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1中國 正在進入動蕩前夜 張宏良

 金融危機激起了世界民族主義大潮，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充滿愛國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激情演講，俄羅斯總統梅德維傑夫針對美國轉守為攻的國情咨文，法國總統薩克齊捍衛歐盟利益的大聲疾呼，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關於解決金融危機要對中國人民負責的堅定態度，都反映了在經濟危機的災難面前，世界各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正在迅速團結起來，凝聚成為堅強的統一整體，展現出應對威脅的強大內聚力量。可是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動蕩和分裂的陰雲越來越聚集于華夏上空，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種中國與世界背離發展的歷史悲劇有可能再次重演：西方國家團結統一，中國卻陷入動蕩和分裂。

下面3個附件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危機狀況：附件一《一個重大的政治信號》反映了中國內部動蕩和分裂的潛在因素正在表面化白熱化；附件二《央行指定採訪經濟學家名單》反映了中國金融和媒體的控制已大權旁落；附件三《推出平準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國金融買辦集團的掠奪已到了不顧一切的瘋狂狀態。雖然這3個附件互不相干，但是放在一起就會看到中國正在被推向災難的內在聯繫。中國有可能成為這場世界大危機中率先陷入動蕩的國家。

 附件一短文《一個重大的政治信號》，顯然並未引起人們太大注意，但是其所發出的政治信號足以驚天動地，該文揭示了陳奎元和徐景安對決背後的重大政治鬥爭。熟悉共和國歷史的人們都知道，共和國歷史上所有重大政治事變，都是從這種重大理論對決開始的，無論是文革還是改革都概莫能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陳奎元與作為中國改革教核心長老之一的徐景安之間的理論對決（準確講應該是徐景安對陳奎元的突襲），絕不是兩個理論家之間的思想交鋒，而是中國政治集團之間瀰漫著腥風血雨的重大政治較量。陳奎元關於中國具有兩種改革力量的論述，觸到了中國改革教的致命死穴，引起了改革教的瘋狂反撲，徐景安對陳奎元的批判文章可謂是痛下殺手，刀刀見血，招招致命，完全是要將陳奎元置於死地。

為何會有如此深仇大恨？就在於陳奎元代表官方第一次肯定了中國具有兩種改革力量：一種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國帶入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另一種改革力量是要把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對兩種改革力量的判定，意味著中國也有可能重復普京的改革邏輯——清除打著改革旗號的叛國力量。這個政治信號無疑引起了中國買辦集團的高度警覺，於是便爆發了黨內兩種改革力量的公開對決。

這場政治對決的驚心動魄之處，就在於雙方並不互相纏鬥，而是挺槍躍馬直刺對方背後的主帥。陳奎元聲稱絕不允許打著改革的旗號否定黨的基本路線，改變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試圖篡奪最高領導權；徐景安則直接把計劃經濟、公有制以及社會主義等視為邪惡代名詞，指責對方反對改革開歷史倒車。近些年主持對華關係的美國財長鮑爾森也揮劍殺入戰陣，聲稱“中國改革倒退了。”進而威脅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將會對中美關繫帶來實質性傷害。”最近又嚴厲警告中國說：“美國金融危機不能成為中國減緩金融改革的藉口，我們已經轉告美國下屆政府，一定要抓緊推動中國改革。”如同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美國直接插手國共兩黨鬥爭一樣，現在美國又在直接插手共產黨內部兩種改革力量的鬥爭，公開支援中國改革教分裂黨和國家的陰謀活動。

 其實，從一開始，中國就存在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種改革。一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另一個是改革教領導的對社會主義全面清算的改革。前一種改革在歷屆黨代會和人代會文件中寫得清清楚楚：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目的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後一種改革則散見於改革教大大小小頭目的講話和文章裏，諸如“打左燈向右轉”“目標是天津，謊說去廊坊”等十分晦澀的語言。30年來改革教一直用十分晦澀的語言來掩飾其真實用意，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就是先利用共產黨的威望進行搶劫，然後再利用老百姓的怨恨打倒共產黨。

具體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是通過私有化改革完成對國內財富的搶劫，目前這個目標已基本實現；第二步是通過殖民化改革完成財富的對外轉移，並和國際壟斷資本、西方金融寡頭結成經濟聯盟，目前這個目標也正在實現；第三步就是通過官權化改革打倒共產黨，解體中華民族，把中國變成一個由資本控制的鬆散聯邦，憑藉其攫取的鉅額財富，實現對中國的百年統治。前兩步屬於經濟體制改革，第三步屬於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是要消滅公有制，政治體制改革則是要消
滅共產黨。

 與私有化改革和殖民化改革的順利進程相比較，推翻或解散共產黨的第三步官權化改革遇到了越來越大的障礙。障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改革教一度出現了群龍無首的組織障礙。前兩步改革目標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就是因為有老爺子的統一領導。二是改革教遇到了實現政治目標的力量障礙。要想選擇當初對待華國鋒的辦法，他們沒有軍隊，趙紫陽談話錄中說的很清楚，老爺子之所以能夠順利解決華國鋒，就是因為手中有軍隊；要想選擇顏色革命的辦法，他們沒有群眾，私有化改革使他們與中國人民不共戴天，殖民化改革使他們成為民族敗類，與人民不共戴天的民族敗類是不可能發動顏色革命的。這是中國與蘇聯東歐及中亞國家的重要不同，這些國家的極端右翼勢力都是在推翻共產黨以後發財成為富豪的，在推翻共產黨之前政治上是乾乾淨淨的。而中國的買辦集團是打著共產黨的旗號進行掠奪的，他們在把共產黨搞臭的同時，自己也站到了與人民公開為敵的立場上，不再有可能帶領群眾去實現推翻共產黨的目標。可見，正是私有化和殖民化改革本身堵塞了改革教發動顏色革命的道路。

 但是，既然改革教已經通過改革擁有了足以控制中國上百年的驚人財富，他們就一定要實現改革的第三步目標：打倒共產黨，解體共和國。後來的西山會議，標誌著改革教再次找到了自己的政治領袖。於是，如同當年攻擊圍殲華國鋒一樣，改革教又開始了對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的逐波攻擊：諸如宣佈共產黨是非法組織的西山會議；否定共產黨歷史合法性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敵視共產主義和東方文化價值觀的普世價值理論等等；精心策劃的政治攻擊波接連不斷。西方反華勢力更是給予了精妙配合，由美國國會撥款、中央情報局操控的海外反華網站，把以胡錦濤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絕大多數罵得狗血噴頭，唯獨對改革教讚賞有加。

而在此期間，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卻沒有進行任何反擊，包括那位曾經把中央第三代領導人幾乎掀翻馬下的皇甫平，又在藏獨問題上再次挑戰中南海，單劍直逼胡錦濤，都沒有引起中央絲毫反擊。這次陳奎元對另外一種改革力量背叛黨的基本路線、企圖篡奪黨的最高領導權的批判，可以說是中南海試圖進行反擊的一個重要信號。雖然相對於改革教這一龐然大物，陳奎元批判的螻蟻之力根本難以損害其毫發，但這畢竟是黨中央準備反擊的信號，陳奎元掌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章又是發表于《人民日報》，其背後的力量足以撼天動地。改革教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他們之所以推出徐景安，是因為雖然改革教控制著中國大部分媒體，但是其成名人物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已聲名狼藉，像徐景安、皇甫平這類後來混跡江湖的改革長老本來就已是鳳毛麟角，加上皇甫平已經臭不可聞，也就只能派徐景安這位昏昏老朽拖刀上陣了。值此也可看出改革教的確到了氣數已盡的燈枯地步，想當初改革教是何等威風，天下名士，盡收囊中，連總書記委員長也不過是抬轎打幡的差事，沒成想數十年後的今天，竟然連一個正經人都找不出來了，拖刀上陣的居然是一位連痰都無力咳出來的昏昏老朽！

 雖然改革教氣數已盡，但是其衍生出來的買辦集團卻聲勢浩大，陳奎元和徐景安所代表的中國兩大政治力量的交鋒，反映了在大一統的表面現象掩蓋下，中國再次形成了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對恃的歷史格局。一是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代表的國家力量；二是以買辦集團漢奸學者代表的賣國力量；三是以泛左翼愛國聯盟為代表的民眾力量。

以買辦集團為核心的賣國力量，在經濟改革上已經與人民形成了不共戴天的極端對立，在政治改革上正在與國家力量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對立。中國買辦集團在通過經濟體制改革已經把人民剝奪乾淨，共產黨和共和國已經失去了繼續利用的價值，現在他們要再用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來消滅中國的國家力量。雖然表面看上去擁有軍隊和全部專政工具的國家力量十分強大，但是已經與國際壟斷資本和國際金融寡頭結成牢固聯盟的中國買辦集團，一是通過媒體控制權成功創造了能夠有效抑制國家力量的內外環境，二是通過金融和經濟控制權，不斷製造著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之間的對立，把社會矛盾和環境資源矛盾同時推向極端，把社會矛盾推向極端是用來打倒共產黨，把環境資源矛盾推向極端是用來解體共和國，通過把矛盾推向極端的方法可以同時削弱國家和民眾這兩大力量。到目前為止，中國買辦集團的這一戰略相當成功，

通過不斷加劇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之間的尖銳對立，使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同時處於自顧不暇的奔命狀態；把國家力量壓縮在應付各種政治危機的狹小範圍之內；把民眾力量鎖定在應付各種生存危機的奔波之中。讓國家越來越恐懼民眾，讓民眾越來越仇恨國家。就在國家和民眾愈陷愈深的恐懼和仇恨中，漁翁得利的中國買辦集團從三大政治力量相互對恃的格局中脫穎而出，把國家和民眾這兩大力量穩穩踩在了自己腳下，特別是金融和媒體兩大領域，已經牢牢控制在買辦集團手中。附件二《央行指定採訪經濟學家名單》就反映了這一點。

 附件二《央行指定採訪經濟學家名單》，雖然只是網路報道的一個不氣眼的簡短消息，但是社會重大事變往往都是由這類不氣眼的小事反映出來的。這個簡短消息印證了近兩年來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金融和媒體已被買辦集團控制。我們這裡說的媒體是指真正能夠調動輿論的有效媒體。由央行證監會等金融管理機構取代中宣部指定國家媒體採訪的對象，並且各大媒體也十分順從地聽命于金融管理機構，至少說明瞭兩個問題：一是金融買辦集團已經具有了抗衡中宣部的強大實力，所以才敢於並能夠鳩佔鵲巢，向各大媒體發號施令；二是選擇此時跨越許可權直接控制媒體採訪對象，說明他們有著要急於掩蓋的重大圖謀。金融加媒體兩大資源，讓中國買辦集團佔據了21世紀政治鬥爭的先導地位。

與20世紀以前的政治鬥爭相比較，21世紀政治鬥爭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依靠軍隊和組織來解決問題的農業社會的政治鬥爭形式將逐漸失去傳統作用。這就決定了擁有軍隊和組織的中央集團，將很難有效抗衡擁有金融和媒體的買辦集團。軍隊和組織沒有能夠拯救蘇聯和東歐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後來普京解決國內買辦集團依靠的也不是軍隊和組織，而是類似文革紅衛兵那樣的群眾組織。對於現代
國家來講，誰控制了金融和媒體，誰就是現代社會的真正主人。控制了金融就控制了全部社會財富以及這些財富在國內外的調配；控制了媒體就能夠主導各種社會力量發展的方向，以及把政治對手妖魔化為社會公敵。

 目前這種趨勢已十分明顯，中國買辦集團利用金融和經濟的控制權，把人民勞動創造和資源變現的數百萬億財富，聯合西方國家共同瓜分掉了；然後再利用媒體把禍水引到共產黨的頭上。十七大民生路線的夭折就是典型，十七大政治報告提出要讓“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金融買辦集團立刻製造股市暴跌，不僅“增加財產性收入”成為泡影，連以往積蓄的數萬億財產也落入了極少數權貴富豪和外資囊中。現在才清楚，摧毀中國股市20多萬億財富，完全是為保障美國的經濟安全。

年初美國設置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經濟防火牆，防止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企業兼併美國實體公司，這就需要中國股市資本灰飛煙滅。更重要的是要防止重演1929年大危機的雙重景象：一方面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危機，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蘇聯飛速發展。要避免在西方國家危機期間中國高速發展，就必須製造中國股災，把老百姓的財富化為灰燼。九十年代美國之所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以高新技術產業為主體的國家，就是依靠持續八年的大牛市實現的。美國最清楚股市對現代經濟的作用，所以勾結中國買辦集團，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率先製造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股災，成功避免了30年代西方大危機期間蘇聯高速發展的歷史在中國重演。並且，由於短短一年時間就毀掉了中國22萬億財富，同時也就成功堵塞了中國向內需經濟轉型的發展道路，迫使中國繼續維持白白為歐美打工的殖民經濟。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在製造史所罕見的最大股災的同時，卻通過犧牲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信用，從股市攫取了數萬億財富，在億萬股民的滾滾血淚中登上了財富頂端，順勢把那些替他們吹喇叭抬轎子的漢奸學者美國鸚鵡也托上了名利頂端。平安保險由中國公司變成英國公司的過程中，僅僅一個家族佔有的資產就超過了560多億，相當於當年國家財政醫療衛生支出的一半！

 如此慘烈的股災，如此驚人的豪奪，老百姓不可能沒有反映，況且被掠奪者包括大量白領階層。於是，他們又開動媒體把禍水引向共產黨，矛頭指向共和國，把所有悲劇的根源都歸結為是共產黨的一黨執政。在通過經濟改革佔有了社會經濟資源之後，又豎起了政治改革的旗號，開始全面掠奪社會政治資源。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任務是掠奪老百姓，那麼所謂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則是打倒共產黨。無論今天中國老百姓怎麼看待共產黨，但是客觀的歷史結論仍然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仍然是民族崛起和百姓翻身的希望。對比一下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的勝選演說、俄羅斯總統梅德維捷夫的國情咨文、胡錦濤的十七大政治報告就會發現，強烈的國家利益和民生路線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而國家利益和民生路線，恰恰是中國改革教和買辦集團不共戴天的仇恨目標。如果說改革教只是要改變中國的國家性質，重建少數精英對多數人的歷史統治，那麼由改革教衍生的買辦集團則是要解體中國本身，確保其子孫後代永享攫取的億萬財富。在共產黨和老百姓的關係問題上，中國改革教和買辦集團的深刻理解，遠遠超過了共產黨和老百姓各自的理解。他們十分清楚，共產黨、共和國和老百姓
之間歷史形成的血脈關係，是任何力量都無法切斷的，即使是腐敗也無法切斷。無論是實現民族獨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推動國家強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追
求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共產黨領導的結果，只要還有共產黨在，要想解體共和國，一勞永逸地把老百姓踩在腳下，就是不可能的。雖然腐敗能夠把共產黨和民眾分割開來，但是卻無法消滅民眾對共產主義的嚮往；腐敗只能腐蝕掉共產黨的組織，卻無法腐蝕掉一代接一代共產黨人。所以他們一定要打倒共產黨，然後再按照美國總統布希的交代：通過立法把共產主義列為頭號刑事犯罪。於是，在中國共產黨與改革教之間，在中國的國家力量與賣國力量之間，不可調和的政治矛盾愈來愈接近於白熱化狀態，諸如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互搏殺的刀光劍影，徐景安與陳奎元對決背後的驚心動魄，就是中國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矛盾即將全面爆發的前兆。

 就目前中國三種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來看，由金融買辦和漢奸學者組成的賣國力量佔據絕對優勢。無論是國家力量還是民眾力量，單方面都不是賣國力量的對手。目前陳奎元和徐景安之間不均衡的前哨戰，就反映了國家力量的虛弱守勢和賣國力量的強烈攻勢。徐景安連續三評，痛下殺手，背後是改革教和買辦集團強大的炮火支援，全面清算共產黨以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國家建設，甚至把1840年以來所有捍衛民族獨立和追求民族解放的鬥爭統統納入清算範圍：聲稱中國改革開放
的起點是1840年，從而使八國聯軍也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聲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生產力落後，生產關係也落後，既然共產黨領導革命建立的是一種落後生產關係，自然也就失去了歷史合法性；聲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毛澤東時代，是閉關鎖國的封閉半封閉狀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江澤民時代則不僅僅是到了崩潰邊緣，甚至更進一步把銀行搞到了事實上的破產狀態，所以把中國的銀行幾毛錢賣給外國人是了不起的偉大壯舉；聲稱數千年東方文明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統統都是垃圾，只有西方發達國家奴役發展中國家的殖民文化才具有普世價值；十七大提出的五有社會被批判為是民粹主義，中國愛國知識分子提出的國家利益被妖魔化為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老百姓被壓在住房、醫療、教育三座大山之下，每年數百萬婦女被逼良為娼，同樣數百萬老百姓死在醫院外面，被歌頌為是社會充滿活力和自由的表現。

最讓人憤怒的是他們居然公開表達對中國人民的極端仇恨，就在前幾天召開了紀念股票全流通元年慶祝大會。元年是改朝換代的標誌，他們把聯合外資成功實現了對中國億萬股民的搶劫行為稱為是元年，不僅僅反映了他們要據天下為己有的極端狂妄，更反映了他們對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力量的極端蔑視，以及對中國人民的極端仇恨！慶祝大會那山嶽般的巨大幕墻，那鋪滿整個會場的紅黃喜色，那聲嘶力竭的震天狂笑，那群魔亂舞的熱烈轟鳴，雖然讓人難以想像到這是在紀念把數千萬家庭推入絕境的血腥搶劫活動，但是卻讓人真切感受到了中國買辦集團無與倫比的巨大力量，真切感受到了買辦集團的確在開創一個新紀元，一個不僅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甚至連動物界都絕無僅有的魔獸世界。

 與中國買辦集團的極端瘋狂相比較，代表國家力量的陳奎元卻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可憐境地，徐景安的連番出招，無一不是指向陳奎元的生死大穴，決意要將陳奎元
置於死地，而陳奎元竟無半點招架之力，任憑對方痛下殺手。完全可以斷定，如果沒有民眾力量進行網路援助，陳奎元恐怕熬不過徐景安的九評就會被斬于馬下。莫說是一個小小的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甚至連胡錦為首的黨中央，照樣沒有放在改革教和買辦集團眼裏。黨中央提出要建立五有社會，房地產市場立刻掀起排山倒
海的漲價狂潮；十七大提出要讓老百姓增加財產性收入，股市立刻暴跌70%以上；胡錦濤表示處理金融危機的原則和出發點是要對中國人民負責，中國經濟立刻形成了助美救市的殖民化格局。一是中國外匯資產仍然在源源不斷地購買美國債券；二是通過出口退稅，用中國老百姓的錢去補貼外資，補貼歐美國等發達國家；三是通過企業減稅，用老百姓的錢去補貼富人，而與此同時，包括我國台灣在內的全世界都在對窮人減稅，補貼窮人；四是發起了震驚世界的“花錢大躍進”運動，以保證權貴的“尋租收入”不因危機而減少。中國改革教和買辦集團的強大，不僅在於對金融、媒體以及部分立法權的控制，同時還在於他們上下統一、步調一致，關鍵時刻教主親自出馬，鐵腕擺平各方威脅。而表面強大的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卻相互分離、相互掣肘，彼此力量抵消，各自處於弱勢狀態。古今中外的歷史特別是昨天中國的歷史和今天俄羅斯的歷史都證明，一旦國家內部形成與敵對勢力相聯繫的買辦集團，無論是國家力量還是民眾力量，都無力單獨與其抗衡，只有實現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相結合，才有希望擺脫買辦集團的控制，恢復使國家強大和民族崛起的獨立發展道路。

 當初普京接管的俄羅斯，買辦勢力絕不亞於現在的中國，資源廣袤富饒的俄羅斯同樣被納入了經濟殖民化的發展軌道。就在美歐國家準備通過顏色革命把俄羅斯變成美歐資源基地的危機時刻，普京及時拷貝出了中國文革大民主模式，放手發動群眾，組建起俄羅斯紅衛兵“納什”組織，迅速實現了國家力量和民眾力量相結合，徹底戰勝了俄羅斯買辦集團，十分乾淨地清除掉了國內的西方勢力，成功走上了俄羅斯民族復興的發展道路。在世界政治法庭上，俄羅斯由被告變成了原告，美國等西方國家則由原告變成了被告。比較一下俄美兩國總統的講話就會看出，在此之前，美國總統對待俄羅斯就像對待今天中國一樣，總是這也不好那也不對，一切都需要按照美國要求進行根本改革；現在則恰好相反，俄羅斯總統總是喋喋不休地指責美國，甚至在美國大選的喜慶日子裏，仍然不停地大肆批判美國，當美國人提醒俄羅斯總統今天（11月5日）是美國大喜之日時，俄羅斯總統只是隨便一句“我忘了今天是美國大選的日子”，仍然連一句賀喜的話都沒有。可見，對於轉型期的崛起大國來講，能否清除國內買辦勢力是國家能否崛起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許多場合反復講：“當前中國面臨的歷史機遇前所未有，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於挑戰。

”究竟是機遇還是挑戰，關鍵就看能否跨越買辦集團這一關；如果能夠跨過去就是機遇，中華民族就會從此崛起；如果跨不過去就是挑戰，中華民族就會陷入大分裂大動蕩，最終分崩離析為許多鬆散小邦。不可能再有第三種歷史選擇。中國買辦集團會讓中國順利跨過這一關嗎？附件三葉檀女士的《推出平準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反映了中國買辦集團的極端貪婪和掠奪，已經達到了空前絕後的瘋狂程度。

 葉檀女士這篇《推出平準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揭示了一個令人極其震驚的事實，就是中國買辦集團在榨幹了億萬股民的血汗錢之後，又把股市的財富吸管插向了全國13億人民，也就是說，那些遠離股市的一般老百姓也開始要為股市中的權貴富豪和外資買單。所謂平準基金是指用全國老百姓的財政資金去托住股價，避免股市無限制暴跌。這本來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國外常用的托市方法，但在當今中國卻成為極少數權貴富豪搶劫國家和老百姓的野蠻手段。我們在許多文章中反復說過：中國股票有三分之一是老百姓高價購買的流通股，平均股價超過15元；有三分之二是權貴富豪和外資手中不足一元錢的非流通股。之所以同一張股票差價如此懸殊，是因為當初政府承諾那三分之二的一元錢股票不進入市場流通，所以才叫非流通股。去年中國證監會宣佈所有股票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那些一元錢成本的低價股在20多倍暴利的吸引下，如同決堤洪水般洶湧拋出，平均股價從22多元暴跌到5元多，大批股票跌得只剩下一元多，此時市場仍然有超過1.2萬億股的一元低價股等待變現。雖然中國買辦集團對老百姓的搶劫 絕無民主和平等可言，但是其內部分配則必須是民主和平等的，既然前面的低價股已經套現，後面的低價股同樣具有高價套現的權利。怎麼辦？於是便要組建海外市場的平準基金，如同中國引進的所有事物都是頭腳倒置地顛倒過來一樣，平準基金也由維護老百姓利益的工具變成了掠奪老百姓的工具，用老百姓納稅形成的國家財政資金托住股價，讓極少數權貴富豪和外資的一元錢股票高價套現。所以葉檀女士才說這是把孩子喂入狼嘴。

 我們之所以引用葉檀女士的文章，就在於葉檀女士是遠離左派、反對激進、否定革命的自由派人士，是如同其容貌一樣溫和的一位改良論者，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 革命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從來都是一個改良論者，而不是革命論者”。就是這樣一位柔弱溫和的自由派女士，都忍不住發出了不要把孩子喂入狼嘴的奮力呼喊，可見中國股市的血腥搶劫已經達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由此我們想到了目前震驚世界的“花錢大躍進”運動：年底前50天要突擊花掉1千億，計劃投資4萬億。如果這4萬億投資也如同股市一樣送入狼嘴，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和自然矛盾，將足以炸毀整個中國。目前大家只是看到這場曠古未有的“花錢大躍進”運動的經濟刺激作用，而沒有看到其背後的可怕作用。由於西方國家減少消費而導致中國企業破產倒閉的這場危機，給予了中國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和向內需經濟轉變的歷史機會，發展經濟本來就是為滿足本國人民消費，而不是為滿足美國需要，現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減少了需要，我們恰好可以用來滿足本國人民需要，實現經濟轉型，讓中國人民也能享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是，讓人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的是，中國卻選擇了一種服用興奮劑的方法，保持現有利益結構不變，經濟發展模式不變，捨棄人民消費需求，採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刺激投資需求，繼續維持為西方國家提供廉價消費品的殖民經濟體制，用4萬億鉅額投資強行推動原有經濟模式的發展。

 中國老百姓再次失望了！中國再次錯過了一個跳出陷阱的歷史機會！

 況且在現有利益結構中，4萬億投資能有多大部分轉化為生產能力，真算起來恐怕連鬼都會嚎啕大哭。蘇州市一個副市長單筆受賄就超過8200萬，由於沒有引起社會巨大反響，仍然算不上什麼了不起的腐敗，可是單筆受賄8千萬意味著什麼，意味著4萬億投資僅夠5萬個官員受賄一次！也就是說，在中國7百萬黨政幹部中，只要有0.7%的人腐敗，4萬億投資就會變成少數官員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海外存款。可見，4萬億投資中有多大部分會投在國內，有多大部分會投在國外，完全取決於腐敗官員所佔的比例；只有每千名官員中腐敗分子不超過7人，4萬億投資中才會有一部分留在國內；如果超過了7人，4萬億投資將同2萬億外匯儲備的命運一樣，成為挂在我們賬上的別人財產。

附件一：《一個重大的政治信號》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11/57283.html

附件二：《央行指定採訪經濟學家名單》http://www.55188.com/viewthread.php?tid=2381176

附件三：《推出平準基金是把孩子喂入狼嘴》http://yetan.blog.cnstock.com/5113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