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胡適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話：「教育行政的當局無力管理教育，就使私立中學與大學盡量的營業化。…野雞學校越多，教育的信用當然越低落了。…這十幾年來，所謂高等教育的機關，添設太快了，國內人才實在不夠分配。所以大學地位與程度都降低了，這也是教育招人輕視的一個原因。…粗製濫造的畢業生驟然增多了，而社會上的事業不能有同樣速度的發展；…於是「粥少僧多」的現象就成為今日的嚴重問題。做父兄的，擔負了十多年的教育經費，眼見子弟拿著文憑尋不到飯碗，當然要埋怨教育本身的失敗了。」（〈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看到這，覺得與當前所發生的現象彷彿有相似的影子。這也令我聯想到明清時期許多讀書人在仕途以外的其他領域發展而有所成就，以及仕紳階層的形成，不曉得是否也是與讀書人增多導致許多人在原本當官路途上沒有出路有關？暫時沒空去進一步查閱資料，不曉得有沒有人研究過？（唉，這原本是讀書的趣味所在，而現在都只能在限期集中主題量產的制度下感嘆）不曉得從明清，到民初，到現在，是否都有一段時間，因各種因素造成教育普及度的進階性提升，而產生人力出路的問題（以及當時社會是如何吸納這些人、對社會的產業結構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因社會現有機制無法因應教育普及度加速提升而產生的供需失衡現象，可能是一個重視教育的文化體系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是嗎？這可能也值得研究…）。那麼，面對當前高等教育的問題，政府所要思考的，恐怕就不是學校過多、要關幾間學校的問題，而是思考社會文化、產業結構之調整與轉型的長遠問題。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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