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那年，我到衡陽路尋覓一頂適合的假髮，
要給化療後掉光頭髮的媽媽，如今，我不確定自己即將失去些什麼？……

圖／米榭兒

他對我說，他把父母的骨灰撒在渤海裡了。

流亡作家蘇曉康來到台北，邀他參加文學沙龍朗誦會，他告訴我，很想到《聯合報》創辦人墓前致意。於是這個高溫36度Ｃ的上午，由小說家季季陪同，我們搭乘報社公務車出發，來到林口墓園時，已近中午。我們在創辦人墓前默禱後，烈陽下，蘇先生並不急著離開，他對我說起，他的父母沒有墓園，他把他們的骨灰撒在渤海裡了。

他說的是《寂寞的德拉瓦灣》裡提到的故事，我靜靜聽著，沒有提醒他，我其實已在書裡讀到過了。他的聲音像他文字一樣溫暖，尤其是講起家人的時候。瞇眼看著陽光照在底下一座座灰色石碑上，我想起他書中引的一句普希金的詩句：「讓青春嬉戲在我墓門之外」，那是他父親給他的信中提到的詩句。我很少讀一本他人的散文集，卻那麼不斷地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人生交錯混融感受過！

起點，也還是六四吧。發生天安門事件的前四天，五月三十一日，我的母親離開人世，跟蘇曉康的母親一樣，是走在家附近的路上，突然地倒下。路人把媽媽送到醫院時已經不治。我們趕到醫院，醫生仍勉力搶救，其實母親已經過世了。那天下著滂沱的大雨，媽媽什麼都沒來得及對我們說。緊急把大哥大嫂從德國召回來，那幾日我們兄妹、嫂嫂、爸爸聚在客廳裡，從早到晚，一邊摺著紙蓮花，一邊說著媽媽生前種種，有時哭，有時也忍不住笑，因為媽媽有時候真的很好笑。所有人都請了假，幾天完全沒開電視、沒看報紙，與世隔絕般地反覆說著各自與媽媽的小事，好像這樣說著，就能把媽媽的氣味、音聲挽留得久一點；而我們一家，很久不曾這樣聚在一起談天了。然後那個晚上，阿姨來上香，隨口說起了天安門的事。什麼事？我們面面相覷，二哥去拿起遙控器打開電視，赫然發現，電視失去了色彩！連電視都為我們的媽媽默哀嗎？──那幾天，台灣所有的電視節目一律只有黑白畫面。我們被電視上反覆出現的畫面吸引了，那坦克車前一夫當關的男子……暫時忘掉媽媽過世的哀傷，我們專注看著那些新聞畫面，議論紛紛了起來……

《寂寞的德拉瓦灣》裡寫到作者母親過世後，父親長期與在海外流亡的他通信，直到病故。這亦讓我想起爸爸。我大學離家到東海念書，第一天，是媽媽陪著我搭火車去的。「要吃飽，什麼錢都能省，就是吃飯錢不能省！」這是媽媽的名言。但媽媽不曾給我寫信，一封都沒有，其實她能讀小說，而且妙語如珠，只是沒信心動筆吧！爸爸則經常給我寫信，我在東海時、我在美國時。爸爸不像蘇曉康的父親是高級知識分子，能引普希金的詩，爸爸只是一個深愛女兒的人，十封信裡，有十封要我注意身體，「妳從小弱不禁風……」我在ＬＡ時讀到爸爸第一封信就哭了。其實我沒有弱不禁風，但在爸爸心中一直如此。

十年前，我得了乳癌，親友都知道了，只不讓爸爸知道，雖然不嚴重，但他若知道了，會得憂鬱症吧！他太疼我，一定無法忍受，而母親是乳癌過世的。

發現病徵純屬偶然，我在報社診療所辦的健康檢查，臨時起意加檢一項自費抽血檢驗，驗血報告，有兩項指數微幅超標，醣質抗原CA19-9、腫瘤抗原CA15-3，醫生告訴我，得去大醫院進一步做腹部超音波和乳房檢查。而後，我的生活便整個進入震盪期。

腹部沒問題，乳房須看一般外科。蔡醫師為我做超音波檢查，發現了腫瘤，接著做細針穿刺。穿刺時他立刻便覺察不對勁了，因為腫瘤的質感較堅硬，如果是良性脂肪瘤或水泡，會很有彈性。他說：我給妳送最急件化驗，妳坐一下，四十分鐘結果就會出來。這一位我素昧平生的醫師，彷彿對自己親人般焦急。四十分鐘後，他把我叫進去，告訴我，發現不規則細胞，要馬上排手術，先做切片檢查。我掏出記事本查詢，他的表情明顯在說：愈快愈好啊，妳還管其他的事嗎？可我真的一大堆事啊！「明天真的沒辦法。」「那就後天早上。」好吧，後天早上九點半，我在記事本上寫下來，才赫然發現，後天正是我的生日。

切片手術只有局部麻醉，我是完全清醒的。醫生問我：「緊張嗎？」我點頭。他要助理放音樂給我聽。音樂出來，是我不太熟悉的流行音樂，那幾年我很少聽流行歌，醫師遺憾忘了叮囑我帶一片自己喜歡的ＣＤ來，他自下斷語：「這個音樂妳一定不喜歡！」我愣了一下，如果早早告訴我，那麼我會選擇什麼音樂呢？也許是巴哈Ｇ大調奏鳴曲BWV1027吧。那是大提琴與鋼琴的對唱，不需要ＣＤ，我的腦海可以自行演奏，那大提琴的低音，像蝴蝶噗噗拍翅，在水上迴旋，鋼琴的琤琮是那流水……

「瑜雯小姐……」我沉默下來，醫師大概以為我非常憂慮吧，和他的助手兩人開始東拉西扯如說相聲，問我的工作、丈夫的工作、小孩的個性……問我哪個大學畢業？東海啊？他倆齊聲大讚東海校園之美。聽到我在《聯合報》工作，說起報業的衝擊，兩人急忙撇清，「我們都看《聯合報》！我們從來不看《蘋果》！」我終於噗哧笑出來。他們無非是要讓我忘卻手術這件事，可我卻老打斷他們，「腳上為什麼要貼一片金屬？」「那是導電用，等一下用電燒法，可以讓妳少流一點血。」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這是我不斷提出的問題。「現在我聞到的味道，是自己的肉燃燒的氣味嗎？」助理醫師回答我：「是啊，妳聞到了。」

醫師順利取出那顆嫌疑犯──是相連的兩顆小肉瘤，上頭還沾著前兩天穿刺造成的淤血，醫師拿給我看，我瞄一眼，他便拿開了。我看著他拿走，知道這一小顆肉瘤即將送去化驗，並對我做出審判。

隔天一早，又坐在外科門外等候。護士喊我的名字，交代說：「請妳先生一起進來。」聽到這句話，我立即知道絕非好消息。先生陪我來聆聽審判，但我們事先沒有討論、沒做任何預測，他也沒表現恐慌，聽到後只是表情凝重。

醫師以八個字做為他面對我們的開場白：「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在紙上寫下「原生癌」三個字，然後把「癌」這個字圈起來，說：「憂，是因為這個字；喜是因為，這是零期的癌症，在處理上比較單純……」六天以後，我將再動一次刀，做局部的切除手術。

那個周末，家人給我過生日。許願時，我最後一個願望沒有說出來。孩子說，我知道媽媽許什麼願！「我許什麼願？」「妳希望開刀的時候不會痛！」我笑了，我的寶貝才六歲，暑假過完即將成為小學生，我怎麼能生病呢？我不怕痛，我的願望只是：請給我時間，我一定要陪伴這個孩子長大！

《寂寞的德拉瓦灣》裡，蘇曉康寫出對孩子深深的憐惜，「車禍裡最吃虧的人是蘇單。他失去了最疼他的媽媽，而且是在他不可復返的年齡段……」車禍重創的傅莉躺在醫院，他則每天跑醫院，臨走前留張紙條給孩子，十四歲大的蘇單幾乎是自生自滅的活下來了……我讀到這裡，不覺顫慄起來，如果沒有那次臨時起意的抽血檢驗，這個腫瘤，幾年下來，將在我身體裡如何張牙舞爪，如當年對媽媽的身體呢？那麼，這個純真快樂的孩子，人生將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傅莉也曾面臨乳癌的威脅，書裡寫到她某次體檢發現右乳「有什麼在生長」，須作切片檢驗。那時她的復健情況剛剛學會走路，新的陰影到來，蘇曉康心情黯然，整個人陷入恍惚。我想起自己在等待審判的過程裡，除了恐懼不能好好陪伴兒子成長、怕他失去母愛；對丈夫，則隱隱有一份抱歉，怕不能白頭到老、怕我的病痛讓他不能專注工作，還有一種自己即將「不完美了」的抱歉。我想起那年，我到衡陽路尋覓一頂適合的假髮，要給化療後掉光頭髮的媽媽，如今，我不確定自己即將失去些什麼？

手術前一晚，沐浴時凝視了自己的身體許久，我不應該太在意肉體的，到底是十四、五歲就讀了《紅樓夢》的早熟心靈啊。我也想到兩個哥哥的毒舌，一定會合唱似地說：「反正也沒差呀！」啦啦啦，我想著甚至微笑起來，笑出一串串眼淚。

我們從墓園瞭望，蘇曉康講起當年創辦人對他的支持。我想，報業的黃金年代，創辦人支助的各方傑出人士必定不在少數吧，而能至今念念於心者，仍令我十分感動。

爸媽的墓園也有曠遠的視野。那年，雨後的早晨，我們全家掃了墓，二哥捉知了給孩子們，我看著遠方，輕輕哼唱羅大佑譜寫的徐志摩的〈歌〉：「當我死去的時候，親愛的，別為我唱悲傷的歌……讓蓋著我的青青的草，淋著雨也沾著露珠……」還未蒸散的雨珠溫柔地掛在樹梢，啊，謝謝爸爸媽媽，讓我今生能夠擁有，並且付出愛。

今日陽光燦亮，回憶從墓門之外匆匆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