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阿姨與世長逝已五年。每當我有事去紐約，經過華盛頓橋畔李堡鎮（fort les）時，總想起居住在那裏十多年的琦君阿姨。我與她認識後，成了她家中的常客。主要原因是她和唐基先生年事已高，知我是醫生後，有了不適，就打電話和我詢問交談一下。在文學交流上，我也不像有些文友，經常寫好文章請她“指正”，“修潤”。然後寄出去投稿。為此，她花了不少時間，難免有點不快。她曾對我說，有些人不斷寄文章來，她提些意見後，就在投稿信中稱是經過琦君修改過的，她對於這種“拉虎皮扯大旗”作法，不勝其煩。我卻從來沒有把未發表的文章請她過目，到是她在“世界日報”上見我文章後，經常點評後寄信我，指出我的優缺點，使我得益非淺。也許她喜歡我這種獨立不羈，不靠名人效應的性格。 

另外，這位大文豪除散文，小說名揚天下外，還十分熱衷於“兒童文學”寫作和翻譯，所以有人把她和大陸的冰心相提並論。她們倆位不僅身世很相似，都出身大家閨秀，父親為官，母親賢慧，從小得到母愛和良好的文化教育。在此，我特別提出琦君兒童時代所愛的古典文學教育，由於父親一心希望她成為一代才女。五歲時，就請了一位葉姓家庭教師，教她認方塊字，六歲，學描紅，七歲讀詩經、唐詩，八歲讀女賦、孟子，九歲讀論語、唐宋古文、左傳、學做古文，十歲她過目能誦，揮筆成文了。12歲入杭州弘道女中，讀了“紅樓夢”、“三國演義”、“約翰·克裏斯多夫”、“簡愛”、“小婦人”等許多中外名著。作文比賽常得第一，被同學封為“國文大將”。高中一，投稿“我的好朋友-----小黃狗”成為她發表的處女作，而且在學時，她的英文也學得非常好，在以後的文學生涯中，她的英譯中作品非常暢銷。她曾贈我兩本譯作“愛吃糖的菲利”和“小偵探菲利”。我後來才知道，英文原作作者是位紐約的小學教師，他寫了不少英文童書，未能在美國出版。由於他的中國妻子在銀行工作，與琦君夫婦相識，談起丈夫想做作家未成的事，琦君立即要她拿來看看，而且用她的妙筆，將原作翻成非常精彩的中文，使這兩本譯作在臺灣一版再版，成了暢銷書。這個美國人在臺灣出了名。 

可見琦君成為一代文豪，除天分外，與她自幼的扎實的古典文學基礎和掌握英文有密切關係。聯繫到我們現在的中文教育，是不是應該討論一下，要不要加強古典文學的教育。我們總怕孩子學得太深，負擔太重。 

琦君和冰心一樣，一生中非常關注兒童教育。她們兩位都有“寄小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華人。琦君知我有不少兒童書出版，一再向我索書閱讀，甚至我曾出版過的十五本連環畫本“獵狗利利”，她也一一仔細閱讀，並贊許說，你怎麼能想出這麼多科學知識的故事。2004年，臺灣“三民書店”重出她的兒童小說“賣牛記”時，她一定要我為此書寫序，我說實在不敢當，為你的書寫序。她說：“你是最合適寫序的人了。” 

對“兒童文學”的共同愛好和關注，使我們友誼更牢固，更至誠。人與人相識，相交成好朋友，是一種修來的緣份，也因為有共同的愛好和興趣吧。 

琦君阿姨和我交往中，沒有絲毫大作家架子，是我最喜歡的一點。她像家中的老媽媽，會和我聊家常，聊往事。她說她原名是潘希珍，但她不喜歡“珍”字，就改成了“真”字。“琦君”的筆名來由，不少資料都說成是其師夏承疇先生取其“稀世之珍琦”而成。其實琦君告訴我，因為夏承疇先生有位摯友在敵偽時間做過事而入獄，夏先生為了營救朋友出獄，曾托琦君帶給信給此人，在信中把她寫成“其君”，未寫真名實姓。後來朋友出了獄。夏承疇老師就把“其君”，改成“琦君”，成了她一生的筆名。 

多少往事在腦海中盤旋，難忘琦君阿姨和我交往十三年的友誼。寫不完的琦君故事。以後有機會再寫。琦君阿姨的為人為文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