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第一章 飛向應許之地

年 12 月 15 日，一批白髮蒼蒼的文革幸存者，在經過了一場長達 36 天的馬拉松式的政治辯論之後，重新奪回了對中囯共產黨的主導權。在緊接著召開的中央全會上，這批老人將那些被他們稱作極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們，決定性地驅逐出了中國的權力核心。幾天之後，華國鋒——這場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輸家，以無可奈何的姿態代表他的對手們（這多少是有點荒誕的畫面）宣佈：中囯共產黨的工作重點將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即，290名代表起立、鼓掌。這就是被史家幾乎一致公認爲中國現代史上重要轉捩點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此時，無論是那些失意者，還是那些隨聲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這個進程的實際導演者鄧小平本人及其同事們，恐怕都沒有想到，他們啓動的這場變革將如此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後代，並徹底改變中國的面目。自此以降，中國的這一段現代史被稱之爲“改革”。

　　從1978年的那個冬天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25年。無論是作爲一個時代的精神主題，還是作爲一場範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 改革”都是這“年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而就其實際的動員範圍和對中國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國近代史上只有毛澤東的革命可與之媲美。雖然它表面上遠沒有毛式革命那麽浪漫和富有戲劇性，但它對 13 億中國人的裹脅力量卻絲毫也不遜色。也正是因爲這種力量無形但卻強大的鉗制特徵，中國改革似乎還遠遠沒有得到清醒的反思。25 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時間，歷史也匆匆趕到了另一個紀元的開端，當我們還未來得及仔細咀嚼這場不斷向前的改革風暴的時候了，中國的種種現實已經在不斷提示我們：該是我們解構“改革迷信”的時候了。

　　從今天開始回溯，中國的改革大致可以分爲一下幾個階段。

一、改革：陽光燦爛

從1978年中囯共產黨十一屆三種全會，到1984年中國正式開始城市改革，是中國改革陽光燦爛的日子。這一時期，以農村改革爲軸心的中國改革啟動了中國農民巨大的創造熱情。短短幾年之中，中國農民憑藉他們爭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締造了神奇的經濟進步。這是一種從無到有的進步，其與舊時代物質極度匱乏的記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將這幾年經濟上的進展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歷史之中看，或許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對中國日後改革所形成的強大推動力則無論如何不能小看。因爲正是這種從無到有在個人效用上的強烈對比，使中國人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這一點，相信任何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們都會感同身受。從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真空中突然墜落的普通中國人，第一次發現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與此同時，被緊緊禁閉了 30 年的國門徐徐打開，伴隨著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經濟特區的建立，中國與外部世界被人爲割斷的聯繫開始恢復。特區的建立爲中國改革奠定了最爲堅實的基礎。這扇窗門一經打開，就再也不曾合上。這個在中國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爲注定要具有強烈開放特徵的中國改革創造了一個頑強的生長點。後來的歷史證明，特區所具有的這種獨立地位，不僅使它獲得了某種抵抗意識形態干擾的天生免疫力，而且也使其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屢次成爲中國改革的重蓄勢頭的發祥之地。特區的建立與生存在中國的改革和中國的開放之間製造了一種特殊的張力，中國人不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體驗”外部世界。事實上，在中國普通人那裏，特區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質豐裕一直是中國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個重要來源。特區對中國改革合法性的掩護作用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開始逐漸衰落。

　　成功的農村改革（包括鄉鎮企業的初步生成）以及對外開放格局的基本確立，是這一時期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特徵。它不僅爲後來若干年的中國許速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示範和物質上的基礎，也爲中國改革提供了穩定的合法性資源。我們甚至傾向於認爲，中國改革之所以能夠在 80 年代末期摧毀性的政治風暴中幸存下來，完全維繫於這兩方面所取的初步但卻顯而易見的成就。

　　顯然，這是一個共贏的時代，每一個中國人都在這個進程中獲得了經濟上初步但卻至關重要的改善。在這個時期，中國農村與中國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從倍縮小到了 1.8 倍、考慮到農村人口在中國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質的絕對改善，中國人的歡樂情緒是在是其來有自。很多人喜歡用帕雷托改進來描述中國的改革，在中國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歷史中，1978年到1984年這幾年，無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進。走出毛澤東時代充滿烏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爲一種生活方式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生活。對改革的樂觀情緒相互感染，並在中國社會中被普遍的確立起來。人們對改革的遲疑煙消雲散。這種樂觀情緒透過一個個在中國城市中悄悄流傳的關於“萬元戶”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達出來。

　　對今天的年輕人而言，這種故事在當時的刺激性並不亞於今天的比爾蓋茨或者巴菲特。何況這是一個發生在一個幾乎從未有過財富概念的中國呢？這些故事雖然多少帶有人們的嫉妒情緒，但更多的則是透露出了中國人對個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們對改革所帶來的樂觀未來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將水到渠成。許多人甚至認爲，他們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發生。

　　受到經濟進步以及由此産生的普遍的民間樂觀情緒的影響，中囯共產黨內的政治格局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以毛的舊部及思想信徒所組成的傳統左派的徹底失勢，使一個以鄧小平爲中心、以胡耀邦，趙紫陽爲前臺人物的黨內改革派集團迅速成形，並影響日增。中囯共產黨內第一次形成了一個實力強大，以市場經濟爲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這個時期，改革已經成爲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僅在黨內掌握了主動，在中國民間也聲譽日隆。當時一句婦孺皆知的順口溜“要吃糧，找紫陽”生動的反映了中國民間對這批改革精英的支援和期望。毫無疑問，這是改革派在一路順風的鼎盛時期。與此同時，與鄧小平有著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黨內精英似乎還處於集結階段，這批人經常被外界習慣和簡單的稱爲“保守派”。

　　此時，這批人很難有力量阻擋鄧小平的改革，也無法推出他們的前臺人物。準確說，中國80年代被稱爲保守派的黨內精英，實際上是在生存在鄧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邊界也是隨著社會問題的逐漸暴露而變得明晰起來的。所以在鄧小平的改革還沒有露出關鍵的破綻之前，這批精英分子很難找到發揮的舞臺。在年代早期，顯然還不是這些人表演的合適時機。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經濟主張是完善而不是改變舊有的計劃經濟模式。我們會看到，在不同的時期，保守這個詞的基本含義將會有很大的區別。有很大的區別。

　　與黨內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應，中國知識份子作爲一個具有獨立自我意識的改革集團也開始異軍突起。他們既是中國初期改革的産物，又是改革在中國民間最有力的回應者。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知識界一直是改革最爲顯眼，也最強大的推動集團之一。雖然也有多次校園運動具有獨立批評政府的傾向，但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從總體上，這一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一直是以改革積極擁護者的姿態出現的。在當時，作爲一個沒有分化的信仰共同體，中國知識界無疑是中國改革最熱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體現這種熱切和興奮的，莫過於1984年在建國35周年的慶典上，北大學生自發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橫幅，上面寫著“小平，你好！”。這一方面體現了當時中國民間與中國改革派那種精神上的親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國知識份子在當時鮮明的理想主義色彩。

　　無疑，這是一個充滿快樂與期望的時代。在當時的中國，領袖、精英與大衆無論在情緒上還是在意見上都達成了罕見的統一。他們被一種前現代社會天真的樂觀扭結在一起，人們仿佛已經觸摸到了一個新時代的胎動，不，它幾乎就是事實。中國，正沐浴在改革的燦爛陽光之中。

二、蹣跚之旅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所有這一切對改革的樂觀態度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的：改革的邏輯還沒有來得及與舊體制的邏輯發生摩擦。改革，是在舊體制早已山窮水盡因而也就形同虛設的廣大農村地區進行的，所謂特區也不過是舊的行政體制無法顧及的管制邊緣。當與傳統經濟體系以及政治權力聯繫緊密的中國城市仍然沒有與改革産生正面衝突的時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見影。這一時期，中國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農民創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爲日常生活用品的極端短缺而忍受排隊的折磨，也不再爲基本食品的匱乏而擔驚受怕了。換言之，作爲傳統經濟體系政治基礎的中國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還沒有感受到改革將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及現實利益上的巨大壓力。城市，還遠遠沒有蘇醒。中國人仍然是作爲一個沒有被經濟利益分化的同質群體來理解、支援改革的。中國改革，正一路順風。

　　然而，在快樂的表像之下，改革與生俱來的利益調整邏輯必然會發生作用，人們的快樂情緒很快將會受到考驗。

　　年，中國糧食産量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實際上意味著，以胼手胝足的自由爲基本特徵的農村改革，其效果已經釋放到了頂點。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中國農民與城市居民的縮小了的收入差距在這個時候又一次開始拉大，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20年後的今天。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中國改革開始進入一個更爲艱難的階段。直到1992年那個具有戲劇性的春天，這個階段才以令人驚異的方式宣告結束。從總體上說，這個階段的中國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兩面性。一方面，第一階段的改革成果繼續發揮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對外開放領域所取得的進展創造一個個讓人目不暇接的消費浪潮，家用電器等象徵現代生活品質的消費品開始快速進入普通中國人的家庭。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極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質。另一方面，城市改革開始誤入歧途，而以此爲起點，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開始積累。對以權謀私的不滿以及通貨膨脹所引發的憂慮準確折射了當時中國人的疑惑。實際上，對於中國改革來說，腐敗和經濟的不穩定現在還僅僅是開始。就城市改革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目標而言，1984 年之後的改革很難稱得上是成功的。雖然經濟的高增長仍然在持續，但增長與改革並不是一碼事。

　　這一點，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看的越來越清楚。

　　第一階段的農村改革在傳統的農業領域釋放出最後能量之後，農村改革選擇了另外的突圍方向。中國農民以令人難以置信的膽量選擇增加收入的新途徑——鄉鎮企業。以鄉鎮企業刀耕火種般的原始與城市工業的先進性較量，結果本來是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注定了的。但在那個階段，鄉鎮企業卻取得了魔術般的勝利。許多人曾經以技術落後、污染嚴重、經營手段卑劣，將鄉鎮企業描繪爲當時的負面典型，但他們卻實實在在地贏得一場不該贏得的競爭。分佈在不爲人知的廣大鄉村星羅棋佈的鄉鎮企業宛若一個個準備向城市發起最後衝擊的堡壘，將中國城市緊緊包圍起來，而城市卻依然深陷於改革的歧路上難以自拔。毋庸諱言，鄉鎮企業在經濟上具有明顯的浪費特徵，但這不能掩蓋鄉鎮企業在體制本質上的革命性。中國企業改革的這種路徑迂回本來是不必要的，但卻沒有避免。這一點與當時的中國政治中潛在的投票結構是分不開的。在這裏，中國改革的政治邏輯開始發揮作用。這一場競爭的最後結果強烈暗示：遲至 1992 年，中國改革中最積極的因素仍然是中國農民。中國農民仍然在體制許可的最大範圍內創造他們的奇迹。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麽程度上激發偉大的經濟創造。可以想象，到現在爲止，還會又許多中國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膚黝黑、憨厚笨拙的農村人怎麽在突然之間就贏得了這場戰鬥？對這個秘密，一位鄉鎮企業家用他濃重的蘇南口音對我解釋：城裏人實在是享福享慣了。正是這位元企業家，爲了推銷一個産品竟然可以把客戶單位的八個正、副局長局長全部拜訪一遍。

　　與鄉鎮企業凱歌高奏同時發生的另外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是對外開放在內容及地域上不斷擴展。對外開放由點及面，從幾個孤立的經濟特區延展到廣大的沿海地帶，又一次再現了中國近代史曾經出現過的“沿海中國”格局，成爲中國最近一輪改革開放的又一片穩固的根據地。沿海中國不僅引進了外來商品，也開始舶取外來文化、精神和制度，並在沿海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紮根。值得注意的是，對外開放與中國農村改革在沿海地帶的結合，不僅是先天不足的鄉鎮企業找到了升級換代的出口，更廣泛的加入國際競爭，也使中國本土的自由經濟在眼光及意識上開始脫胎換骨。或許，更有戰略意義的則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成分由於這種結合得到了一個更加穩定支撐點，從而成爲獨立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在90年代中期，幾乎在有中國大城市的市場中，人們都能感受到這種不斷增長的力量。主要的國產家用電器品牌幾乎全都是這類沿海鄉鎮企業與外資某種結合的産物。諸如廣東順德、福建石獅這類從前默默無聞的地名，在一夜之間爲中國的城市消費者所耳熟能詳。

　　在中國改革的整個第二階段，中國的人口流動實際上存在著兩個基本方向，一是在農村的就地流動，即大量農民在本地從農業轉向鄉鎮工業；另外一個則是內地向沿海地區流動。鄉鎮企業吸收就業人口數量自不必說，僅珠江三角洲一帶所吸納的剩餘勞動力就達到1000 萬之譜。用人口流動的趨勢來描繪這一階段中國的增長軸心是非常貼切的。這種增長的奇特的動力分佈與中國城市改革的長期停滯了鮮明的對照。不幸的是，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改革仍然是農民的改革，其增長仍然主要是下層階級用汗水創造的增長。

　　年．中國全面的城市改革錯誤的選擇了“放權讓利”的模式，這使作爲中國改革一項核心內容的城市改革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泥潭。由於“分權讓利”

　　的績效很難用統一的標準加以衡量，所以其飽受爭議和最後無疾而終的結局是可以預料的。不過，這種“放權讓利”的模式卻在“改革試錯”的鼓勵下不斷得以深化。雖然在這一時期，國有企業也取得了同步的經濟增長，但並不能說明“放權讓利”模式的成功。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國有企業取得經濟增長的同時，卻創造資産負債率的更快增長，這個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經達到了 80％以上，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普遍低下的現金流貼現能力，國有企業實際上已經危如累卵。當然，國有企業在這個時期還創造其他指標的快速增長：快速增長的虧損額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這全部需要一國家稅收加以彌補）、快速增長的次品及存貨比率。一個縣級供銷社在清點存貨時井然發現，他們的倉庫中還有 20 年前生産的毛巾，只不過一拎起來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這些存貨都仍然被計入企業資産的。國有企業財務約束的鬆弛及資産質量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所有這一切不過是要提示人們：在增長的表像背後，國有企業正在製造著巨大的外部不經濟。這種“外部不經濟”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過國有企業同期的貢獻，我們無法在數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點卻是明確無誤的，那就是，直到 20 年之後的今天，國有企業仍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痛苦難題，而其在銀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壞帳正在成爲威脅中國經濟穩定的定時炸彈。這不啻於說明，以“放權讓利”爲核心特徵的城市改革處於實際上的停滯階段。

　　由於國有企業在傳統政治體系中本質上的官僚特徵，所謂“放權讓利”實質上是傳統官僚體系內部的一種權力重新分配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這次改革與前一階段農民的自發改革不能同日而語，與市場經濟所必須具備的權利精神更有雲泥之別。如果說第一階段的改革是給農民以權利，那麽從 1984 年發軔的中國城市改革則是給官員（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以“權力”。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這個區別導致了中國改革長期停滯直至最後變質。由此爲發端，中國城市改革一直沿襲了這個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爲首要取捨的動力模式。以不受監督的官僚體系之手爲全體民衆謀福利，其中悖論無異於與虎謀皮。這種改革邏輯在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帶給中國的是：周期性的通貨膨脹和周期性的腐敗浪潮，是周期性放權和周期性收權的鐘擺效應。於是，中國的城市經濟改革變成了官僚集團內部的權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國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體制利益集團”（現在更多被人稱爲權力資本集團）之外，城市改革與這個術語所要標榜的改革精神已經開始背道而馳。當學術界還在爲“放權讓利”模式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民間用簡單的“官倒”一詞，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這一時期改革的基本內容。這個詞語在當時的流行程度，足以證實它在民間受到的歡迎。看來，民間話語不僅比學術界敏感，其智慧也經常要比學術界精確。不能不注意到，從年代初期開始的城市改革中與“官倒”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現象，這就是城市中的個體、私營企業。這些曾經被稱爲“個體戶”的私營業者，主要活躍在流通領域，以填補經濟空白。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規體制之外的城市下層階級。他們通過長途販運等最簡單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財富差別，以至於被有些人稱爲“不但不四發了財”。但恰恰是這些“不三不四”的人們卻是當時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傳統體制既然無法保護他們，這些身處下層的人們只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現在的話來說，他們是那個時期主要的體制創新者。在傳統的差序等級中與農民階級幾乎一樣的卑微地位，使這批人與中國農民具有同樣的生存本能及創新衝動。然而，這批人雖然在當時的社會中非常搶眼，但並不構成這一階段改革的主流。因爲這種民間的自我創新僅僅只被允許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進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權”模式。

　　那麽，中國爲什麽要選擇這樣一種“授權力於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農村改革那樣採取直接“還權利於民衆”的模式呢？很多人將此解釋爲一種歷史偶然，或將其歸咎爲當時認識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認中國城市改革模式的歷史偶然性，也從來不可能扮演歷史發展的先知。但是以上兩種說法在解釋力上的蒼白則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們看來，中國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選擇“官僚分權”模式，是由中國政治的潛在利益和投票結構決定的。有什麽樣的政治結構就有什麽樣的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改革模式，作爲當時中國政治結構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團選擇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爲首要取捨。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選擇“還權利於民”的模式，不僅將失去對改革進程的控制權，也將同時失去對“改革”的解釋權，更爲緊要的是，這種帶有強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啓動，勢必將對官僚階層的整體利益造成難以預測的衝擊。農村官僚是中國官僚體系中的最下層，地處邊陲的幾個特區在傳統官僚體系中也僅僅是無足輕重的邊緣。在如今高樓林立的深圳駐足老東門一帶回想當時深圳的荒涼，你一定會恍然大悟：中國的改革爲什麽會選擇在這種傳統官僚體系完全無法觸及的地方開始。答案非常簡單，傳統的官僚體系在這個地方完全沒有利益可言。在農村和邊緣（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緣，而且是政治上的邊緣，比如城鎮集體企業）啓動改革，不僅不會破壞官僚體系的既得利益，還有助於官僚體系“學習”改革、觀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發展壯大自己的既得利益。這有助於解釋，中國改革開放爲什麽會選擇從農村及特區開始，而一旦進入城市改革階段，便會採取截然不同的模式。這個模式中所隱含的是，給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權力和利益，以便他們同意並推動改革。但吊詭之處卻在於：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夠自動帶來全社會的福利最大化嗎？由於官僚階級在改革中始終壟斷了對改革的解釋權，他們的確經常這樣解釋改革並哄騙公衆。很清楚，1984 年中國改革的選擇不是偶然，而是政治體制的一種“故意”，它不是一種經濟選擇，而是一種政治選擇。指出並記住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爲這是中國20年改革貫穿始終的一個隱秘邏輯，是我們理解25年改革的一把關鍵鑰匙。這個秘而不宣的邏輯到今天仍然強有力的支配著中國的改革路徑，而且業已成爲當今中國諸多重大社會問題的淵籔。

　　在一個官僚體制最早熟，歷史也最悠久的國家中改革（在這種傳統中，官僚體系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標榜）以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作爲推動改革的動力和路徑，或許是一種歷史慣性。但對發生在 20 世紀的中國改革來說，顯然具有某種對人類現代文明的譏諷成分。這種改革在財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義甚至在當時就開始引發了強烈的義憤。

　　在1980年代末期，隨著城市改革進程的艱難推進，中國歷史上最新一次階層分化已告肇始。社會階層在建政前 30 年一直保持穩定的同質結構開始瓦解，受損集團和既得利益集團逐漸浮出水面。所有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傳統社會階層的解體，取而代之的將是一個社會階級的新景觀。換句話說，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全體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經不再是理解中國的有用工具。中國人已經很難再作爲一個整體來詮釋改革了。

　　對改革的不滿情緒再一部分人中間迅速蔓延，人們對改革的感受與理解趨於現實和複雜。人們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樣站在“共同富裕”來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現在是否對我有利”來反對或者支援改革；人們不再以是否促進整體福利的標準來衡量改革。很顯然，從現在伊始，改革開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這一切並不能阻止已經發動的“分權改革”邏輯。腐敗的規模開始擴大，在性質上也越來越系統化；社會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貧富差別漸次浮現。雖然這些問題在當時不及今日中國之萬一，但對一個剛剛從極端強調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實際如何）社會中走出來的民族來說，這足以使改革的社會心理基礎變得異常脆弱。

　　年席捲中國所有大中城市的劇烈通脹及搶購風潮，更使民衆對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滿緊張和不安。改革，已然進入了一個陰雲密布的時代。

　　終於，這種緊張、不安和憤怒情緒在1989年四月到6月的那個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體性的充分釋放。然而這一把沖天大火卻是以中國現代史上最爲慘烈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的悲劇爲代價的。它至今仍然折磨著許多親歷者的神經，讓人戰慄而痛苦。作爲社會理想和民衆情緒的代言者，中國知識份子成爲了“天安門運動”當仁不讓的主角。而他們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卻凸現了這個時代的兩面性。

　　一方面，中國知識份子爲已經取得改革成果歡欣鼓舞，另一方面，他們又爲城市改革中所帶來的種種矛盾深深苦惱。他們急切的想找到一個全面系統的方案，試圖畢其功於一役。而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快速膨脹的獨立意識使他們走到改革前臺的心情變得尤爲迫切。作爲社會最爲敏感的神經中樞，中國知識份子以幾乎只覺的形式認定，中國改革需要全面、系統的推進。儘管當時許多系統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爲這場運動必然帶有的抗議色彩和道德義憤所掩蓋，但今天中國的現實已經證明（或許還將繼續證明），天安門運動所表現出來的某種歷史遠見。但這種遠見與當時中國各階層的實際需要和認識相比，仍然有相當差距。

　　這就使得中國知識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閣樓的意味。

　　仔細分析“天安門運動”，我們會發現者是一個奇特的混合物。借助這場運動，中國民衆實際想做的，僅僅是表達抗議，舒緩不安，發泄不滿，而中國知識份子卻誤以爲這是對他們激進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援。顯然，中國學生所要表達的已經遠遠超過中國民衆所想要的。而能夠將中國知識份子和大衆聯繫在一起的，僅僅是一種情緒、一種道德義憤。一場具有技巧的絕食所激發出的廣泛同情，使學生與民衆的聯盟規模刹那間擴充到了極致。然而，一場僅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來的聯盟注定是短暫的。而兩種明顯不同的訴求在一個必然具有巨大殺傷力的群衆運動中被結合在一起，則肯定是一個十足的悲劇。

　　從對政府改革路線的熱烈呼應，到 1989 年直接與政府走向街頭對抗，中國知識份子在80年代完成了一個急促成長的過程。這種成長的顯著特徵是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意識的高漲。“文化革命”對中國知識份子的整體摧殘，使他們擺脫政府控制的意願空前強烈，通過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在當時已經構造完畢。所以在與當局在初期改革短暫唱和之後，中國知識份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中找到了獨立表演的空間。

　　他們開始不時以公開和半空開的形式批評政府的改革失誤和改革速度，這種批評在1988年年末實際上已經達到高潮。在那個冬天，幾乎所有名牌大學的校園中都已經蠢動著一種躍躍欲試的興奮氣氛，各色政治沙龍和研討會接踵而來。胡耀邦的辭世爲這種激情找到一條恰當不過的通道，於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社會抗議運動騰空而起。

　　“天安門運動”與其說是當時充斥中國社會緊張不安情緒的一次集體宣泄，不如說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文革”一次“君子報仇”式的總清算。雖然有表面上的廣泛參與，但這並妨礙我們判斷：這是一次純粹知識份子的運動，知識份子包辦了這個運動的幾乎全部。中國知識份子強烈的民主意願與當時中國社會整體上不成熟形成了相當刺眼的對比。企圖依靠一場大規模的危機來催生中國社會的民主意識，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制度，中國知識份子不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衆。中國民衆的確在“天安門運動”中提供了支援，但這種僅僅陷於道義的支援卻被群衆運動固有的熱鬧和情緒色彩戲渲染爲一種聯盟。這是一個假像。當時一位元學生領袖與西方記者的一次談話非常準確說出了這個“聯盟”的基礎，他說，“廣大市民和大多數政府官員都同情我們”。比起其他學生領袖對局勢的幼稚判斷來說，這位學生領袖表現出了難得的清醒。而恰恰是這種清醒暴露了一個秘密，那就是：將學生與其他階層聯繫起來的真實基礎僅僅是一種“同情”。僅僅靠一種“同情”而不是靠一種真實的利益認同來形成一種聯盟，其達成目標的概率幾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乎爲零。

　　可以斷言，“天安門運動”是中國知識份子獨立從事政治運動的一個頂峰。

　　它同時也意味著全民民主運動這一奇特形式在中國歷史上的徹底消失，意味著民主“危機生長戰略”的失敗。在危機中爭取到的民主，可能因爲危機而變得十分短暫。如果不將民主建立在扎實的階層利益的基礎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門運動”的內部，我們可以真切感受到這個時代的困境。作爲背景，這種時代困境也同樣體現在中囯共產黨內部。黨內改革分子在第一階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後，在第二階段顯然遇到了極大的難題。他們既然無力全面系統的推進改革，便只好在城市改革一開始就構築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於這一階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會問題很容易被歸咎爲改革派的個人過錯，各種社會問題的累積實際上就等於是改革者個人“罪狀”的累積。改革派背負的這個包袱在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之後，開始變得日益沈重。他們已經完全進入了對手的伏擊圈，剩下的只是時機的選擇。這個時機終於在“天安門事件”之後趨於成熟。改革派的失勢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爲的那樣，只是由於一系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當時社會各種矛盾發展的一個必然結局。

　　胡耀邦和趙紫陽的相繼去職，使中共在第一階段改革中所確立的主流改革集團元氣大傷。除了鄧小平仍然能夠憑藉“總設計師”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維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堅人物幾乎無一倖免。鄧的這種孤苦境地特別能夠說明，他爲什麽要在“天安門事件”僅僅過去兩年之後便要不顧高齡，隻身南下，爲他的改革擺出決鬥的姿態。但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經“89 天安門”

　　一役，鄧小平雖然還是那個鄧小平，但鄧的改革已經悄然發生了質變。如果說在年發起改革的時候，鄧小平還爲中國的政治改革安排過具體的時間表的話，那麽89年之後，政治改革已經徹底從鄧的改革視野中消失，它變得遙遙無期了。

　　這種變化既出於鄧小平個人性格中的實用主義傾向，更出於黨內力量格局的巨大變化——鄧，已不再具有那種克裏斯馬的領袖魅力。如此，中國改革就只能在一個極其狹窄的險徑上突圍。這條險徑必須滿足的一個嚴格約束是：在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動經濟增長。如此狹隘意義上改革路徑，縱然具備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卻根本背離了中國改革起初具有也應改具有的道德意義，其未來之險峻、坎坷可以想見。就這樣， 89天安門”悲劇決定性地剝奪了中國改革的最“後一絲理想主義色彩，這場源自 1978 年末期的偉大革命將徹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變成了一種純粹但充滿野蠻、原始色彩的經濟衝動。毫無疑問，這強化了本來就深深嵌入中國改革之中的官僚資本主義本質。

　　然而，改革派在1989年的失利並不等於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雖然在人事上取得了優勢，但他們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這一點，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們的致命傷。

　　中共保守主義精英分子一開始便以強調經濟穩定作爲其主要主張，但這一點卻始終無法與鄧小平已經贏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場改革融合起來。這種以行政命令方式實現的經濟穩定不僅成本極高，而且與鄧小平的市場取向明顯衝突。中共保守主義精英在1989年6月之後主控經濟政策兩年多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這期間，雖然經濟以硬著陸的方式實現了穩定，但其確定的“向國營大中型企業傾斜”等一系列政策，不僅引起沿海開放地區和鄉鎮企業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國經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被普遍認爲在 1992 年之後才發生的劇烈通貨膨脹，實際上早已經在1990～1991年間便種下了禍根。事實是，1990～1991年之間也是廣義貨幣增長最快的年份之一，1991 年的投資品價格上漲已經達到兩位數。如此中國：奇迹的黃昏 － 袁劍看來，中共保守主義精英要想在中國的未來進程種贏得一席之地，只能冀望於更加成熟，更加專業化的新一代傳人了。中共保守主義在經濟上的明顯缺乏章法以及無所作爲，使他們在1989年贏得的勝利變得十分短暫和脆弱。

　　不出所料，蟄伏兩年多之後的鄧小平以一種閃電式的突襲結束了保守主義精英的蜜月。他親自上陣，用更加系統的市場觀點重新詮釋他的改革，簡單而堅定的宣佈：一個新的時代必須到來。然而，誠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國改革開始在中國政治邏輯指給它的那條險路上發力衝刺。

三、後改革時代

年春天，鄧小平以驚人的爆發力將中國推入了一個不可逆轉的進程。

　　以此爲起點，13億中國人被一同送入了“後改革時代”。

　　正像那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著名報道所流露出的興奮一樣，許多中國人曾爲這個時代的到來歡呼雀躍，欣喜若狂。彷佛一個新的創世紀的神話就要發生。

　　一切都將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結構依次到來。然而，人們很快就會發現，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這七天又是如此漫長，這未來可能並非是我們的應許之地。改革之船將在一個沒有航標的海域中風雨飄搖。

　　“不管白貓還是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個據稱由鄧小平發明的經典語錄，在文化革命中飽受圍剿之後，1978 年之後卻大行其道。這當然不僅僅是因爲這句話直白通俗，而實在是因爲它扣合了毛澤東之後的世俗主義時代精神。不管這句話是不是鄧發明的，將發明權歸於鄧小平都是名至實歸。作爲中國共産主義領袖中實用主義的典範人物，有人將鄧的理論戲謔的概括爲“貓”論。這種概括雖然傳神，但卻很難傳達出時代的具體內容。

　　分析鄧小平的改革思想，我們能夠發現兩個鮮明的主題，或者說兩個一以貫之的目標：一是經濟增長，這是第一位的，用鄧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發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會穩定。在鄧那裏，穩定被看作實現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性的條件。但這個條件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爲中國改革的另外一個不可逾越的邊界。

　　尤其是在89年之後，穩定作爲實現經濟增長的必須首先滿足的條件被提高到一個極其重要的位置。縱觀鄧小平的改革，我們容易看到，鄧始終是在經濟增長合穩定之間尋找恰當的平衡。

　　作爲政治運動的受害者，鄧小平顯然比毛澤東更注重穩定及秩序。他曾經以典型的鄧式語言得出結論：“今天這個上街，明天那個上街”的社會是沒有辦法搞建設的。在鄧看來，所謂穩定，首先是共產黨內部的穩定，是他賴以推動改革的官僚權力體系的穩定。只要共產黨內部不出亂子”，中國社會的穩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這個推論在改革初期中國仍然是一個完好的全能政治國家的時候，顯然是正確的。這當然也是鄧從文革及89年的痛苦教訓中得出的經驗。

　　在鄧眼中，文革合1989年的動蕩無不是從共產黨內部的爭執所引發的。所以，與其說鄧小平注重政治及社會穩定，倒不如說他看重共產黨本身的穩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執行機器的穩定。這兩樣東西，在中囯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人鄧小平那裏，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與穩定相比，經濟增長對鄧小平具有更加重要的價值。作爲一個親歷中國長期落後的世紀老人，鄧對經濟增長有著不同尋常的迫切心情。這種迫切心情是我們有理由將鄧歸於中國的頭號增長論者。鄧對經濟增長的渴望，我們無論怎麽估計都不會過分。爲此，鄧甚至多次冒險逾越政治穩定的雷區。很多人還可能清晰中國：奇迹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