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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醉竹刻觀音像「心性三千真如一實」壽山石章

圖文：陳宗嶽

　　八年前初見此枚觀音像章時，只覺得觀音像法像刻得莊嚴，在此之前沒見過這類型的印章，尤其是這麼大的印石所雕刻的，邊款銘文也非常典雅，雖然不知印文的確切意義，還是收藏了下來。

　　後來雖查知朱醉竹是西泠印社的書畫家，年代也清楚－丙午(1966年)，但是還是沒仔細體察其文義。直到近日，再研究，才知其有如下深邃涵意，故錄之分享。另，朱醉竹的印章，依大小、刻文、內涵的拍賣價，大約在人民幣3000～30000元之間。

　　此枚觀音像章高19公分，長、寬各3.35公分，上刻邊款：補羅迦室大意，丙午(1966年)冬朱醉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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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面水平反轉後可識印文

印文：心性三千真如一實

　　心性三千，一念之心性含有十界三千之法。

　　真如，指遍布於宇宙中真實之本體；為一切萬有之根源。又作如如、如實、法界、法性、實際、實相、如來藏、法身、佛性、自性清淨身、一心、不思議界。早期漢譯佛典中譯作本無。真，真實不虛妄之意；如，不變其性之意。即大乘佛教所說之「萬有之本體」。見《佛學大辭典》

　　朱醉竹（1910 ～ 1974），浙江杭州人。原名寶庭，號醉竹，又署名朱暉，齋堂為九芝研室。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精四體書，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印風平正，以整見勁，風度儒雅，有浙派之內涵，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存世有《西泠印社見聞記》等。

※何謂「補羅迦室」？

　　經查：道光八年（1828）趙之琛輯自刻印成《補羅迦室印譜》二十冊。宣統庚戌二月西泠印社重編「補羅迦室印譜」，一函18冊，是書內收趙之琛篆刻印章二百二十枚，一頁一印，後拓邊款。

　　趙之琛（1781-1852）字次閑，號獻甫，齋號「補羅迦室」，浙江錢塘人。清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浙派篆刻的代表人物，與丁敬、蔣仁、黃易等合稱“西泠八家”。

※朱醉竹的詳細資料：

可參考：在玉吅齋2007-3-22發布的一篇「近代印壇點將錄-朱醉竹」中如下記載：

　　杭郡朱醉竹，博洽多藝，子朱恒吉撰先父朱醉竹行狀云：“書法正草隸篆兼能，以秀麗工致見長；繪畫攻山水花卉，取法高古，意趣清逸；篆刻師法西泠八家及趙之謙，追溯秦漢，自成韻旨。精於古籍目錄版本之學，鉤沉索隱，多有發見。”醉竹幼嗜書畫，以家貧輟學，因居家自修，及長奔走衣食，以三餘治藝，恒以崔子玉“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自勵，苦學不倦，常從邵裴子、張冷僧等問道，日久書畫印藝俱入堂奧。醉竹撰有《西泠印社見聞記》、《學藝詹詹錄》，其中《學藝詹詹錄》連載西泠藝報，記諸老輩論藝言談，並醉竹治藝心得，頗能見性。如云：“安吳評書分五品，餘謂能品、逸品、佳品尚可以苦攻勤學求之，若至神、妙，則非天分特高，學有宿慧，加之以工力神悟不可得也。推而至於繪畫篆刻，莫不然也。”

　　今論醉竹篆刻，學浙諸作與武如穀最相似，但能整肅而已。非浙派不能學也，王福厂、唐醉石皆學浙有成就者，武、朱之弊在其既不能古奧如丁敬身，又複不能精巧如趙次閑，徘徊丁、趙之間，似是而非。醉竹朱文作趙撝叔體者，尚能清逸超群，堪入佳能之品。

贊曰：

    細朱清逸入佳能，學藝詹詹自可稱。

    師浙竹君空作態，徘徊丁趙兩難憑。

　　朱醉竹的《學藝詹詹錄》作於1949年，共十一紙，頗多妙論，選錄其中與篆刻有關者數則：“學書一意循規蹈矩則拘，不循規矩則肆，與其肆也，寧拘。若能循規矩而出之自然者乃妙，所謂醇而後肆也。若肆而無矩則野，孫虔禮所謂脫易也，則入於魔道，且不成其為字矣。篆刻、繪畫皆然。”又云：“福盫老人謂 弟子吳朴曰：汝之所作，皆我法也，無論篆刻、書法，皆能維肖，可謂已入我室矣，然必須謹記者，若能如王逸少之改其本師，始能超人頭地，不然終不能出我之上，而有動於人也。樸既識之矣，欲改之而不能，曰難矣哉。”又云：“篆刻當師秦漢，宋元明佳者寥寥，至清始集大成。若徽派之謹嚴、浙派之雋雅、鄧派之峻拔，趙悲庵之取法宏博、融會貫通，吳昌碩之魄力雄偉、氣象磅礴，皆為千古正宗，歷劫不磨者矣。學者但取其合作，朝夜揣摩，得其精髓，貯之胸中，則胸具五嶽，腕通鬼神，自然出神入化。若識見不廣，學不精醇，譬夫鼎鼐不調，欲得佳味者，未之有也。”

　　朱醉竹的談論雖然好，篆刻水準卻與武鐘臨相當，風格亦多近似，如一枚“兩浙山水長”，也是欲利用線條的鋸齒狀來增加力感，結果生硬而呆板，朱作邊款的技術較武為弱，此印的邊款說：“餘性愛山水，好遊山水，嘗執浙江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國畫山水之教，並任該會常務幹事，及國畫山水組組長，因刻此石以記山水與餘之因緣。時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即夏曆丙午年除夕，朱醉竹燈下記。”一枚“與花傳神”，自稱擬“補羅迦室大意”，即取法趙次閑，以及一枚“潛廬七十後作”，也都與武鐘臨的作品類似，工整有餘而缺少個性。

　　其實趙次閑以後的浙派作家就開始留心皖派鄧、吳的風格，趙之謙幾乎是將早年學習過的浙派徹底拋棄，而以鄧石如為基礎開拓創新。或許是趙之謙與浙派的這段淵源，晚來的一些浙派名家，都喜歡旁參二金蝶堂，如王福厂的新浙派正是如此。朱醉竹之于趙之謙也是欽佩無已，《學藝詹詹錄》說：“趙之謙詩古文辭、書畫篆刻無所不能，藝事之高，近代第一，每有所作，皆使人稱道不置。然譽者果多，毀者亦不少，若能吸其精英，遺其糟粕，細心體味，覺有一種舒服之感，愛不忍釋。餘嘗見其臨雲峰山白駒穀摩崖巨幅，氣勢磅礴，筆法雄俊，雍容大雅，誠傑構也。至其刻印一道，朱白爛然，刀法渾厚，佈局安詳，蒼勁古樸，壓倒時流，非尋常之人所能望其項背也。尤以邊款記跋，純用方筆，起止皆然，首尾貫串，皆有隸意，如龍門山上魏齊造像，神妙無方，百讀不厭。”朱醉竹亦能作趙之謙一格的篆刻，朱文“古舊書傭”、“朱醉竹書畫記”，皆流轉自如，白文“朱暉之印”、“朱遂翔慎初印信長壽”，則沒有能夠擺脫浙派的影子，氣局平平。

　　1950年代以來，當時的一些“中年”印人以很高的熱情參與“革命”題材印章的創作，而這些中年印人，他們既不像更老一輩的印人那樣，因為見識過滿清、洪憲、民國的種種波瀾壯闊而處變不驚，也不像當時年輕一代的印人，能夠迅速領會精神，洗心革面，積極投入創作。一般來說，這些中年印人對“革命”的意義領會不深，如朱醉竹等先生，性格本來就多謹嚴而少放鬆，作品一旦嚴肅起來，則毫無生趣可言，如朱文“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白文“農業第一線”，皆作於1961年，不妨與張魯庵先生同時所作“全黨全民偉大團結”、“從勝利走向勝利”對看，不難發現，二位原本不多的才華被扼殺殆盡。

　　前條附錄了江尊，本條則附記另一位浙派耆老金鑒，金鑒（1831-1911）字明齋，號奕隱，浙江杭州人，印宗浙派，兼采趙之謙、徐三庚之長。金鑒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印社仰賢亭東門尚有金鑒撰書的對聯：“先生扇蓮社清風，刻畫六書負鴻博；勝地是桃溪深處，淵源一脈溯龍泓。”有長跋敘述作者對浙派創始人丁敬身的崇敬之情：“西泠印派權輿敬身先生，後起者莫不虔爇瓣香。甲辰夏同志結印社於孤山，鑱先生像于石，以申景仰，鑒夙嗜篆刻，撰聯以識。”金鑒的篆刻有株守浙派者，如“東城講舍藏書”、“笪世基印”，偶然也用皖派的刀法，如一枚“仁和金鑒明齋印信”，略近吳讓之，但失於靡弱，印頂有王福厂補款云：“此金明丈自作印而未署款者，曩於丈之案頭見之，不知何時流入京師。丁卯正月遊廠肆遇之，亟購以歸，距丈歿已廿載。福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