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一個世紀的宏偉壯麗的南轅北轍
作者 蘆笛
時間: 08 2 2009 05:54
适才看見小衲同志出來歌頌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社會，只覺得啼笑皆非：對時人來說，傳統社會也和“彼世”一樣，既可以把它描繪爲西天極樂世界，又可以把它畫作九幽十八獄，反正誰也沒見過不是？
我於是指出：
“可以肯定的是，沒有西洋文明，則咱們至今仍處於那永恒迴圈之中，男耕女織，秦磚漢瓦，兩三百年來一次大動亂，把全民殺得10停只剩1停，然後再重新開始。如果生在太平盛世倒不錯，生在亂世似乎也沒有什麽幸福。”
這本是事實陳述，而且是老生常談了。當年英國公使威妥瑪早就道破了：
“中華之患，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
而楊度也早就指出中國從無可持續社會進步，其歷史曲線乃是正弦波：
“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複貧，一強不可複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爲永不進步。”
可小衲居然表示“完全不同意”，還說什麽“金毛文明帶不帶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動亂的因素，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漫說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就不曾動亂過，也不必說民主制度的最大優點就是它能化解社會危機，消除動亂於無形，就算鬼子的文明也帶有二三百年一次大動亂的因素吧，它畢竟是不斷發展深化的，與中國以循環方式停滯不動是一回事麽？
這種反應，加深了我的固有的強烈感覺，那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與性質到底是什麽，國人折騰了一個半世紀還沒搞清楚，因此很有必要談談我的一孔之見。
一、 傳統社會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
這是馬教在中國製造的最嚴重的思想公害之一，毀滅性地污染了中國的智識環境。如今國人一談舊中國，開口便是“封建社會”，閉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就 連史學家也要像煞有介事地爭論那些僞問題，諸如辛亥革命那“資產階級革命”到底是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又代表哪個階級，等等，等等，當真是讓人啼笑皆非。
看出此道荒謬的學者們也高明不到哪兒去。梁漱溟曾堅持認爲，中國社會跟西歐不一樣，不是階級對立社會，而是“職業分途社會”，云云。
前半句話非常正確，“階級”觀念純屬西洋貨，古代中國和歐洲完全不一樣，朝野無一人有階級意識，從無同一階級抱成團與國王爭利的習慣，而這在歐洲乃是深厚傳統（如英國貴族在13世紀初抱成團，以武力強迫國王接受《大憲章》；中世紀工匠、商人們結成保障自己利益的各種行會；法國大革命因第三等級抗稅而引發等等）。把周期性的遊民/農民暴亂稱爲“階級鬥爭”屬於搞笑活動，因爲它從來不爲農民爭利益，反而以農民爲主要糟害物件。梁的後半句話也有一定道理：我在舊作中說過，中國傳統社會是個“有一定流動可能的等級社會”。少數下等人可以通過科舉制度 “鯉魚跳龍門”，實行“農轉非”。這與西方封建社會以血統定貴賤是兩回事。
但梁說不過是皮相之見。我的觀點早在議論吳思先生《潛規律》和《血酬律》的舊作中說過了，這裏再系統表述一次。
我認爲，遠古文獻不足征，無從斷言，但中國自中古至今，從來不是階級社會，一直是個官僚社會。無論是滿清的“封建社會”，是民國的“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如今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根本特點不但沒有改變，還極大地強化了。
所謂“官僚社會”，意思是說，社會的統治者是官僚集團，它不代表任何階級，不爲任何階級支援，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支援，具有無限瘋長擴散、瘋狂掠奪社會 財富的天然傾向，表現出與惡性腫瘤極高的相似性。它的産生和存在，與社會生産力、生産方式、生產關係等所謂“社會經濟基礎”毫不相干，並不因這些因素改變 而改變，因此不符合馬克思的“階級”定義。無論是傳統社會的官吏，是過去執政的國民黨，還是如今執政的共產黨，都是官僚集團，都靠壟斷資源，控制經濟，以權力介入經濟活動，實行不等價交換來聚斂財富，實質上是一個暴力敲詐集團。這種官僚社會與土匪山寨有規模與外在的典章制度之差，但並無本質之別。
二、我們的“公”和他們的“公”
傳統的“公”的觀念並不是西式的“public”。古人的“公”與“官”不分，兩者常常是同一觀念。不信請看《詩經‧小雅‧大田》：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意思是：“雲起了，快下雨吧，下到公田裏，讓我的自留地也能沾點光。”
這兒的“公田”是隊上的麽？也差不多吧。《孟子‧滕文公上》雲：“方裏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這說的是他無任向往的著名的“井田制”，亦即把大田劃分爲均等的九宮格，中間那塊是官田，周圍八塊是各家的私田。各家先種官田，再種私田。私田的出產歸各家所得，而“公田”出產的則是皇糧，那是用來養活貴族的，與公衆福利無關。這和西方的“公”完全是兩回事，後者指的是“公衆”或“社區”乃至“社會”，收稅固然是爲了養活公務員，但大頭還是用於公衆福利。
證之辭書，這理解完全成立，按《說文解字》對“公”字的解釋是：
“韓非曰：背厶爲公”
《康熙字典》：
“韓非曰：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這是用經典兩分法作定義：自己營生或營利稱爲“私”，私的反面就是“公”。請問“公”與“官”有什麽區別？難道都不是私的反面？
《康熙字典》給出的“官”的定義也支援這理解：
“官：《增韻》職也，使也，公也。”
由此可見，古人“公”“官”不分，“爲官”與“爲公”不分，唐太宗的名言就很說明問題：
“（太宗）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爲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爲私。’上不許，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仇不充，魏征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四）
這裏說得明明白白，好皇帝是“爲官擇人”，不是“爲私擇人”。連白癡晉惠帝鬧的著名笑話都表明了這一點：
“帝文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晉書‧帝紀》卷四）
不難猜出這笑話是怎麽鬧出來的：他的腦袋裏自幼讓帝傅塞滿了“大官無私”的教導，被反復告誡“立黨爲官不爲私”，因此活學活用，養成了追究一切行爲動機的階級分析習慣，連聽到蛤蟆叫都要追究那動機到底是大官無私，還是自私自利。
因此，傳統的“公”乃是標準的模糊概念。在古人心目中，“公家”、“官家”、“官府”等詞乃是通用的，所以胥吏才會被稱爲“公差”、“公人”，而官事被稱爲“公事”、“公幹”。有趣的是，有時這甚至指朝廷，例如“大宋官家”指的並非官府，而是皇帝本人。
這模糊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因此人們才會把“官有制”當成“公有制”，不知道中國所謂“公有制”乃是“官僚所有制”，爲官僚集團控制，爲官僚集團謀福利，與公衆無相干，而若不是老蘆說破，大概國人到世界末日也不會察覺這問題：）
三、深厚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傳統
在傳統中國，私有制從來也不曾獲得西方那樣理直氣壯的地位。官有制和“計劃經濟”並不自1949年始，這是官僚社會的“上層建築”決定的。它決定了中國社會絕無可能自動長入資本主義社會。
古代中國奉行的“社會理論”，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理論上，帝國每一寸土地都屬於皇帝所有，這就是許多新建皇朝進行全國規模 的土改，實行“計口授田”的 “均田制”的“法理依據”，也是滿清王公貴族入關後“跑馬圈地”的“法理依據”。傳統社會與現在的土地政策的區別只在於，雖然朝廷在理論上享有土地所有權，但“土地使用收益權仍舊屬於它的佔有者，他並且有轉讓使用權的充分權利；但是田賦既然依（原有的）土地租價爲比例繳納，所以領主權是被承認的”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32頁）。如今談論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如果實施，中國便在這點上完成對傳統的回歸了。
因爲實行農本主義，土地是官府控制得最薄弱的一環。控制得最嚴密的其實是原始工商業。讀過《鹽鐵論》的讀者都該知道，早在西元前81年的漢昭帝時代，咱們就開始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由國家對鹽鐵實行壟斷專營了。
那麽，這種社會主義生産是怎麽管理進行的？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卷一，39-40頁）裏介紹的清代鹽稅的徵收，給現代人提供了一個西式明晰圖景。
據他介紹，清廷按生産、管理、分配上的要求，把全國劃分爲11個鹽區。鹽的生産、收購、運輸、儲存、銷售等每個環節都處於政府嚴格的壟斷、管制、監督之 下，每個環節都要抽稅。兩淮區供應一億人口的食鹽，爲當時中國最重要的鹽區，馬士便以它爲例，講解了鹽的産銷和利潤的分割。
生産和運銷都爲私營，但須由官府核准發給執照，並由官府規定價格，處於嚴格的“計劃經濟管理”之下。鹽生産出來後，在官府嚴格監視下，運到官府辦的倉庫 （稱爲鹽棧）。鹽商們憑官府發給的“引票”前往購買。只有官府指定的鹽商才有資格領到“引票”。每省每年只發300-400張引票。鹽商若想在計劃外購買引票，則每張需付1萬至1萬2千兩銀子。
有了票證還不行，還必須排隊輪候，有可能兩年輪到一次，也有可能三年輪到兩次。輪到時，鹽商每次可憑票購鹽3,750擔，其支付的價錢包括鹽的生産價格、棧租、官府正常稅收以及塞給各級管理人員的“潤滑費”。
鹽商把鹽買下來後，再運到目的地，存在省棧裏，一面支付棧租，一面排隊靜候，等輪到自己時，才能把鹽賣給官府特許經營的商店。在鹽出棧進店時，又得對有關人員加以金錢“潤滑”。
馬士根據兩湖平均零售價計算出，憑一張引票賣出的3,750擔鹽，成本爲1,130兩銀子，最終售出價爲12,545兩，其間差額竟然高達11,415兩。假定運輸費用與合法利潤爲1,415兩，其餘的10,000兩爲官府所得。
正因爲價格遠遠偏離了成本，私鹽販子才會多如過江之鯽，史不絕書。對這些試圖破壞社會主義生産秩序的階級敵人，政府的打擊從來不手軟，以致許多私鹽販子不惜扯旗造反，唐末黃巢、元末張士誠和方國珍都是他們的優秀代表。
從這例子不難看出這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特點：
第一，商品價格含有遠遠超過成本與合法利潤之和的“剩餘價值”（在上例中約爲前者的4倍）。
第二，該“剩餘價值”與生産和交換毫不相干，乃是權力介入經濟活動産生的，全部流入非生産者。獲得者既未參加商品的生産，也不負責商品流通，唯一的貢獻就是以暴力敲詐強行介入商品的産銷，除了極大地擡高商品價格外，還人爲阻礙了産銷，使得産業和商業失去了自發興旺可能。
第三，這種赤裸裸的掠奪，與“等價交換”、“公平競爭”、“供求決定商品價格”等西方市場法則針鋒相對，而這些法則乃是從資本主義的“權利” 觀念衍生出來的。因此，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利”觀念及其衍生 的“平等”、“機會均等、費厄潑賴”等觀念水火不相容。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官僚社會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相容。只要中國不改變其官僚社會的基本結構，則自由資本主義就絕無可能從那爛汙土壤中自發生長出來。
四、人民群衆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
明白了中西社會構建的基本區別，則不難看出，近代中國的首要改革就是打壓官僚集團，將其改造爲西方式公務員，並切實保障民權，儘量減低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幹 擾，使得自由資本主義能迅速生長起來。這才是富國強兵的根本。國家富強後，外侮也就不禦自消了。反過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必然有助於“權利”觀念的引入，進一步瓦解官僚集團。
晚清也確有郭嵩燾、馮桂芬、薛福成等先知先覺看到了工商業的重要，但他們始終沒有看出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何在。最令人扼腕的是，民初是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代，堪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然而卻似乎沒有誰鼓吹過自由資本主義。相反，對社會主義情有獨鍾的“知識份子”比比皆是，陳獨秀、李大釗那些走火入魔輩不必說，就連所謂“自由知識份子”張東蓀、張君勱等人也主張實行社會主義。孫文專提不開的那把壺，提出“節制資本”的悖謬國策就更不必說了。
爲什麽會出現這種南轅北轍的智力災難？我個人的感覺是，中國傳統讀書人受下述僞託的孔子語錄影響至深，終生無法擺脫：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
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
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
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從來是讀書人的千載夢想，也是社會革命家們永久不變的理想。若改朝換代有點社會改造內容，則它必然要反映出來。明太祖大概可稱爲 “原始軍事共産極權制”先驅，他制定的“黃冊”戶籍制度以戶爲單位，將人民按職業劃爲民、軍、匠三大類，以管理軍隊的方式去管理手工業匠人，輪流攤派勞 役，爲官府無償製作器物。
發匪的《天朝田畝制度》和“聖庫制度”更具體而微地推行了那“大同理想”。他們對基督教文明一竅不通，其政治改革靈感除了從未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資政新編》外，都來自於儒家典籍。《天朝田畝制度》完全是上述“大同境界”的具體而微的再表述。定都南京後，他們不但按朱元璋的老辦法，把人民按職業分開，實行軍事管理，強迫他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而且還literally地實行了“男有分，女有歸”，拆散家庭，實行絲綢産業國有化，把産品拿到國統區去換 “外匯”，構成了搶劫之外的次要GDP來源。
因此，我黨的“社會主義革命” 並非純粹的舶來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國人的千載“大同情結”。哪怕是今天的讀者，恐怕也要認爲上述語錄描繪的確實是一個理想境界。即使看出它的推行需要一 個萬能的強大的政府，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認同，卻不會想到那就意味著引入一個萬能的強大的官僚集團，使得原有的社會弊病更加惡化，社會現實偏離“大同”更 爲遙遠，變成“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官”。而這不幸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的的悲劇。
五、緣木求魚的整整一個世紀
如上所述，傳統社會實質上是官僚社會，其基本結構是：
皇帝
|
官僚集團
|
士紳集團
|
平民
其中官僚集團是實權實惠集團，與GDP的産出毫不相干，卻負責吸納GDP的大頭。如吳思的傑作揭示的，該集團具有無限瘋長趨勢，最後是把皇帝和平民都搶窮了。良民活不下去變成遊民，起來暴亂，而皇帝又因爲需要軍費平暴，被迫加劇橫徵暴斂，形成惡性循環，最後把大量良民化爲暴徒，皇朝便被傾覆。皇帝與官僚集 團都被毀滅了，但新皇朝又再度孕育出惡性腫瘤式的新的官僚集團，開始下一輪治亂周期。
吳思沒有指出的是（當然也可能指出了，只是我沒看見，苟如此，則在此道歉）：
第一，維持這個金字塔的穩定不光是靠暴力，主要還是孔教賦予的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已經化成了一種宗教信仰，中國人對皇帝和上司的絕對服從，堪與西方基督徒對上帝的服從相比。它構成了維持國民思想統一、進而維持國家統一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力量。
第二，在理論上，皇帝擁有對官僚集團的生殺大權，其對官僚集團的制衡只受到技術性困難或主觀上缺乏興趣的阻礙。
第三，吳思遺漏了重要的士紳集團的存在。我已在舊作中指出，士紳集團不但構成官僚集團實施統治的終端，是官僚集團的候補池與退休池，而且代表了傳統的“輿情”，具有不可無視的能量。他們既與官僚集團狼狽爲奸，又可能與之發生衝突。徐繼佘因開罪巨紳林則徐而丟官，耆英因士紳集團的巨大壓力，不得不婉拒英國人按《南京條約》規定進入廣州，都是這種官紳衝突、官不敵紳的顯示。
因此，上有皇帝，下有士紳，雖然程度有限，畢竟還是對官僚集團起到了某種制衡作用。
辛亥革命的悖謬，在於它的革命物件乃是韃子皇帝。其實晚清貴族不過是一群吃喝玩樂的廢物，根本也就算不得什麽政治勢力，更談不上是統治階級。真正危害百姓的不是他們，也不是皇帝，而是官僚集團。可惜辛亥革命倒行逆施，把皇帝搞掉了，卻弄出了個更加龐大的官僚集團來。
這危害是兩重的，首先是官僚集團再也沒有皇帝的制約了，其次是徹底破除了皇帝的宗教式權威。這維持國家統一的唯一的精神力量一旦去除，則國家自然只能解體，並且再也無法統一。民國想以武力統一天下者大有人在，什麽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甚至馮玉祥都曾躍躍欲試過，但誰都不成功，只有蔣介石成功了，歪？
那原因很簡單：野心家們再也沒有了“天命論”賦予 “真命天子”的絕對權威。因此，軍閥們的部下在羽翼豐滿後便要鬧獨立，拉杆子自立門戶，於是便由原來的一個大軍閥變成許多小軍閥。這構成了民國史最顯著的特點：吳佩孚是從曹錕手下拉出來自立門戶的，馮玉祥更是終生倒戈，最後他的部下也仿而效之，讓他從“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大軍閥變成孤家寡人。一言以蔽之，只要軍隊擴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必然要裂變成幾個小軍隊，於是便如同“遺産均分制”一樣，誰也無法積累足夠家當，變成大款。就連二等軍閥都遵循這“裂變律 ”：趙恒惕叛譚延闓、唐生智叛趙恒惕、何鍵叛唐生智……
由此不難看出，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維經斯基千里迢迢給我們送來盧布和馬列主義，則中國只怕到現在還處於軍閥混戰中。
解決這難題的辦法，便是老毛子教會咱們的以黨領軍，亦即以集軍隊與黑社會爲一身的黨組織去領導控制軍隊，使得人民軍隊永遠聽從党指揮。不僅如此，黨組織還滲透到民衆中去，以組織軍隊的方式把人民組織控制起來，把內戰化爲“總體戰”（total war），亦即把治下的所有人力物力精神資源都動員起來，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
蔣介石始終沒有真正學會這一套。而且，國民黨派系林立，他也沒那本事去徹底改造。所謂“國民革命軍”更是十分鬆散的同盟軍。因此國民黨始終如高華所說，不是中共那樣的“動員型政黨”。蔣介石雖然解決了嫡系軍隊的裂變問題，卻始終無法消除非嫡系部隊的裂變，抗戰以前他就從未停止過南征北討，鞍馬倥傯地忙著蕩平層出不窮的前盟軍倒戈： “福建事變”、“蔣桂馮閻中原大戰”、“兩廣事變”等等。他完成的不過是國家名義上的統一。即使是在抗戰後，國軍仍然保留了那特色，此所以在內戰後期軍隊又紛紛發生裂變。
這是從軍事上說。從政治上說，國民革命除了製造出個新的官僚集團來外，倒也不曾真正實行黨天下，更不曾掃蕩民間社會，把全民納入黨組織的網路之中。傳統士紳集團仍然存在，繼續發揮著不容忽視的制衡功能。因此，即使是在國府真正控制的地區，也談不上“黨天下”。這種社會雖然沒有皇帝來制衡官僚集團，其組織不如傳統社會合理，但官僚集團的權力畢竟有限，並不能罔顧輿情爲所欲爲。
我黨的優勢就在這上頭表現出來了，無論怎樣山窮水盡，或是怎樣急劇膨脹，共軍從未發生過大規模裂變。更重要的是，我黨在當國後把“解放區”那套推向全國，徹底掃蕩了一切民間社會，根除了一切黨外精神權威（尤其是宗教權威），消滅了傳統的士紳集團，將全民編織進一張無所不包的天羅地網，使得党官僚獲得了操控百姓生活的一切方面的空前權力。這結果便是在中國建立了一個權力空前的官僚集團，壟斷了所有物質資源、人力資源以及精神文化資源，而原來具有微弱拮抗作用的政治勢力卻再也沒有了。
剝58年某首“民歌”來描寫便是：
“上面沒有皇帝，下面沒有士紳。我就是皇帝！我就是士紳！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
剝魯迅的詩來說則是：
“寂寞新天地，平安舊戰場。兩間餘一物，獠牙獨煌煌。”
所以，當初就算要革命也罷，那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好了，卻昏聵到去把可以制衡官僚集團、對百姓並無直接侵害的皇帝趕跑。要宣傳西方價值觀也行，那就宣傳“人權天賦，官商平等，機會均等，費厄潑賴”好了，卻熱昏到去宣傳“總統人人可做”（袁世凱語）、“民主就是人民做皇帝”（孫文語）。這些倒行逆施蠢動的偉大成果，便是造出了中國歷史上見所未見的獨霸天下的官僚怪物，使得實質性政治改革基本喪失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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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小 中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