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光演習溯思

備役海軍中將 李晧

「我軍之目的，在於以軍之主力，置於渤海灣頭，與清國一決勝負；而得否達此目的，又以海戰之勝敗為主，因之我軍之作戰，可分下列二期：第一期先以第五師團進兵朝鮮，以牽制清軍，而在國內之海陸軍守備要地，應準備出征。其間我艦隊即進而掃蕩敵水師，努力獲得黃海及渤海之制海權是為得計。第二期作戰，與第一期海戰相呼應；在甲之場合，即我軍艦控制海權之場合，我應以陸軍主力，輸送於渤海灣頭，實行直隸平野之大決戰，惟清國四艦隊其艘數與噸位，均凌駕於我海軍之上，北洋水師且有較我優之堅艦，故勝敗之數尚難逆睹。在乙之場合，即兩國艦隊交綏，我不能控制渤海及其近海之制海權，但仍能不使敵方制我近海權之場合，我應繼續進陸軍於朝鮮，屢退敵軍，以達扶植韓國獨立之目的。在丙之場合，即海戰我方失利，制海權全歸敵有之場合，則我應援救第五師團，並完整國內之防備，而以擊退敵之來襲為主。」這是120年以前，甲午戰爭直前，日本參謀本部⋯⋯擬就的作戰構想，之後日本獲勝，歷史演繹日本又經日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在軍事與用兵哲學與邏輯上，有其優越之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在華方面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投降後，於當年稍後與何應欽簽訂芷江協定，岡村寧次便出任「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長官，並且具備國民革命軍參謀身分。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當年11月岡村寧次、十川次郎（前日本第六軍司令官）、澄田昧四郎（前日本第一軍司令官）、富田直諒（前日本華東派遣軍參謀長）在東京組團，到了11月，由富田直諒化名白鴻諒率團抵台北，簡稱「白團」，先在「圓山軍官訓練團」，對國軍高、中階軍官，進行軍事教育訓練，置重點在指參作業、戰略戰術構思、後勤理念、動員運作要領，並且在三軍大學持續任教，一直到1968年撤出台灣，期中除協助國軍完成「反攻大陸初期作戰大綱之方案」，其對國軍制度、作戰成規及戰訓又極重要的影響，漢光演習源起於1982年，迄至今年是漢光三十號演習，其中我自漢光一號一直經歷到漢光26號，每一回我看演習作戰計畫的作戰構想，甚至是實際的固安作戰計畫，都覺得國軍學習力真是虛浮誇誕，直今我們也寫不出像甲午戰爭那樣完整周延的作戰構想，為什麼國軍不能實事求是，體現戰略環境、思考敵威脅特性、檢討指揮管制舉措、運用與構建現有和前瞻兵力，每年把漢光演習當成訓練大拜拜，從計畫開始「計畫資料要厚、演訓場面要大、伙食便當要熱」是指導的共識，假想敵扮演者根本對中共戰略戰術、第三波戰具發展、指管系統與措施、電磁戰資訊戰具體作為與成效一知半解，國軍方面更不堪聞問，聯合作戰跨不過軍種本位、戰略決策思維因襲罔替、情報系統但知剪報查網分析，脫離現實不說，根本無法作正確及時的判斷，作戰部門搞搞演習場面還可以，要說及時掌控作戰景況，確認作戰重心，及時認清決勝點所在，運用、調合、組織作戰編組，考量速度和時空管制到位迎戰，這些國防部指戰中心不知到，下級部隊瞎應承，甚至連演習作戰次長也以陪同部長為要務，鮮少參與演習動次，這種漢光就在年復一年的時序裡，「不求勝」、「不思考」、「不進步」和「沒有理想」的三不一沒有現實理，但求不出事，媒體少批評、立委不苛責的結果下，就算圓滿落幕。

今年漢光三十號演習，依然制空、制海、反登陸，場景重點在北部攻擊軍仍然自桃園、淡水、宜蘭登陸，當然先決條件是制空權喪失、制海權放空，陸上作戰講究對敵泊地攻擊，卻連中共正規兩棲泊地位置都不甚了了，搞了些雷霆火箭丶大口徑加榴砲胡射一通，至於陸上防衛既不能前沿配備防禦，又不能縱深配備防禦，折中方案單一不變，交通運輸一籌莫展，連最原始的水平整合都一塌糊塗，勉強搞了個斬首戰反制，在台北衛戌混沌、人口交通不理、地面指管通情混亂的現實裡，無論結論為何？都是鬧劇一場，反正結論只有一個，就是人力裁減還有空間，戰力不足是因為錢不夠，問題是少了人多了錢能搞好國防嗎？能抵抗中共嗎？能確保東、南沙安全嗎？能在經濟海域、大陸礁棚，確保權益不受菲律賓等國家侵害嗎？如果不能，國軍就該從國防戰略上，重新思考戰略目標、戰略決策空間與選項、資源與目標契合作為與效益，把源頭的問題釐清，至於軍官，必須要重造指參、戰院教育，不能再以「廣結善緣、喝酒唱歌、讀兩本書」的方式搶發言、坑同學、攀教官、弄考題的學習方法爭取成績，把當年白團的教習資料仔細研究一下，認清自己無能的源頭，再向外努力，或許為時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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