標。

　　對於轉型期的整個中國官僚體系，這個指標關乎政權的合法性，對於各級官僚，這個指標則關乎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在短期內製造快速的經濟增長，需要對資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於是大肆借貸、攤派、竭澤而漁就成爲中國官場中一種十分流行的取悅上級的手法。很顯然，中國基層官僚許多荒謬的舉止都來源於中國官僚體系給予他們的不當激勵。而這種目標恰恰是中國官僚體系最高層以“國家建設”的名義逐級分解、傳遞下來的。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幹部許多看似乖張的行爲實在不是他們個人的率性之爲。不然，我們就難以解釋這種行爲爲什麽會蔓延得如此廣泛。我們一直強調，中國改革的一個隱含邏輯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

　　這樣，中國官僚的行爲激勵中就不僅包括了政績的極大化，而且也同時包括了個人財富的極大化。財富最大化所引發的自我激勵雖然沒有政績激勵那麽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勵強度並不亞於政績激勵。經過改革 20 多年的摸索，中國官僚甚至能夠將這兩種看似衝突的激勵非常巧妙的融合起來，（例如，他們利用公共建設將個人財富和政績最大化的結合在一起）中國官僚體系對時代精神的“適應”能力實在讓人驚歎。不過，在這種令人驚歎的“適應能力”背後，則是官僚體系對民間財富的極大化抽取。只有這種力度的抽取，才能夠滿足新時期中國官僚體系在政績和個人財富兩方面同時膨脹起來的欲望。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官僚體系顯然更多了一種抽取民間財富的激勵。作爲中國的政治邊緣和社會底層，中國農民是離官僚體系決策過程距離最爲遙遠的一個集團。不幸的是，他們還是談判能力以及資訊反饋能力最低的一群。這種地位決定了，農民將是官僚體系利益惡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性最大化的首選犧牲物件。當經濟增長停滯，財政拮据的時候，這種“抽取”就可能將農民直接驅趕到生存底線之下，製造出龐大的“博命集團”（這是吳思先生一個精彩的發明），此類博命集團在中國2000年的王朝迴圈中扮演了十分顯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經注意到了，從 1998 年開始中國農民收入進入了一個新的下降周期，農民純收入增速急劇放緩，大幅落後於GDP增速，其中 1997年爲增速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進一步降到了2.1%。這遠遠落後的增長速度。不過，幾乎很少有人追問爲什麽是 1998 年？其實原因非常簡單，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後果開始在國內發作，官僚體系維持經濟增長的壓力驟然增加，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這種壓力的一個後果。這種“積極財政政策”的壓力通過官僚體系逐級轉嫁，最終落在了最弱勢的農民頭上。所以，農民收入“選擇”在1998年開始下降，並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種財政和經濟危機的結果。由此觀之，農民收入實在是中國經濟和財政狀況的一個晴雨錶。

　　在中國改革之前，官僚體系對中國農民的抽取是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實施的。

　　有人曾經計算過，1952年到1986年，中國官僚體系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名義從農村抽取了約7000億元，這筆在當時十分巨大的財富通過官僚體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國家工業化，是當時中國官僚體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爲各級官僚默會的政績依據。改革之後，這種抽取並沒有停止，只是口號變成了“經濟增長”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單純的行政抽取變成了行政和市場的雙重抽取。據中國一位社會學家的估算，改革之後，僅僅通過無償義務工，國家每年就從農民那裏拿走1000～2000億元。同樣是這位社會學家的估算，1985年之後，由於國家取消了對農村教育的撥款（中學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學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農民自籌經費，這一項“改革”，國家又從農民手中每年隱性“改”走了300～億元。難怪有人將中國農村稅收政策譏諷爲“負累進”制度。如果加上諸如金融等更加隱蔽的市場化手段，國家以“改革”和“經濟增長”名義從農村抽取的則可能是一個驚人之數。體現在統計所謂比例上則是：農村爲國家貢獻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26％，而得到的財政撥款僅占9％；與此同時，農村爲國家銀行系統提供了1/3的存款，卻只得到了1/10的貸款。這等於是在說，改革前後，中國官僚體系對農村的抽取並沒有絲毫好轉的迹象，只不過名義變了，手段變了。

　　這一點，並不能因爲農民絕對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蓋。改革之後尤其是 80 年代中期之後的農民狀況更準確的描述應該是：農民創造了更多的財富，卻遭到了更兇狠的掠奪。

　　這個結論可以從80年代中期之後，農民與其他階層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觀察到。農民企業家孫大午先生由於集資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爲他違反了某種不合時宜的金融法規，而實質上則是他妨害了某種“國家能力”，因爲金融這種配置資源的市場手段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是官僚體系從農村抽取資源的一種行政渠道。理解了這種因果關係，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孫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將農村統攝於改革時期整個官僚體系的框架中，而不僅僅是把農民局限在與基層幹部博弈的框架中，我們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國農民的困境。農村問題，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本質上都是一個城市問題。這種本質，在中國最近幾年中國城市化最爲迅猛的時期，表現得極其尖銳。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將農民城市化，而土地作爲一種重要的資本則是農民融入城市化進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這種資本，卻遭到了無情剝奪。粗略的統計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政府通過征地（實際上是一種強買）剝奪了農民至少5萬億之多。

　　中國農民，作爲一個社會階層，雖然規模巨大，卻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動員和組織成本極其高昂。這個特點決定了，他們很難成爲一個有效的壓力集團。

　　他們受剝奪的程度幾乎完全取決於官僚集團的良心和自我約束。但中國 2000 年的歷史以及我們對中國近20多年改革時代的體察都告訴人們，這是非常靠不住的（這其實是一個常識）。否則，對官員有著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