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不得不從頭開始 王力雄
人類歷史上曾有那麽多輝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沒有理由認爲今後不會重演。 中國正在發生舉世囑目的變化，一般而言，目前多數對中國的觀察、分析、評價和預言集中在中國的經濟、政治及社會發
展變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經濟、政治、社會是有形的，有實體，有資料，可以實實在在地把握，文化無形，到底能在中國社會變革中起到何種作用，難
以道明，因此有意無意地把文化置於從屬地位，以爲其可以隨有形的經濟、政治發展自然演進（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不會對社會發展起決定性的影響。 另一類觀點重視文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並舉出東亞儒文化圈的經濟起飛爲例。以那種論點推演，中國作爲儒文化的源由之地，只要光大傳統，前途亦將光明，甚至可能成爲主宰未來世界的“大中華文化圈”之主體。今天，從表面看，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已從毛澤東時代遭封殺的狀態全面“復辟”，不僅優秀的文化遺産重新
受到尊崇，腐朽糟粕也一道沈渣泛起，但是否可以由此而言，中國傳統文化已得到恢復呢？ 更爲樂觀的觀點認爲當前的中國文化不是簡單地重歸傳統，而且與西方文化交彙溶合，正在産生本質上的積極變革，從而獲得更爲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爲已經從整體上陷入窮途末路的人類帶來爲了希望和出路。 我沒有這樣樂觀。而且正因爲我十分看重文化對社會的作用，所以就成了悲觀。不錯，我承認中國文化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然而變化並不等於就是良性的變革，還有可能是正在淪爲解體。如果把一個民族的文化視爲某種結構，我的確認爲中國文化從結構上正在清晰無誤地表現出不可挽回的解體之勢。 中國文化已喪失整合社會的能力 審美、娛樂、創造智慧、傳播知識以及許多文化的功利性功能無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我來看，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卻是對社會的整合——即在最廣泛的
層面上規範與調整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這種整合功能只能産生于文化的整體結構。如果結構解體了，即使有再多的京戲、氣功、燒香拜佛、書法字畫或飛簷式的大屋頂，也不能說恢復了文化及傳統，而不過是些有如雜耍的幻影。 文化結構解體並非當今中國獨自面臨的問題。然而近代以來一向落後於世界主流的中國，這回卻走在了世界前列。與其他社會不同的是，中國文化結構的解體並非完全是自然進程或外來壓迫所導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政權自上而下進行“自覺革命”的結果。 與西方的以個人爲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國文化結構的核心是“家”。中國這種“家”文化的結構可以用“忠”、“孝”、“仁”、“義”四個字來概括。這四個字之中又以 “ 孝 ” 爲根本。“孝”維繫了家庭與家族的基本倫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擴展成爲“忠”，整個國家是一個大家族，帝王就是頭號大家長；“義”是家族倫理的橫向擴展，“四海之內皆兄弟”；而“仁”則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長輩對下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忠”、“孝”、“仁”、“義”是搭起中國文化結構的四根支柱，上下縱橫互爲支撐，形成一個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國文化中大部分意義、價值、倫理與道德的體系。 自 “ 五四 ” 以來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在尋求強國之路的摸索中，無論是選擇馬克思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本質上都同是對中國文化自覺不自覺的揚棄。而最根本的摧毀是在 1949 年以後，由於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國家所有制，必然與原本以私有制爲基礎的家庭和家族結構發生衝突，從而形成家與國家在結構上的分離 ── 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根本性解構。政權把“家”視爲國家的威脅，因此對中國文化結構中“孝”、“仁”、“義”三根支柱進行了連根拔除式的摧毀，只保留了一個有利於國家政權的“忠”，並且將“忠”推向極端：把全體中國人納入唯一一個大家庭──國家，忠於唯一一個大家長──領袖。那場傾舉國之力以幾十年時間所進行的摧毀是相當徹底的。“孝”讓位給了“階級性”──“親不親，線上分”；“仁”成了僞善的代名詞；“義”等同于流氓團夥之間的關係。在那個年代，所有不顧個人家庭的行爲都被樹爲榜樣（至今那些爲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護，或是著火時先救“國家財産”不救妻子兒女的行爲還被當作英雄事迹宣傳），父子反目，夫妻成仇，親屬互相揭發和“劃清界線”。民間社會統統被剷除，全部社會細胞都毫無例外地納入國家系統。 那些年代的經歷也從反面顯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整合能力，即便只剩一個孤零零的“忠”，也使立足其上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堪與世間最狂熱的宗教匹敵 , 使黨超過一切神明 , 使毛澤東高於一切帝王。中國被整合得如同鐵桶，連小腳老太太都手捧“小寶書”跳“忠字舞”。 但是沒有“孝”、“仁”、“義”從縱向和橫向進行支撐，一個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其走向必然是越來越要求“忠”的唯一性，除了最高領袖，其他任何 “ 忠 ”—— 哪怕是在其體系之內——都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就是對其他“忠”的一次總清除，各級官員全被“拉下馬”，連國家主席都被戴高帽遊街，羞辱爲“牛鬼蛇神”，只剩下一個至高無上的“偉大領袖”和他指揮的“中央”。 毛澤東的撒手人寰帶走了只屬於他自己的那份“忠”（他生時不與任何人分享，死時也就不可能讓任何人繼承）。而在他身後發動的改革，以發揮地方積極性爲實現經濟起飛的手段，又對最後一點屬於“中央”的“忠”大動刀斧，在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的同時 , 也在社會心理上消解了中央權威，把已成泥足的“忠”最後砍倒。 中國的文化結構就此全部倒塌，社會道德與倫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緣的結構迅速枯萎。物質主義的泛濫對此雪上加霜，“獨生子女”政策更加從根兒上瓦解了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結構。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國人從幾千年的群體狀態碎裂爲以自我爲核心的個體。與西方社會的個體狀態不同的是，西方社會的個體狀態有其個人主義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義的道德制約，中國的個體狀態卻完全是無制約的惡性膨脹。以往的由祖先、輩序、婚姻、親屬、朋友、世家、鄰里等組合在一起的人際關係整合體系，今日已基本不復存在或遭扭曲。今日中國的家庭從數量上雖然位於世界之首，卻由於家族文化結構的解體，只剩配偶結合與繁育後代的動物性意義，隨文化結構的坍塌成爲一盤散沙。 我如是說，並非認爲文化結構應該固定，不需要有任何變革。中國傳統文化的確有相當多的糟粕，尤其難以適應近代世界與國際社會，不該不變，也不可能不變。問題在於如果僅僅摧毀舊結構，沒有新的結構同步産生和置換，社會就會因爲失去文化整合而面臨危機。 什麽都不信者什麽都敢做 法律、制度、組織、強力機構等雖然都是整合社會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動物性本能的分散個體整合爲一個有秩序、各歸其位、共同發揮合力的大規模人類社會，最有效的整合只能來自每個社會成員內心。只有每個社會成員的內心存在“自覺的法官”，社會平衡和穩定才有保證，經濟、政治的良好發展也才有可能——這就是文化對人類社會的決定作用所在。 由於文化結構解體帶來的危機，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會“分子”——人際之間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無序和衝突富集爲整體狀態緊張（脆化），
法律和警察雖然能夠一時保持社會秩序，卻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鐵鏈，一旦有類似跌落那樣的震蕩，不但無法避免器皿粉碎，還會起到加劇的作用。 權威在傳統中國是整合社會的重要機制。權威與權力的區別在於權威是從人心裏被奉爲神聖，受到尊崇。然而當今中國人的心裏幾乎已不存在神聖，什麽都不信，什麽都不怕，無尊無卑、無大無小、無規無矩、無法無天，除了功利得失，沒有其他是非原則，整個國民精神趨向痞子化。所謂“什麽都不信者什麽都敢做 ” （ Believe
），正是中國當今犯罪與腐敗以驚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中國已出現全民腐敗的症狀，犯罪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雖然警察力量與經費成倍擴張，卻日益捉襟見肘，力不從心。警察永遠是少數，如果多數人不靠自覺，都要警察看管，結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勝防。何況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
倍的警力才能破獲。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隨犯罪增加不斷翻番，終有一天會達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會落入荒謬卻真實的困境。 迄今人類社會結構都是立體的，存在層序、等級和分工。這種社會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僅僅靠法律和打手，是無法保持穩定的層序結構的。當年的中國下層人民以 “ 認命”心態對待自身與上層階級的差距，少數人的富有被他們視爲與己無關的另一個世界，不爲之不滿，也不攀比，雖然階級差距比現在大得多，卻往往能維持穩定與合作。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從消滅社會等級下手，雖然事實上的等級照樣存在，意識上的平等卻已深入絕大部分中國人內心——尤其是經濟上的平等。在這種社會心理面前，經濟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國的改革動力——必然會成爲社會衝突的源泉。加之電視普及，把差距一覽無餘地展現（甚至誇大）在每一個人面前。對衝突的刺激就更爲普遍和直接。在這方面，中國農民對自身地位的不滿和改變地位的迫切願望，勢必成爲影響中國未來社會狀態的重要因素。 農村對城市的敵意、農村失業人口形成的流民大軍、農民犯罪增加等已經是當前中國的難題。這個多達八、九億人口的社會群體之任何動向，累積效應都將是驚人的。同時農村又是政權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幾百萬軍隊和警察全派下鄉，也只如杯水車薪。觀察中國歷史，在所謂缺少文化的農村，從來都最是依賴文化傳統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離開傳統和文化，實現這個龐大群體的整合幾乎不可想像，而今天中國，恰恰就面臨如此現實。 我們可能不得不從頭開始 中國運行距離最長的客運列車──往返於上海到烏魯木齊的列車，由於旅客精神病突發造成的暴力事件，去年一年高達八百多起。沒有在中國坐過普通列車旅行的人可能難以想象其中道理。那種列車大多擠得如同罐頭，許多人只能終日站立，甚至一平方米的廁所也站立好幾個人。空氣污濁，令人窒息，喝不到水，無法排泄，四面肢體摩擦，難以行動。人人都在爭取空間，神經緊張，火氣積聚，衝突概率極高，卻又沒有緩衝餘地，只能促進衝突發生和升級。那趟列車途中連續行駛三天四夜，在如此狹窄惡劣的環境中忍受那樣久，一些在正常環境下不顯露任何精神病症狀的人，常常就會暴烈地發作，或突然攻擊周圍的無辜者，或毀壞列車設備，或砸碎玻璃跳車，或者自殘甚至自殺…… 在我眼中，中國就是這樣一趟列車。 文化結構解體撤除了每個人內心的“守門人”，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貪婪噴湧而出，那種貪婪乘以十二億人口，堪稱當今世界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貪婪。如果中國擁有對其人口而言足夠的自然資源，也許還有緩衝餘地，人可以向自然索取財富滿足物欲。從每個人自身利益出發，也能認識到彼此合作比相互敵對要有利於對自然
資源的索取。不幸的是，中國的人均資源實在太少，注定了沒有這種可能，於是滿足欲望就只有選擇另一條途徑——互相爭奪。 所謂爭奪，不一定全是明火執仗違法犯罪，也許是巧妙地鑽法律空子，也許是買賣中以次充好，也許是迫使工人延長工時，也許是撿了別人錢包不還……分開看，都是小事，只會引起局部小的摩擦和衝突，無關宏旨。問題是如果所有社會“分子”都在進行這種損人利己的爭鬥、算計和疏離，經過階梯式的積累、富集和傳遞，就會加強社會整體的“脆化”，釀成宏觀政治和經濟的大風大浪，甚至最終導致社會解體。 因此，我認爲對未來中國，最真實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機，並不在經濟、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結構的解體。單純的經濟、政治都在社會的淺層次，即使有危機也不難度過，文化結構解體所導致的精神紊亂，卻會從根上毀掉一個社會。我這樣說，還包括對時間因素的考慮。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可以在幾年或幾十年內得到調整甚至重建，文化結構的形成卻必須經歷幾百甚至上千年的演進——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大文明的形成都無例外——並且文化結構不能由人爲設計和建設，所以一旦解體，就等於再無依託。近年所開展的“精神文明建設”之無效，已經說明了這種無奈。 當然，文化結構的解體並非馬上就會導致社會發生解體。幾代人的生命在歷史長河中不過一瞬，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許渾然了無在劫難逃的感受。把青蛙放進沸水
它馬上就會跳出，而若把涼水慢慢加熱，青蛙就會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終不知覺地死亡。人類歷史上曾有那麽多輝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沒有理由認爲今後不會重演，也沒有理由認爲中國不會落入那種命運。 我想，爲了免於沈淪劫難，我們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尋求啓迪，但是也必須保持清醒認識，我們已經走得太遠，身後已決裂出不可複歸的鴻溝，即使此刻重新意識到保守的價值，能讓我們保守的也已所剩無幾。我們可能不得不從頭開始，而且只有向前，才能尋找走出廢墟之路。 我不知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只有努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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