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鄭和學會(ZHSA)」學術演講
馬海雲教授主講「鄭和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一新聽眾耳目

[美洲鄭和學會5/9/2016新聞稿]

美洲鄭和學會於4月23日中午於馬里蘭州洛城的新陶芳大飯店，特地邀請到馬海雲教授主講「鄭和與中國的外交政策」，以超越中原、跨過漢語的史觀回顧鄭和下西洋，另聽眾耳目一新、視野別開！

年青才俊的馬海雲教授認為，解讀鄭和不能僅僅始於明代，也不能僅僅止於中原，對鄭和及其航海壯舉的解讀需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亞歐大陸背景，即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的長期互動過程中進行動態觀察，才能洞察明代中國在與亞洲內陸游牧強權交流中的攻防競合。

馬教授指出，明朝面對的外患有東北亞的蒙古殘勢、中亞的帖木兒（Tamerlane）強權的威脅、西南亞的伊朗薩法維(Safavids)王朝的崛起及西亞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s）的擴張。這些亞歐內陸游牧政權的金戈鐵馬，結構性地阻止了明朝在亞洲內陸的擴張，而游牧鐵騎鞭長莫及的海上交通、貿易和外交則成為明朝的不二選擇。基於亞歐大陸的全盤思考和規劃，明代的船隊不僅造訪了東南亞各國，也遠航至中亞、西亞、阿拉伯半島及東非，避開了強權把持的亞歐大陸通道、路上絲綢之路，其成就更是傳統亞歐大陸強權所不及。明代的"西洋"戰略審時度勢、繞開了亞歐大博弈，從而成功地實現了"西洋"戰略再平衡。

馬教授進一步提到，明代的諸多外交實踐鮮明地印上了亞歐大陸、尤其是穆斯林的文化標記，例如，明代的皇家伊斯蘭瓷器有禁豬（朱）文字，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間手書的《百字贊》，是對伊斯蘭教的贊美文(原文保留在南京)，揭示出明朝和伊斯蘭文化的親密關係。朱棣為何選擇鄭和下西洋？除了內政的因素外，更有國際上的需要，例如中亞、西亞的崛起，帖木兒與蒙古的聯盟，歐洲人尋找海上絲路，地緣政治的變化等；鄭和的穆斯林家世本身就是蒙古帝國同歐亞大陸穆斯林密切關係的真實寫照，鄭和祖父和父親的麥加朝覲說明了元明以來穆斯林在溝通中西交流中不可輕忽的份量。明朝啟用鄭和遠航穆斯林人口眾多的西洋，不僅是他的個人能力及與朱棣的親近關係，更與他的穆斯林身世文化和人脈網絡有關。

從鄭和船隊配有的穆斯林通譯、史官、水手等，可以看出自唐宋以來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馬來人和中國東南沿海人民的海事傳統、語言、知識、宗教、網絡等對航海成功的重要性。所以，有關鄭和下西洋的認知絕不只是中原的漢語史觀：如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尋覓建文帝)及傳統中原王朝的朝貢貿易;更應該是穆斯林式的、尤其是穆斯林族群之間的情感之旅，例如，根據藏在巴黎博物館阿拉伯文的史料，葉門Rasul王朝的記載：曼蘇爾港口，兩次國王接見，全部王子出宫，在凱旋門舉行歡迎儀式；國王回贈野生動物如獅子、金錢豹，鄭和傳達聖旨：「爾之君王，中國皇帝向你問好，汝當公正對待臣民。」當時的Rasul王朝甚至管轄麥加，鄭和贈絲綢給天方做幔帳。

五、六百年之後的今天，西洋地區的人民有關鄭和的記憶更多是伊斯蘭式的：如印尼前總統哈比比感謝中國給印尼送去最偉大的禮物伊斯蘭教。時至今日，東南亞穆斯林、印度穆斯林、中東穆斯林對鄭和船隊的穆斯林情結依存，也許這是中國在印度洋僅存的戰略瑰寶、文化軟實力。趁著鄭和及明代中國遺產在西洋各國還沒有被徹底遺忘之際，拯救、整理、整合和分享這些歷史文化與共同記憶才是構建中國和印度洋民心相通的希望所在。

馬教授結論時強調，面對西洋，中國一帶一路的外交策略，宜請出鄭和，而不是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