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在蘇聯解體後，雖然開始自由化，脫離蘇聯的控制，但對一位共產黨的外交官來說，並不是那麼一會事。他們不知道怎麼樣是自由化，誠如許多人所說的，外交部和國防部是世界上沒有什麼自由民主的衙門，只有服從和聽命行事。

尼古拉初抵南非的時候是四十歲，因為他說過，他來到南非那一天就是他的四十歲生日。他的妻子愛玲和十五歲的女兒莎拉隨著他在同日來到南非，一起立刻就去烏克蘭駐南非大使館報到，並把全家的三部護照親手交給大使，再回旅館慶祝他的生日。他的妻女都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報到還需要把証明身份的護照交給大使？也曾問過他。他沒有表情地回答說，按照規定辦理。

愛玲原是烏克蘭的英語教師，白俄人，非常健談，又因為英語教師的關係，常會為尼古來代言，有時候是搶著說話，怕尼古拉的英語不夠用。她的這種習慣，尼古拉從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但尼古拉的同事在背後都愛稱她是長舌婦，只要讓她開口，她就會口若懸河，侃侃而談，說個不停。其實，她是很熱心的人，有時熱心過火叫人誤會。因此，相對地，尼古拉顯得沉默寡言，不愛多講話。我們剛認識他的時候，還誤以為他因長期在共產黨統治下，培養出來的陰沈性格。

莎拉，我們認識她們時她已經來南非一年多的事，像很多的年輕人，莎拉初次到外國，很快地在學校學到自由奔放，青春熱情的習性。聽的是歐美流行搖滾樂，穿著花花綠綠的奇裝異服，髮型崇尚時下最夯的款式，說話沒有忌諱，也不會像她父母般，觀前顧後地拘謹。對我們無話不說，像似已經多年的老鄰居，親切可愛，偶爾也會告訴我們，她們學校的男生如何追求她的種種笑話。

有一天，我從已經下著毛毛雨的慢跑回來，看到莎拉站在她家門口對我揮手。我問她怎麼還背著書包沒回家呢？她說媽媽上市場去，還沒有回來。我請她到我家小坐，泡了一杯烏龍茶給她，她也大方地跟我閒話家常。自此，她常常會跑到我家來玩，尤其是星期六，因為她爸仍得照常上班，傍晚七點鐘以後才回家。

偶爾，她媽也會一塊來，也曾在星期六中午請我們過去她家吃餃子(Dumpling)。她們的餃子跟我們的大同小異，但大的多，有點像我們的溫州餛飩，裏面的餡含有肉菜和蝦米。愛玲還告訴我們，她們像我們山東老鄉，朋友集會，或過年過節常會包這種水餃吃。

我們曾請他們吃過便飯，他們吃得津津有味。莎拉過了很久以後才對我說，她們很喜歡中國菜，尤其炒麵。又說，他爸爸真的，特別愛死那炒麵。有一次，她們全家出動到鬧區的中國餐館去吃炒麵，雖然沒有我們家的好吃，但她們還是吃得非常滿意。從此以後，她們偶爾也會去街上，吃炒麵打牙祭。

她們剛剛來南非時吃了不少的苦頭，因為尼古拉報到第二天就正式開始上班。為了莎拉的上學問題，尼古拉雖然想過請一天假，但一提出，就被他們的大使教訓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大使說，尼古拉，你是來大使館工作，應該以工作為重；莎拉上學等這種私事只能在公餘去處理，不得魚目混珠，公私不分。於是，愛玲只得硬着頭皮四處託人幫忙，打聽入學辦法，在尼古拉下班後，再帶同莎拉去面請朋友協助。

大使館雖然派有一部小車供尼古拉使用，但有嚴格的管制辦法。如要使用車子上下班，就得先自行測量從家裡出發到辦公室的里程，再請行政部門的人員測試確認，不得有半公里以上的差距。為了因與行政人員測試有半公里差距，尼古拉就曾被罵過是揩油蟲。其他的，她們還得另先上簽呈，請准公餘要辦的私事大約多少公里，註明全部油費自理，奉准後才能使用車子。同樣的，找房子，裝買廚房和家用器具也得照樣先辦簽呈，方可用車子裝運。

依據他們大使的說法，大使才是正式的外交官，其他的人不是輔助他的參事和武官，就是隨從秘書職，因此全大使館的編制人員，都得聽他一個人的指揮。全部的業務費、交通費、行政費和房租等預算，都得配合他的外交活動來開支，不能有差錯。在這種嚴密的預算支用規定下，他們每日都在辦公室默默苦幹，愛玲母女又買不起自用車，無法自由行動，衣食住行和上學都受限制，因為在南非沒有車子很像沒有腳一樣的寸步難行和不便。

在尼古拉任滿回國前，烏克蘭大使館為管理方便起見，租妥一個大房子，不論喜歡或不喜歡，要全體館員都得搬遷進去住，以便確保安全。上下班也改用中型巴士一次接送去大使館，節省交通費用。

所幸尼古拉的任期只剩下不到一個月，特別准其不必搬進去住。據說搬進去不到一個月，六位住在一個院子的館員或家屬之間，發生過好幾起互相攻訐的事件，為芝麻小事，爭執不斷，原本沒有利害關係的同事間，結下莫名其妙的仇恨。

 尼古拉接到回國命令，限定在三天內必須離開南非駐在地。他在飛機起飛前四小時，全家到大使館領回護照和領取機票，匆匆趕去機場搭機回國。

我們就在他去使館前，互道珍重，說再見。直到這次的重逢為止，沒有機會多說什麼，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共產黨的國情，也不便多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