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傳不少文章，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許多人的悲慘遭遇，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元帥彭德懷、著名作家老舍……直到平民百姓，無數的人被打死、逼死，數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但是大陸政府至今仍把這些罪惡歸咎於“四人幫”及“林彪反革命集團”，不涉及毛澤東，其中自有“難言之處”，但我相信遲早，總有說出真相的一天。

文革中我也遭遇到監禁，酷打，但幸運地保住了性命。與我同一監獄的犯人中有許多是“革命老幹部”，他們曾經出生入死，八年抗戰又冒著槍林彈雨，參加了解放戰爭，結果奪取政權後，他們一個個成了“反革命”，實在想不通這“文化大革命”究竟為了什麼？其中有一個姓宋的鄉村幹部的遭遇令人難忘，多少年來，他的模樣常常在我眼前浮現。一雙充滿智慧的大眼睛，輪廓明顯的大方臉，一身補了又補的舊軍衣，多少人已記不清他們的容貌，可我總忘不了他。1969年，他被判槍決。這樣一個鄉村小幹部，大該至今也不會有人為他寫一篇紀念文章吧。而我一直希望能為他的冤屈申訴，表達我對他的崇敬和同情。

那天我被打得遍體鱗傷，關進了牢房。牢門剛關上，老宋就忙把我的被子接過來，安排在一個鋪位上。我脫下衣服，露出身上一道道血跡和傷痕時，他同情地說：“打得好凶”。我苦笑了一下說：“還能活下去就好。”那年代，像我這種所謂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不知被打死了多少，不值一條狗命。

牢裏規定犯人間不准互報姓名及案情。但阻止不了可以悄悄交談。有一天，他突然問我，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茫然地看著他。他笑了笑說：“今天是蘇共廿大召開的日子赫魯雪夫作了報告”，“我可忘不了這個日子”，他高興地用扇子搧著，牢裏的氣溫熱得大家只能穿著內衣內褲。

他除了身上舊軍裝，一條破棉被外，什麼都沒有。手紙，牙膏肥皂都是牢房供應的，我們還有餘錢購物，每過半個月，有日用品的小車到每個獄室內兜售。他身無分文，沒有新人接見﹑接濟，再沒有比他窮困的犯人了。

我對這個富有同情心，如此關心政治的獄友進一步瞭解，還是他被調離獄室後，遇到了省裏一位“高幹”後才知曉的。

 後來，他被單獨關在一個牢室裏，手上戴了手銬，腳上有腳鐐，每次被提審時，鐵鐐在地上拖動，發出響聲，引得我們，輕輕地走到牢門邊，從門縫裏窺視。我問那個“高幹”，你認識這個人嗎？

 於是“高幹”給我講了老宋的故事。他說，這是一個只有小學文化的村支部書記，他從部隊復員到自己家鄉，滿懷熱情地投入建設新家鄉。可是不久，農村鼓吹起“大躍進”，成立“人民公社”。什麼畝產稻米十萬斤，人民公社辦起大食堂，敞開肚子吃飽飯，大煉鋼鐵，趕超英國，在毛澤東左傾思想下，全國農村處於一片混亂的謊言中。

可是老宋冷靜地抵制了這個錯誤風潮。他公開言論不同意毛澤東的“三面紅旗”。在1958年，毛澤東發起的批判在機會主義中，周恩來等人受到了批評，小小的鄉幹部也不得不流亡到新疆去避難。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災害”後，毛澤東不得不認錯，由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度。在全國開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的報告中表揚了老宋，說他是一個突出優秀的村幹部。於是省委書記，他制定了宏偉的建設家鄉的規劃。可是好景不長，他因為向黨中央上書“萬言信”，提出要學習蘇聯，打倒史達林獨裁統治而在文革前再次被捕，關入監獄。省委要他認錯檢討即可釋放，可他堅持自己是對的，寧可坐牢不放棄自己觀點。想不到，文革開始後，他的罪名越來越“升級”，最後成了反對毛主席，罪大惡極而被槍決。

 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冤殺了多少有志之士。希望有朝一日，在他家鄉為他樹一個碑，讓人們永遠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