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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年李方膺仿趙孟頫意刻慈竹黃花梨筆筒

　　13.8公分（高）*13.3公分（上徑）*12.7公分（下徑），上端微敞口，重量530公克。

落款：

慈竹以趙吳

興為第一偶仿其意

乾隆戊午（1738年）

三月也

　　抑園

　　一、趙吳興就是趙孟頫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水精宮道人等，吳興（今浙江湖州）人，擔任過翰林學士承旨，被封為魏國公、諡號“文敏”，所以人們常稱他為“趙吳興”、“趙承旨”。

　　二、抑園就是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中國清代畫家。字虯仲，號晴江，別號秋池、抑園、白衣山人。寓居金陵借園，自號借園主人。為“揚州八怪”之一。通州今江蘇南通人。出身官宦之家，曾任樂安縣令、蘭山縣令、潛山縣令、代理滁州知州等職，因遭誣告被罷官，去官後寓揚州借園，自號借園主人，以賣畫為生。與李鱓、金農、鄭燮等往來，工詩文書畫，擅梅、蘭、竹、菊、松、魚等，注重師法傳統和師法造化，能自成一格，其畫筆法蒼勁老厚，剪裁簡潔，不拘形似，活潑生動。有《風竹圖》、《遊魚圖》、《墨梅圖》等傳世。著《梅花樓詩鈔》。善畫松、竹、蘭、菊、梅、雜花及蟲魚，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畫梅。作品縱橫豪放、墨氣淋漓，粗頭亂服，不拘繩墨，意在青藤、白陽、竹憨之間。畫梅以瘦硬見稱，老幹新枝，欹側蟠曲。用間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題畫梅詩有「不逢摧折不離奇」之句。還喜歡畫狂風中的松竹。工書。能詩，後人輯有《梅花樓詩草》，僅二十六首，多數散見於畫上。

　　他傲岸不羈，不拘繩墨。善畫松、竹、梅、蘭和草蟲。老筆紛披，畫梅尤精。間作山水、人物，豪放蒼勁，水墨淋漓。尤長大幅，頗富士氣。有印章二十九方。其寫梅所用印章為“梅花手段”。乾隆二十年（1755）作《墨梅卷》，袁子才、金冬心、鄭板橋題之。時年六十一（按諸書多記李晴江座年六十一（1754），《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載，李於（1755）尚在作畫，僅說時年六十一，並非卒年。

　　李方膺生於南通州一個書香世家，其六世祖曾任明戶部郎中，父親李玉兩度做過京官，後任福建按察使。綿延七代的詩書家風，使李方膺受到完備的教育，能文、能詩、能書、能畫，博學多才。1728年雍正皇帝為更新吏治，實行全國薦才，李方膺以“賢良方正”受到舉薦。1729年他隨父進京，受到雍正召見，特旨交主管河南、山東的河東總督田文鏡委派為沿海知縣。1730年李方膺任山東樂安知縣。當年夏秋之際，樂安大水成災，萬家漂櫓，情勢緊迫。李方膺未得上司批准，開倉賑濟，下令動用庫存皇糧1200石，以工代賑，募民築堤，緩解了災情。但隨即因私開官倉被青州府彈劾。總督田文鏡未予置理，反而稱讚李方膺膽識過人，有功於民，1732年又將其提任莒州知州。李方膺赴任後，通過深入調查，深以莒地因歷經戰亂、地震、天災，人口凋敝，典籍散失為憾。認為莒地“而數千百年以來，聖賢所居，豪傑崛起，忠孝節義，以及文人才士，炳炳火良火良，多可紀者。若缺而不修，非所以彰往事，示將來也。”因此，他“在州修樂安志畢，又題修莒志。”利用政事所有遐餘時間，和當地飽學之士戰錫侯、陳有蓄、李嗣洙等，廣為搜羅史志典籍殘篇，重加考訂，錯者敘之，疑者闕之，誕者削之，歷經一年而成稿，但未及付印。

　　1734年他奉調返任樂安知縣，同年冬改任蘭山知縣。1735年他因反對新任總督王文俊的墾荒令，上書直陳弊端，觸怒上司，被罷官入獄。成為當時震驚朝野的“蘭山冤案”。蘭山、莒州一帶農民成群結隊，自帶雞黍米酒前往青州監獄探視。獄吏不許他們見李方膺，老百姓就把帶來的錢物、食品往監獄的高牆裏扔，留下的酒罎子把監獄的大門和甬道都堵住了。1736年五月李方膺奉詔出獄，入京覲見複職。1739年後，父母相繼去世，按照當時的制度，他又離職在家服喪六年。

　　三、 “揚州八怪”中的李方膺

　　康乾時期，在我國繪畫史上，出現了一個獨樹一幟的畫派─“揚州八怪”，其思想性格和繪畫風格，均有異於封建正統，帶有明顯的叛逆性和獨創性，對近三百年來的畫壇，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南通籍著名畫家李方膺（一六九六－一七五五），字虯仲，一字秋池，號睛江，乳名龍角，他既不是揚州人，又未如黃慎，金農等久住揚州賣畫，何以得側身於“揚州八怪”之列？

　　關於這個問題，《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年第三輯所刊管勁丞遺稿《李方鷹敘傳》已經作了考證，其要點為：一、人品、畫品和其他七人（按指李鮮，江士慎、高翔、金農、黃慎、鄭燮、羅聘）相當。二、通州于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前，還只是一個屬於揚州府的散州，李方膺於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入學時，籍貫便是揚州府通州，所以他是廣義的揚州人。

　　李方膺跟“揚州八怪”之翹楚鄭板橋的友誼，從其共同創作的《花卉圖》與《三友圖》中即可見一斑。鄭板橋對李方膺的畫藝極為佩服，評價極高。墨竹是鄭板橋最拿手的絕技，但他《題李方膺墨竹冊》仍認為李的墨竹“東坡，與可畏之”連畫墨竹的聖手蘇軾、文同都“畏之”，可見其評價之高。至於對李方膺最擅長的墨梅，則論述更具體，評價更高，鄭板橋在李方膺逝世五年後所作的《題李方膺畫梅長卷》中說：蘭竹畫，人人所為，不得好。梅花、舉世所不為，更不得好。惟俗己俗僧為之，每見其大段大炭撐拄吾目，真惡穢欲嘔也。睛江李四哥獨為于舉世不為之時，以難見工，以口口矣。故其畫梅，為天下先。日則凝視，夜則構思，身忘於衣，口忘於味，然後領梅之神、達梅之性，挹梅之韻，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範，入其剪裁刻劃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謂剪裁者，絕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謂刻劃者，絕不刻畫，乃真刻畫。宜止曲行，不人盡天，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問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愚來通州、得睹此卷，精神浚發，興致淋漓。此卷新枝古幹，夾雜飛舞，令人莫得尋其起落，吾欲坐臥其下，作十日功課而後去耳。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板橋鄭燮漫題。在這幅畫上，他還題了一首四言詩；梅根齧齧，梅苔燁燁，幾瓣冰魂，千秋古雪。據鄭板橋在同一時間所作《題黃慎畫丁有煜象卷》（《板橋書畫拓片集》，原件藏南通博物館）的跋語“郝香山，晴江李公之侍人也，寶其主之筆墨如拱壁，而索題跋于板橋老人。”

　　鄭板橋在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初夏他六十八歲時曾第二次來通州，李方膺的侍人郝香山拿出他所訪藏的主人的畫，請鄭板橋題辭。鄭有感于他與李方膺原來的深厚情誼和郝香山對其主人的一片忠義，便欣然命筆，寫了上引題跋和詩，鄭板橋這次來通州，住在城北二十余裏的秦灶，“寓保培基井谷園”（金榜《海曲拾遺》），並去遊狼山，在他的集子中，留下了《游白狼山》七絕兩首。這篇題跋先批判俗工俗僧所畫梅花之令人作嘔；接著稱讚李虧膺所畫梅花“以難見工”，“為天下先”並具體敍述其畫梅時以不剪裁為剪裁，不刻劃為刻劃，順乎梅之天性，不見人工雕琢的藝術經驗；最後表示對這幅梅畫的“新枝古幹，夾雜飛舞”十分傾倒，願意“坐臥其下，做十日功課而後去”。這篇題跋寫得如此具體深刻、充滿感情，也反映了鄭板橋跟李雲膺結交已久，接觸甚多，知之甚深，是他們深厚友誼的重要見證。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冬，李方膺解任合肥知縣後，在南京借寓項氏花園，題名借園，從此定居下來，直至二十年（一七五五）秋因病回通州，其間整整四年時間，常與當時文壇泰斗袁枚，畫家沈鳳過從，談詩論畫，關係十分密切。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初春，李方膺曾回通州一次，袁枚有詩相送。詩集卷十一收了《送李晴江還通州》三首，第一首有句雲：“才送梅花雪滿衣，畫梅人又逐飛。一燈對酒春何淡，四海論交影更稀。”所寫確為初春景象，並明點“春”字。李方膺喜畫風竹。他的《瀟湘風竹圖》畫一方醜石，幾竿湘竹，竹梢彎曲，竹葉向一個方向飄動，顯示出狂風大作的情景。畫上小題詩：畫史從來不畫風，我於難處奪天工。請看尺幅瀟湘竹，滿耳丁東萬玉空。李方膺畫風竹是有深刻寓意的，他在另一首題《風竹圖》中寫道：波濤宦海幾飄蓬，種竹關門學畫工。自笑一身渾是膽，揮毫依舊愛狂風。他當地方官三十年，遭受過幾次沉重的打擊。雍正八年（一七三○）他在樂安知縣任上，因開倉賑災來不及請示上司，而受到了彈劾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他在蘭山知縣任上，總督王士俊盲目地下令開荒，官員們乘機勒索鄉民，他堅決抵制，竟被投進監獄，吃了一年冤枉官司，最後是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在合肥知縣任上，因抵忤上司竟被安上“貪贓枉法”的罪名而罷官。凡此種種，就是他所說的“波濤宦海幾飄蓬”。

　　官場太黑暗了，他棄官去畫竹，當了“畫工”，他的性格依然未變，“自笑一身渾是膽”，蔑視傳統，蔑視權威，愛畫狂風，以此寄託自己與惡劣環境堅決鬥爭的不屈精神。李方膺的筆下，狂風固然是不屈精神的象徵，但這僅是畫家性格的一個方面，體現了他跟惡勢力鬥爭的一面；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即對下層人民的關懷和同情，則促使他筆下的風化為使萬物欣欣向榮的春風，使勞苦大眾得到溫暖的和風。他在《題畫梅》詩中寫道：揮筆落紙墨痕新，幾點梅花最可人，願借天風吹得遠，家家門巷盡成春。他希望天風把可愛的梅花吹到每家每戶，讓家家戶戶都能享受到梅花的清香，讓家家戶戶都能感受到春天的溫暖。這天風便是與狂風完全不同的暖風、和風。由此可見、李方膺的愛寫風畫風，正是他鮮明個性的充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