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港「為我所用」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共經歷了四代領導人.不管是已故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第二代的鄧小平,還是以及退休的第三代江澤民,現任領導人胡錦濤,不管他們性格不同,氣質有異,但對香港的獨特地位與作用,都格外重視,以便達到「為我所用」的目的.

毛澤東時代,毛就指示解放軍停止進軍羅湖橋,讓香港維持現狀,以便在中國被封鎖的年代,通過香港這一特殊管道,達到進口必要資源與技術的目的.鄧小平時代,鄧指示要在內地「再造幾個香港」,顯示鄧極其重視香港對內第現代化的示範作用.江澤民後期以及胡錦濤時代,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與毛鄧當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香港的獨特地位與作用,對中國大陸而言,仍是不可替代的.

除了「一國兩制」的政治示範榜樣之外,香港的經濟地位及其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所具有的作用,仍是中國所注重與依賴的.香港本身就是發達的經濟體,也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北京心目中,香港還是泛珠三角的龍頭之一,與上海作為長三角的龍頭那樣,承擔著拉動中國騰飛與中華民族振興的龍頭作用.

香港回歸十一年以來,北京對香港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千方百計要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不僅僅是為了香港好,同時也是為了國家好,道理就在這裡.由於中國現代化至少仍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因此,未來不管誰執政,依然會重視香港的獨特地位與作用,但重視程度相信將會隨著中國的逐漸現代化而遞減.一些人認為,隨著兩岸關係改善,北京對香港的重視程度會下降,本人對此看法有所保留.因次在北京的發展戰略中,無論是香港還是台灣,都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標誌,也是中華民族振興的重要內涵之一.

北京不同領導人對港的影響

不管中共領導人的性格與氣質有差異,但都重視香港,注重「為我所用」;但也正因為中共領導人的性格與氣質的不同, 不同的領導人,其對香港的管治手法與影響,也有所不同.其實,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只是中國的法制尚不完善,中國仍然還是一個人治國家,這一影響更加明顯與突出.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及特區政府主要官員,都需要經中央政府任命.因此,儘管施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儘管香港特首由本地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但香港畢竟還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黨領導一切」的憲政體制下,如果說中共主要領導人以及主管港澳事務的領導人,對香港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人事安排,沒有一定的影響力,似乎超越了中國與香港的政治現實.實際上,由於廣東比鄰香港,廣東的人事變遷,對香港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這在下面還將有敘述.

江澤民對港「放牛吃草」

中國收回香港,實際上在毛澤東時代已有構想,但在鄧小平時代部署與落實,最後由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完成.在籌組香港特區政府時,鄧小平已難以視事,因此,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的遴選與定奪,江澤民實際上扮演著最終拍板交色.1996年董建華以特區政府籌委會副主任身份訪京時，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特地與董建華握手，使董建華頓時成爲第一屆行政長官的熱門人選。結果，當年12月,董壓倒楊鐵樑、李福善、吳光正等實力人物與熱門人選,果然當選爲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之所以能脫潁而出,北京當然是千挑萬選、反復權衡的結果,同時,與董和江有一定的私交,亦不無關係.而這不僅是江全力支持董施政的重要原因,同時,也直接影響到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手法.

由於江對董的「忠心」高度信任,香港回歸之後,北京對董基本上採取「放牛吃草」,放手讓董建華施政的方法,北京嚴格限制非相關部門插手香港事務,嚴格限制各地諸侯干預香港事務,香港的「港人治港」倒也名副其實.

董建華施政失誤致50萬人上街

董建華施政五年,由於受亞洲金融風暴與911事件衝擊,同時,商人出身的董執政能力低下，好大喜功，施政頻頻失誤, 而且嚴重脫離客觀實際與漠視民意，導致社會怨聲載道,董民望大跌,上京「告狀」者不絕如縷. 比如,「計劃性」的「八萬五」房屋，成為推倒樓市的「元兇」；「一刀切」的母語教學，被視為急於顯示「國家認同」；不起訴涉嫌誇大報紙印數的報業老闆胡仙，被視為干預司法獨立；尋求人大釋法，令港人在中國大陸所生子女喪失「居港權」；「過問」港大民意調查事件，干預學術自由……

儘管如此,董建華依然於2002年連任第二屆行政長官。然而,第二年,在SARS肆虐以及強行硬銷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目標的二十三條立法，聲稱「人人頭上一把刀」，令人人提心吊膽的影響下,在香港回歸中國六周年紀念日這一天，素來被視為「經濟動物」的港人竟然發出震天動地的怒吼，50 萬人走上街頭,矛頭直指董建華，要求其下臺。這一事件震驚世界，也令中南海震動，這不能不說顯示了「港人治港」遭受重大挫折。其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這也成為董建華最終下台的導火線. 當然，五十萬港人上街抗議,北京也懷疑背後有「敵對勢力」的「插手」與「煽動」。

董建華執掌香港近八年來的功過得失，可留待歷史評說，然而，這位在香港社會中幾乎被公認的「老好人」，其施政最終導致令社會左中右勢力，上中下階層都怨氣沖天，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也算異數了。民間贈送的「老懵懂」外號，用在「好心辦壞事」的董建華身上，倒也入木三分。

50 萬港人走上街頭抗爭，香港究竟發生什麼了？北京迅速大規模派員南下，全面調查，掌握來龍去脈，從而導致了北京大幅調整對港工作的思路，從政策到機構設置、人力配備乃至工作方法均作出了相應調整。由於北京遵循「只做不說」或「多做少說」，北京對香港工作的做法及其影響究竟如何，外界所知有限，亦缺乏深入而到位的探討。

曾蔭權施政戰戰兢兢

2005年3月，香港特首董建華突然因「腳疼」而呈辭，取而代之的是坐特區第二把交椅的政務司長曾蔭權。曾蔭權是港英當局培植的政治精英，在左派人士眼中，正是標準的「港英餘孽」。

香港特區出現「董下曾上」局面，首先是董建華不堪香港特區領袖的大任。在 50萬人大遊行後，儘管北京出臺一系列經濟措施，頻頻「輸血」，但翌年回歸紀念日，香港依然有大規模的市民遊行，上街人數更高達54萬之眾。顯然，香港市民對董建華政府的怨氣，並未因北京的「派糖」安撫而消散。

50萬人大遊行時，中共剛好完成換屆，以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為核心的中共第四代，剛剛接上班。「董下曾上」結局的出現，標誌著「商人治港」告終，反應出胡溫曾在「港人治港」的用人思路上的大調整，從注重「忠心」轉變為「又紅又專」，既要令北京放心，同時，也要真正具備駕馭複雜情勢的能力。結果，儘管左派人士多有不滿，具有豐富政務經驗的「港英餘孽」，最終走上香港政治舞臺最前端。這幾年來，曾蔭權施政乏善可陳，不過，其民望卻一直高企，這與其擺脫董建華「議而不決」形象、卻又擺出「強政勵治」姿態的政治公關技巧分不開。

不過,與董建華相比,曾蔭權畢竟是「港英餘孽」,同時,又「朝中無人」,其新「老闆」胡錦濤、溫家寶完全可以「公事公辦」,「是其是,非其非」.曾蔭權就任特首後,北京對其評價,較之過去對董建華的用語就發生了變化,沒有了「高度信任」、「完全滿意」之類的溢美之辭,只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等中規中矩之詞.這固然與北京吸取了過去對董建華的盲目信任的教訓不無關係,同時,也是曾蔭權與北京缺乏淵源有關.

在這樣的背景下,曾蔭權施政,難免戰戰兢兢,如臨薄冰,小心忖摸上意,這並非毫無事實可資佐證. 其一,07年10月12日,曾蔭權在香港電台英文台一個節目上，以文化大革命比喻民主走向極端：「當人民走到極端，就會出現文化大革命……當人民掌握所有東西時，你就無法管治那地方。」結果引發香港社會軒然大波,甚至左派人士也認為增的比喻失當,曾最後要道歉平息風波.其二, 06年3月18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曾鈺成何文田南村辦事處開幕, 曾蔭權率領龐大的高官隊伍出席儀式,稱讚「是政府施政最忠誠的合作夥伴」,亦被視為缺乏傳統左派支持的曾蔭權,極力拉攏、討好左派,化解「倒曾潮」。

然而, 被視為「精明」的曾蔭權,也有失算的時候.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副局長與政治助理的外國護照、居留權及高薪風波,其中幾名政治新貴,就是來自民建聯. 不過,其中多名新貴被視為特首辦主任陳德霖的「馬房」,而陳又是曾的親信,被認為培養其治港班底,因此,左派人士並不全力護航.這場風波如果繼續蔓延下去,不僅左派將與曾保持距離,而且北京也會認為曾施政不力,不利於香港和諧社會建設,問責下來, 曾雖然不致於會因「腳疼」而呈辭,但難保不「揮淚斬馬紀」.

香港被納入中共「嶄新課題」

上週四〈6月12日〉,泛民立法會議員陳方安生就民主黨議員李柱銘在立法會提出落實「一國兩制」的動議發表書面意見，指中聯辦已偏離回歸初期不插手香港事務原則，近年對選舉干預程度已到達肆無忌憚地步，但特區政府卻視而不見，這樣等於自我矮化，無視香港市民福祉。她要求特區政府發表嚴正聲明，要求中聯辦停止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聯辦是否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這與北京不完全信任曾蔭權是否有關係？值得觀察.

香港爆發50萬人走上街頭遊行抗議後， 2004年 9月閉幕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在其決議文中，將如何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列為考驗中共治國理政能力的「嶄新課題」。一些跡象顯示，北京對香港政府的執政能力並不十分放心，明顯加強了對港工作.連大陸遊客在香港被奸商欺騙，北京駐港機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負責人，也罕有地出言敦促特區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香港女富豪龔如心千億遺產爭奪風波，也盛傳中聯辦捲入其中。至於引起香港社會分化、能否加快普選步伐的政制問題，北京更是高調表示要由「中央主導」，必須「循序漸進」。這與臺海兩岸事務要先易後難、先經貿後政治、循序漸進的辦法,倒也相似.

習近平治港手法料有突破

去年中共十七大及今年十一屆全國人大,完成了中共新的人事佈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今年55歲的習近平成為中國政壇的「黑馬」,躋身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政治局常委,並獲選為國家副主席,很可能成為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習還接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成為中共黨內港澳事務的最高實際負責人.習近平的性格氣質及其施政風格,對香港特首與事務究竟將產生甚麼影響,值得留意.

據新華社的報導,中共新一界領導人中的「新面孔」,是根據中共中央黨校內千多名副部及高幹的投票、再經中全會選舉產生的,也就是說黨內民主產生的.不過,據分析,習近平能脫穎而出,與曾有江澤民的「大內總管」之稱的曾慶紅的舉推薦分不開.據傳,曾對習的評價是, 「能團結同志就是最大的優勢」.實際上,習近平也是接替曾慶紅的職務.

習曾兩人出身相同,都是中共元老之後;經歷相似,都是先中央、後地方、再中央.習近平長期在福建省歷練,而福建是曾慶紅母親鄧六金的故鄉,曾長期負責中共組織工作,對福建的人事命,應該關心並有影響力.據悉,原福州市委書記趙學敏最後升遷為國家林業局副局長,就是曾一手提拔的.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中共開國元老,在黨內口碑甚佳.習仲勳1978年春至1980年底曾主政廣東,時間雖然不長,但對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的建立與廣東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

據悉,習近平在思想開放上頗得乃父之風.他到中央工作的時間尚短,其處事方式如何,尚待觀察與實踐檢驗,今年7月,習近平巡視香港,這是習接掌港澳事務後首次訪港.習近平訪港期間展示的平實，親民作風，令人們對這位未來中共總書記增加了若干了解。

「南天王」對港的影響

從上面的敘述與分析可見,中共不同時代的領導人都重視香港「為我所用」,同時,不同的領導人對香港的治理思想與管治手法也有所不同.最後,本人再從廣東領導人的更替,對香港也產生不同的影響,略加敘述.

廣東比鄰香港,與香港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粵港之間關係緊密,可謂脣齒相依,港人所喝的水,就是由廣東輸入的;香港的天空藍不藍,如果沒有廣東的配合,也難以想像.廣東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與其改革開放之初,充分發揮比鄰香港的優勢分不開;同樣,香港利用廣東腹地, 「前店後廠」,也是30年來香港保持繁榮的重要原因.時至今日,粵港之間仍然密不可分,並面臨著更緊密合作、打造世界最大城市群的歷史性任務.

正因為粵港間關係緊密,因此,不同的廣東領導人,對香港的發展,也難免不產生影響.在「為我所用」上,廣東作為地方,必須保持與中央的一致,實際上,廣東也承擔著維護香港的繁榮與穩定的「政治任務」,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廣東也是小組成員之一.

廣東因為地位特殊,其第一把手,往往由中共掌門人「欽點」.如上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與原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關係頗深.張德江出任廣東書記後,江曾公開說：「廣東由德江同志掌舵,我就放心了.」現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有一定的淵源.

張德江主政廣東後,曾提出「泛珠三角」概念,將港澳與廣東、廣西、海南甚至貴州都納入泛珠範圍內,希望大造成較為緊密的經濟體.實際上,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香港特首曾蔭權也曾率團前往考察,尋找商機.

不過,汪洋主掌廣東後,泛珠的概念被擱置,汪更實在些,他更注重小珠三角、廣東與港澳的合作,提出「向香港學習」的口號.因此,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月前就率領龐大的考差團,前往香港「取經」;深港之間的河套區,目前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從張汪主政廣東的不同思路看,粵港合作的內涵,也隨領導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香港特首也不得不緊跟.

結語

北京不同領導人的治港手法有所不同,香港如何與北京保持良好互動,需要「因人而異」.隨著兩岸互動增加,從香港面對的問題來看,台灣與大陸互動, 也不得不研究北京領導人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