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7月14日有一篇報導，標題是「台灣年輕人為什麼討厭中國？周偉航歸納這3點」。文中提到：

南海議題爆發前一週，有媒體播出「天然獨」系列報導，隨後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然而，不管是「天然獨」，還是「南海爭議」，都無法吸引台灣多數年輕人的關心。對此，「人渣文本」輔大教授周偉航認為，現在台灣多數年輕人對推動台獨沒有太大的興趣，也未認真思考或主張獨立。周偉航表示，現在年輕人只是認為「中國很臭」，討厭中國，想離中國越遠越好，所以看起來像台獨，其實沒有「天然獨」世代。

周偉航教授提出台灣青年討厭中國的三點理由，如下：第一點，大家認定中國是台灣的實質敵人。周偉航說，中國造成台灣在國際關係上的困境與不爽。台灣男人為了對抗中國這個侵略主義的政權，還必須浪費自己的一大段人生。

第二點，中國溝通的態度非常原始，像原始人一樣，演化程度很低。周接著說，多數中國人與外界溝通時，經常缺乏同理心，搞不清楚事情的重點，總不斷提及自己主張的價值，也不管他人的堅持，都是一臉全世界都該喜歡中國樣子。周偉航表示，「中國也缺乏反省力，面對自己的錯誤，只想忽視、遮掩，或是惱羞成怒式的大吼大叫，想蓋掉理性對話的聲量。這不就原始人嗎？還是猴子？」

第三點，中國在道德與美學表現上都普遍不及格。周偉航指出，台灣看清中國政治的腐敗，專制極權的問題。

周偉航最後反問：「那些統派大老，又瞭解中國嗎？連自己身邊的台灣年輕人討厭中國的原因都不清楚，還想談中國？這些人到底懂什麼？」

我對周偉航先生的言論感覺複雜。他所說有些可能接近表面事實。但是，從我的觀點看，他說話的口氣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深層理解卻是大有問題。這樣的人而身為教授，讓我覺得遺憾。如果這只是周的個人看法、想法也就罷了。但是，顯然，當今台灣確有不少人持與周類似的看法，並因此偏向主張台獨（註一）。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提出較完整的反駁意見。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因為諸多原因，雖然仍然是大國，卻是大而窮，並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形成了貧窮文化。貧窮文化往往展現出某些「不良」的行為模式（註二），可能造成他人的反感。再者，20世紀的中國處於劇烈轉型的過程。它的傳統結構迄未能調整完好，過程也不平順。西方與日本更藉機痛擊中國，使中國更難站立起來。但是，幾千年來，中國儘管歷經內憂外患，卻總有自我調整的可能。中國作為一個數千年的古文明，總體表現沒有輸給任何其他古文明（註三）。如果從一些較表面的行為表現，特別是特定期間的表現，而徹底否定了中國，很可能是偏頗的見解。而如果依此做出重大的認同選擇，也就是否認自己的中國淵源，很可能結果是更大的遺憾，乃至悲劇。

近幾百年來的西方，藉著一種特殊的機緣，結合了基督教倫理與希臘理性、羅馬法律，的確形成了較先進的文明。這點我並不擬否認。但是，基督教與希臘文明之間很可能存在著內在的矛盾（註四）。近年基督教在歐洲與北美快速式微，正反映出希臘的理性主義精神與基督教倫理間的矛盾性。我以為，近代西方文明的進步的一個關鍵要素是自由與自律兩種精神特質的結合。但是，自由（以理性主義為背景）與自律（以宗教倫理為背景）兩者的特殊結合卻未必能長久，兩者可能出現扞格。而西方也可能因此而漸趨於沒落。看到美國與歐洲近年頻頻發生的槍擊案與恐攻，不難窺見西方國家的問題跡象。

總之，長期來看，每種文明都各有缺陷，傳統中國文明固然也有自身的缺陷。但是，我還是要強調，嚴肅的討論需要做更周延的比較與評價。看到中國的衰弱，與部分因衰弱連帶而來的負面行為表現 ，就對中國做出徹底的否定評價。這樣的眼光未免太淺薄，太少深度與廣度。

我承認，中國人行為上的一些負面表現可能並不完全是近代中國惡劣處境（如列強的侵逼與激情反應）的產物，而有部分可能是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產物。專制的、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的確不利於公義心的形塑。但是，有部分的成因卻可能是與中國人本主義的文化傳統有關。

人本主義強調「主體性」原則，而主體性原則必須結合內在「自律」精神。德哲康德強調「自由即自律」，他所提出的「道德主體性」論述是將理性設為人心的主宰，而這種理性是上帝所賦予能窺知形上世界的一種神秘能力。但是，心理學者佛洛伊德卻強調人的「本我」（id，欲望的我）的重要性，而人的「自我」(ego，理性的我)只是本我的衍生部分。如果人是以康德所定義的「理性」作為主導，那麼，自由的人定然會自律，這種說法就不奇怪。但是，如果人性更多是受本我的主導，那麼，人在彰顯主體性的時候就未必會依理性自律的方式行動，彰顯主體性的行動就有可能會流於放縱。

總之，人若欲彰顯主體性，就必須同時強調自律。如其不然，就可能會帶來行為放縱與社會敗壞的結果。近代西方卻因為有基督教倫理，不但鞏固了自律精神，更培養出對超越性的追求精神。那是一種神本與人本的特殊結合，而不是單純的世俗性的人本主義精神。只是，當代西方可能漸漸失去基督教的自律與超越精神，所以有可能趨於沒落。

中國則一向缺少基督教倫理這種結構要件，不易藉宗教助力來昇華人性，卻又在強調主體性原則下無意間促成放縱行為。不過，儒家的道德主體性原則絕非沒有積極意義，絕不宜低估其潛在的積極意義。儒家強調的是「道德主體性」原則，像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君子不器」、「任重道遠」、「為天地立心」等的提法，都是在強調人是道德的主體，人以載道。這種精神非常可貴，甚且是最值得珍貴的自我期許模式。只是，在現實困境中，主體卻未必真能自行挺立。它需要客觀的支撐，如宗教的或法律的以及其他各種制度的支撐。一般人在缺少客觀條件支撐下，往往難以挺立「道德主體」，而滑落為世俗化的、名義性的主體，實際則流為放縱，甚至墮落。

主體滑落而流於放縱，這可能是人本主義的潛在困難。問題是，難有哪一套制度能突破這個困境。過多的客觀支撐與限制，可能會消弭主體的內在力量與驅力。恰到好處的制度安排，則還有待尋找。西方文明也未必已經解決這個兩難式。

如果能獲得某些客觀社會結構條件來幫助挺立主體，儒家的人本主義精神往往能帶來很正面的結果。以新加坡、香港與海外華人的一般表現來看，華人只要能享有較良好的法治與起碼的經濟條件，就可能有優越的表現（註五）。這應該不是偶然，而是一般華人的典型表現，也就是其原有文化性格與外在結構情境配合的可能結果。低估中國的道德主體性精神（註六）的積極意義，對中國的理解就可能偏頗，也很可能低估其未來發展潛力。

我很想奉勸台灣的綠營人士，就算你們是決意要把中國當做敵人，也請對中國有更深層與周延的理解。千萬不要自誤誤人啊！

註一：

周教授所說台灣青年不獨，我的理解恐怕是：台灣青年的台獨傾向還未達到周教授所期待的程度，也就是還不夠積極。

註二：

這裡將「不良」一詞加上引號，意味著這樣的評價用詞其實還有爭議。要做客觀的價值判斷本來就很難。從不同的標準看，同一種行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評價。而從中上階級的人來看，貧窮文化下的人往往顯得粗魯、鄙陋，即使後者擁有善良的內在或本質，也可能得到較負面的評價。當然，貧窮文化下的人還可能有其他的特質，譬如過度小氣或貪婪，乃至不誠實、不堅守原則…等，更易受到道德譴責。問題是，在做這種評價時，人們常嚴重低估情境因素對他者行為、心理的影響強度。當然，情境因素對評價者自己的影響其實也一樣很深，但是，由於評價者已經是站在一種較優越的位置，而他們作為旁觀者很難設身處地去體會他者受結構性情境影響的力道。

註三：

埃及古文明今天只能看到古蹟，今天的埃及人已經多數信的是伊斯蘭教，承繼的是阿拉伯文化，而這些都是在埃及立國三千多年後來到埃及的事物。巴比倫只剩考古材料。印度比中國更貧弱，問題更多。希臘與羅馬固然對近代西方文化有極深的影響力，但是，今天的希臘人卻與古文明關係不深，羅馬人則只是歷史名詞。唯有中國仍然存在與古文明的鮮明聯結，並繼續展現文明的生命力。

註四：

早期羅馬的文化深受希臘影響，甚至可說是泛希臘文化的一支。不過，由於羅馬發展成大帝國，更需要普遍性的法律體系來支持其統治。羅馬在法律上的成就，超越了希臘文化，並對後世產生重要影響。也很可能是由於普遍法律的保障作用，使基督教得以在羅馬帝國生根發展，逐漸成為世界性宗教，並且趨於理性化、制度化。羅馬文化多少是扮演著理性主義與基督教倫理間的潤滑劑，使兩者得以共存。不過，即使是在羅馬帝國時期，也可看到基督教與理性主義間的拮抗。基督教日益發展成為羅馬國教，是和羅馬的理性主義精神逐漸消蝕並進的。

註五：

此處未提及台灣與中國大陸，因為兩者易捲入主觀爭議。事實上，兩者也都有一定成就。在全世界的大範圍內，兩者也並不差。只是評價者往往眼光只及於特定少數的先進國家。而且往往選擇性遺忘所謂先進國家的某些作為，譬如納粹的大屠殺與日本對亞洲、澳洲與美國的殘暴侵略。

註六：

有人完全否認中國文化中的「主體性」原則，甚至指稱中國文化裡充滿「奴性」。這個觀察也未必完全失真（雖然明顯太情緒化）。我以為，這是因為主體可能讓渡自己的主體性，當情境惡劣而主體無以自我挺立時，主體可能選擇讓渡主體性，也就是自以為奴的狀態。我認為這是一種較曲折的主體性表現。但是，它並不足以否證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主體性原則。

事實上，基督教徒很可能也選擇讓渡出自己的主體性，只是，他們比較是讓渡主體性給超越的主宰（上帝），而比較不是讓渡給世俗人間的勢力。所以會產生很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