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社記者陳昱臻2011/11/30大樹報導】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昨天開幕，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獲頒「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名譽會長」。華文作家協會名譽副會長趙淑俠表示，星雲大師熱心推動人間佛教，發揚中華文化，著作等身，裨益世道人心，經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通過，特聘為終身名譽會長。
星雲大師說，中國有一句話「自古紅顏多薄命，自古文人命坎坷」，但文人的精神是富有，智慧是高人一等。在中國歷史上，司馬遷雖被漢武帝處分，但沒人敬重漢武帝，司馬遷卻被大家所憶念。帝王會隨歷史消失，但文人作品至今膾炙人口。「《三國演義》豐富我青少年的生命，李白、杜甫的詩、三蘇的文章，讓我生命成長、昇華，四川文人的精神和智慧，影響我一生，讓我明白道理。文學對我們的人生不僅增長智慧，也給我們成長。」
大師表示，心甘情願做文人是很了不起，有責任感且不求富貴，開拓人生的理想。筆是很有力量的，新聞記者很了不起，一支筆增加世間的光明；一支筆能表現對社會的關懷。作家的文章在副刊上豐富了人生，影響很大，與歷史同在，與日月同光。
談到即將落成的佛陀紀念館，大師指出，佛館不是個人的、是十方的、是民眾大家的，只要作家們不嫌棄，來此運用，無限歡迎。
趙淑俠表示，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三十年，第一次到佛光山開會，感謝星雲大師提供場地和資源，給與最實質的支持。「我們有文學，有大師的照顧，有宗教的莊嚴，我們會努力寫作回報大師這份苦心。」
二○一一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在佛光山召開，來自全球二百位華文作家齊聚一堂，包括台灣文學館館長李瑞騰、歐華創會會長趙淑俠、北美會長趙俊邁、非洲會長趙秀華以及王潤華、施叔青、丘彥明、張鳳、封德屏。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現有三千多會員，分布在七大洲，是世界規模最大的華文作家組織，宗旨為發揚中華文化，建構華文文學的國際地位。
臺灣作家符兆祥：華文作家聚集 文化默契
台海網11月27日訊 僑報報導，“這是我們華文文學作家共同的節日。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們都來了，齊聚在廣州，共閱滄海，共話桑麻。為日後我們進一步的交流和發展，搭建起了橋樑。”在24日結束的世界華文文學研討會上，臺灣著名作家符兆祥激動地表示。
年過七旬的符兆祥是本次研討會的宣導者和組織者之一，此次大會就是由他的創辦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和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合作舉辦的。大會邀請了海峽兩岸四地及海外30多個國家的400多位華文作家代表前來參與，共同研討“華文文學與中華文化”。
這也是海峽兩岸文學團體首度合作舉辦的大型文學研討活動。“兩岸的合作多以經濟、貿易投資為主。現在，文化也來了，而且是全世界的華文文學作家代表都來了，這難道不是一種更和諧的文化默契嗎？”符兆祥神色中流露出自豪之情。
“走了30年，終於走到了一起”
1981年，符兆祥邀請了亞洲各國熱愛華文文學的朋友，成立了“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為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直到1979年，兩岸之間的金門炮戰才真正劃上句號。作為我們這些從大陸過去的人，心裏都很難過。我兩岸都是炎黃子孫，打來打去，打死的都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說到這裏符兆祥哽咽起來，“我們有相同的語言，共通的文化，我們應該可以相互瞭解和合作。所以，我開始著手聯絡各地的華文作家。”
“亞洲華文作家協會”的第一次成立大會上，就有來自日本、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國的300多人參加，巴西、加拿大、英國、美國等地的朋友也都聞風而來。
“我們都是義工，幾乎沒有經濟來源，但是大家能夠找到同樣熱愛華文文學創作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們不談政治，不談宗教，不談種族，氣氛很輕鬆很自由。”符兆祥說。久而久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自然而然成了協會的宗旨。
符兆祥介紹說：“亞洲華文作家協會成立後，召開了很多次研討會，漸漸地在華文文學界的影響力也提升了。各大洲的華文作家也以相同的形式聯合起來，成立了各大洲的華文作家協會。形成了今天的世界華文文學協會。”
世界華文作家大會曾在臺北、新加坡等地召開。“能和大陸的兄弟姐妹們聯合起來，把全世界華文作家聚集到大陸來，才是我最大的心願。因為，這裏有我們每個人的故鄉，有我們最根深蒂固的文化。走了30年，我們終於走到了一起。”
“中國人到哪里，中國文化就到哪里”
符兆祥祖籍是在海南文昌，出生在香港，1951年到了臺灣。作為一名華文作家，他的作品字裏行間都抹不去中華文化的印記。
他的作品《葉公超傳》、《暗算》、《故鄉之歌》等成為60、70年代海內外華人所追讀的小說，他用尖刻卻略帶淒苦的筆觸描寫並記錄了一個時代的變遷。
“當我聽到學術界的人在探討什麼地方的中華文化才是最正宗時，我覺得很荒謬。中華文化就是印刻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的。”符兆祥說。
他像一個循循善誘的導師，字斟句酌地解釋：“比如，一個中國人到了美國，她要用筷子吃飯，過年要吃年夜飯、放鞭炮，過中秋節要吃月餅，過端午節要吃粽子。這都是中國文化，這也是在外國人眼中所看到的中國文化。”
“再比如，我到廣州來和別人講話，他們能很容易就聽得懂，互相之間沒有任何的語言和文化障礙。”他繼續說道，“這也是文化，我們之間共通的文化。所以，中國人到了哪里，中國文化就跟到哪里。”
“若沒有擔心，我們的文學發展會更自由”
“文學是帶著翅膀的，是可以解構浪漫的。但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學都會受到政治的影響。臺灣400年來受過非常多的異國的統治，從荷蘭到西班牙，從葡萄牙到日本。每一個時期的文學領域和文學風格都會有所不同。但這些都會過去的，不好的時代是會被遺忘的。” 符兆祥說。
“遺忘”是符兆祥常常提到的詞，經歷過戰亂、經歷過政治變革，也經歷著生活逐漸向好的他，更願意做一個樂觀者。而在他看來這樣的情感不僅僅流淌在他的身體裏，而是體現在他們這一代的很多臺灣作家身上。
他介紹：“以前很多人都寫回憶錄，記敍、描述那個悲苦的年代。可是漸漸地生活好了，人們不希望把這樣的情緒延續下去，所以開始慢慢有了一些比較輕鬆快樂的文字和活潑的文風。”
“就像現在很多明星也寫書，寫自己怎麼做美容怎麼瘦身，這也是文化。這也能反映出人們更關心自己的生活和自身的發展了，文學的空間更自由了。”符兆祥雙手畫出一個大圈比劃著說。
“但是，我們也一樣有擔心。”他推了推黑色邊框的老式眼鏡，不緩不慢地說，“現在大陸的經濟實力雄厚了，臺灣民眾會有所擔心，兩岸之間會不會有戰爭發生。因為一旦政治格局發生了變化，文學的空間就會被壓縮甚至轉向。這是很多文人所最不願看到的。所以，如果沒有了這種擔心，我們的文學發展會更加自由。” (台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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