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3毛澤東向史達林學到了什麼中蘇文化革命的比較及其啟示 by doreimi

在有關共產黨國家政治演變的研究中，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一向被視為毛澤東獨創的異想天開的政治試驗。中國和西方的學者談到“文革”這一概念或政治運動本身時，往往不約而同地把它與毛澤東時代的最後10年聯繫在一起。其實，“文化革命”並非毛澤東獨創，而是他從蘇聯模仿來的政治舶來品；“文化革命”的始祖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



早在1928年到1931年，蘇聯就推行過“文化革命”運動。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在其政策話語裡，從蘇聯模仿來的“文化革命”一詞曾頻繁出現在重要 的黨政文件裡。從1964年到1966年8月，中共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採取的一系列政治行動也與蘇聯30多年前推行過的“文化革命”十分相似；但從1966 年8月起，毛澤東將一場類似于蘇聯的“文化革命”轉變成了“文化革命”加“政治大清洗”的“文化大革命”，由此產生了比蘇聯的“文化革命”更為惡劣、廣泛、深刻的後果。



1978年，美國的蘇聯問題學者費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編輯出版了一本《俄國的文化革命，1928－1931》[1]，介紹蘇聯的“文化革命”。1985年，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派珀 （Suzanne Pepper）在《中國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書評介紹此書。[2] 派珀在書評中提到，費茨派垂克關於蘇聯“文化革命”的書本來應該引起西方國家許多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之人士的興趣，但令人驚訝的是，事實上這些人對此書知之甚少。[3]



派珀的書評發表至今已20餘年。儘管中國的“文化革命”與蘇聯的“文化革命”從概念到方法有種種相似之處，但無論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還是蘇聯問題專家，通常都只觀察分析單一國家的“文革”，很少有人將中蘇兩國的“文化革命”納入比較研究的範疇，因而研究者和讀者都沒有機會通過“文化革命”的比較研 究，發現單一國家“文革”研究不容易發現的一些現象和問題。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誇（Rodrick MacFarquhar）關於中國“文化革命”的三卷本專著[4]探討“文化革命”的起源時，把“文革”解釋為“百花齊放”和“反右”的延伸，由此回溯到蘇共“二十大”赫魯雪夫否定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這一角度雖然將蘇聯因素引入了關於中國“文革”的研究，但麥克法誇並未把蘇聯的“文化 革命”納入分析，自然也無法從兩個主要共產黨國家“文化革命”的比較中得出任何結論。



本文試圖通過中蘇兩國“文化革命”的比較研究，初步分析這兩場“文化革命”的異同，從中提出一些供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一、蘇聯的“文化革命”：“文化專制”加“文化進步”



20世紀初，俄國知識份子──不管其政治主張是左翼還是右翼──有一個共識，那就是強調文化對社會轉型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啟蒙大眾來提升民眾的素質，進而 在知識份子的引導下整合社會。政治傾向不同的知識份子群體各自都把自己的文化認知視為底層民眾應當接受的樣板，在俄共（布）黨內也是如此。“十月革命” 前，俄共（布）的左翼“前進派”高度強調，在政治和社會轉變之後，文化的轉型必須立即跟進。“前進派”的領導人阿列克桑德‧波哥達諾夫主張，革命成功之後 要創造一種獨特的無產階級文化，這種新文化應當有全新的藝術、文學、生活習慣和倫理，那時侯文化領域要由無產階級知識份子來掌權。[5] “文化革命”的想法即由此而來。而俄共（布）的主流勢力，比如列寧和盧那察爾斯基則認為，文化其實是超越階級的，俄國的問題主要是文化的落後，而不是把文化“無產階級化”。1922年到1923年，在列寧生命的晚期，他還在文章中強調，推動文化的進步應當包括克服農民社會的落後性、培養講究衛生和效率的習 慣、破除對科學技術的迷信。[6] 在史達林推出“文化革命”政策之前，“文化革命”這個詞在俄共（布）的話語裡只不過是一個沒有準確定義的比喻。



1928年史達林發動了“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該詞的英譯是Great Breakthrough into Socialist
Construction，中國讀者或許會由此聯想到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類似口號），“文化革命”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史達林出於其政治目的，在文化政策方面基本上採納了俄共（布）“前進派”的激進主張。史達林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之間存在著對抗，這場“文化革命”的目的就是通過“階級鬥爭”（在俄文裡這個詞的原意是“階級戰爭”）造就一批新的“無產階級知識份子”，讓他們來佔領教育文化陣地，形成無產階級的在文化領域的主 導地位。[7] 因此，蘇聯在1928年到1931年間所推行的“文化革命”，並不單純是列寧主張的那種“文化進步運動”，這場“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在提升整個社會文化素質的同時，也為實現當局的“文化專制”服務。



由於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依賴於思想專制，因此任何與官方意識形態有所區別的政治觀念都被視為“異端”，而任何不願意充當執政黨“應 聲蟲”的人都被看作是潛在的“階級敵人”。這種強烈的“階級鬥爭”意識導致蘇共當局對“十月革命”後仍然留在專業崗位上的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充滿了懷疑和不信任，對共產黨不能徹底控制教育文化領域耿耿於懷。這種情境下，借推行“文化革命”政策而實現共產黨的文化專制，似乎是這種制度的必經之途。史達林提出，無產階級“必須成為專家，成為自己事業的主人”[8]；他強調，“沒有自己的知識份子隊伍，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管好自己的國家”。[9]



打擊非共產黨知識份子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這類知識份子以及工程師等專業人士經常本著良知對共產黨的政策提出批評，希望共產黨能糾正一些不應發生的錯誤。哪怕這類批評有時只不過是私下裡傳播的微詞貶語，在極權國家裡，這仍然被當局視為對極權主義政黨與領袖之權威及正確性的挑戰。回顧蘇聯“文化革命”的歷史背景，時值“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實施，強制型農業集體化導致農民的反抗和農村的大範圍饑饉，最後導致數百萬農民饑餓而死[10]；同時，快速工業化也產 生了一系列問題[11]。對自身錯誤極為敏感的蘇聯當局，自然不願意再聽到任何“雜音”，即便是真話、實話也會令自詡“永遠正確”的蘇共感到難堪。當然，消滅“雜音”要另找理由，於是就有了用“階級鬥爭”作藉口來打擊非共產黨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



蘇聯的“文化革命”採取了以下一系列步驟。首先，當局精心組織了一些公開的政治性審判，如1928年的沙赫基審判和1930年的“工業黨”審判，聲稱工程 師和“資產階級專家”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的“反革命集團”，透過官方的報紙廣播對全國詳細報導這些審判過程，形成對非黨員專家和技術人員的強大政治壓力，為把這些人從原有崗位上趕下來造輿論；其次，通過大規模的短期培訓計畫，將工人培養成工程師和企業主管，將農民培養成農業集體化後新成立的集體農莊的負責人，將忠於共產黨的人士派去掌管文化藝術團體和研究機構。隨後，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大批非馬克思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和專家被迫離開原職，而大批共產黨支持 重用的激進分子佔據了大學、研究所、劇院和其他文化機構的領導職位。[12] 同時，大批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人被剝奪了選舉權，許多“階級敵人”的子女被所在學校開除。[13] 當局還授意基層的激進分子關閉教堂，逮捕了大批神父。此外，當局也發動了提升工人農民文明程度的社會運動，包括培養工農大眾建立良好的基本衛生習慣、改進口語中的粗俗俚語、閱讀俄羅斯的經典文學作品、觀看古典歌劇舞劇等。



在蘇聯“文化革命”的開始階段，激進的青年人扮演了先鋒的角色。經過蘇共的“階級鬥爭”和“革命”的宣傳教育，1920年代後半期的蘇聯社會裡，青年人當中出現了一大批急於在政治鬥爭中嶄露頭角的激進分子。“文化革命”開始時，這些青年人衝擊中學和大學，把“資產階級專家”趕出研究機構，襲擊教堂，聲稱依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要廢除貨幣、家庭和法律。[14]



儘管史達林推行“文化革命”時採納了俄共（布）早年“前進派”的激進主張，但他走得並不遠，一旦政治上達到了“佔領教育文化陣地”的目的，史達林就宣佈“ 文化革命”結束了。1931年，史達林發表了“經濟建設的新條件、新任務”這一講話，標誌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運動暫告一段落。



蘇聯的“文化革命”將大量非共產黨知識份子逐離崗位，以“馬克思主義鬥士”和共產黨的忠實追隨者取而代之。史達林宣佈，經過這場運動，大部分沙皇俄國時代 留下來的技術精英現在是可以信任的了[15]，從此共產黨實現了對教育文化領域的全面控制。1932年4月，蘇共中央的一個決議宣佈，解散所有現存的文學 和藝術家社團，用統一的“全蘇文學與藝術家協會”代替。[16] 緊接著，史達林在同年召開的蘇共“十七大”會議上宣佈，在短短的一年裡，二百萬農民經過短暫訓練走上了集體農莊的管理崗位，而11萬工程師和農業經濟學家則被從城市驅逐到鄉村去，同時，農村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17] 隨後，為了暫時安撫知識份子，史達林黜降了一些在蘇聯“文化革命”中最活躍的“打手”，解散了“文化革命”時期的應景產物“共產黨人科學院”。[18]



二、中蘇兩國“文化革命”的異同 



1966年夏，中國的官方媒體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為“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這是對國際共運史和中共黨史的故意曲解。“文化革命”不僅在“共產 主義陣營”裡早有先例，而且中共也在1958年正式宣佈過“文化革命開始了”。[19] 據史而斷，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文革”其實是中共執政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革命”。



1960年代前“文化革命”這個政治詞彙在中共的官方檔裡就時有記載。1949年中共建政前新華社就介紹過蘇聯的“文化革命計畫”。[20] 建政之初，中共對“蘇聯模式”頂禮膜拜，把史達林的制度架構和統治手段當作治國“寶典”。所謂的“蘇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