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討論中國人的我群中心思維傾向，有人問：「（中國人）是唯一的嗎？那猶太人呢」。這個提問倒是值得去做深入思考。

猶太人文化很可能也有很強的我群中心思維傾向。不過，其實際內涵則又極端特殊。我試著指出其如下的一些特殊性稍作鋪陳。

猶太文化確實展現出強烈的我群意識，但這並非單純的「排他性民族主義」，而是一種深具宗教性、歷史性與倫理使命感的集體認同，具有以下幾項特徵：

1. 宗教性我群中心：選民意識與神聖責任

猶太人視自己為「上帝的選民」（Chosen People），這並不是狂妄的優越感，而是神聖的重負（burden of chosenness）。他們相信自己有義務守護摩西律法，實踐公義與仁慈。這種我群中心不是為了自我壯大，而是承擔一種道德責任。

相較於中國文化的「天下觀」，猶太人的我群中心不是要統一世界，而是要堅守自己的獨特信仰，即使面對壓迫也不妥協。

2. 歷史上的流亡與受難經驗，強化了內群凝聚力

猶太民族在歷史上經歷多次放逐、屠殺與離散（diaspora），這使得他們無法依靠國土或政權來維繫身分，只能靠宗教律法、節慶儀式與家庭傳承來維繫群體認同。這種我群中心是出於對滅絕風險的深層警覺。

3. 教育與記憶傳承的系統性

猶太文化強調學習與辯證。猶太教的塔木德傳統鼓勵對經典的詰問與詮釋。這培養了一種「內部多元而外部堅定」的文化風格：對內可以激烈辯論，但對外能形成極高的凝聚力。

二、猶太人我群中心對世界的獨特影響

猶太文化對世界的影響極其深遠，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面：

1. 倫理普遍化的橋樑角色

雖然猶太教有強烈的我群律法體系，但基督教正是從猶太教演變而來，將某些「選民道德」普世化。這使猶太傳統成為現代西方倫理與人權思想的根源之一。

2. 在全球化與現代性中的橋接角色

猶太人身處各國，卻能透過維繫共同記憶與宗教實踐建立「無國界的民族身分」。在現代國家體系與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猶太文化卻展示了一種非國族本位的文明延續方式。

3. 對知識、生產與創新的深遠影響

在科學、金融、藝術、哲學等領域中，猶太人對現代世界的貢獻不成比例地巨大。這不是單靠「聰明才智」解釋得了的，而與其內部文化機制、教育傳統、自我責任意識密切相關。

三、猶太內部的批判與反思聲音

正因為猶太文化高度強化內群認同，也有不少猶太人質疑這是否造成了某種排他性，甚至與現代普世價值發生矛盾：

1. 反猶太傳統的猶太人

像斯賓諾莎、馬克思、卡夫卡，乃至今天一些左翼猶太知識份子（如諾姆·杭士基），都曾對猶太宗教或民族主義提出尖銳批判。他們有的認為猶太教義過於狹隘，有的質疑錫安主義是否導致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

2. 現代性中的身份危機

一些猶太人主張去宗教化、去民族化，希望融入普世人類社群。但這也引發認同危機與內部辯論：若完全放棄「猶太性」，那猶太文明還剩下什麼？

3. 以色列的政治與道德難題

猶太人在以色列建立國家後，從被迫害的少數，轉為有軍事與政權的多數，這讓猶太文明面臨另一種考驗。許多猶太人批評以色列政策偏離了「先知傳統」中強調的慈悲、公義與弱者關懷。

結語

猶太人的我群中心思維的確存在，但其深層性質遠非中國式的家族本位或關係導向所能比擬。它是一種以宗教契約、歷史創傷與倫理使命所維繫的文化構造，在內部高度認同的同時，也誕生出極強的自省、辯論與世界性影響力。

這種「自我堅守」與「自我批判」的雙重性，使猶太文明成為我群中心思維中最具倫理深度與歷史張力的典範之一。

心理學家佛洛伊德顯然對猶太人的集體心態有很強的反感。他分析猶太人的自我折磨傾向，認為猶太人有集體“弒父”後強烈愧疚的心理（而且成為文化的重要內核）。他說的弒父，是推論當初猶太人謀殺了摩西，而後有強烈的愧疚心態。這種心態通過信仰被融入猶太文化中。

我認為佛洛伊德的說法很可能有道理。猶太人的文化獨特性很可能有類似這樣的背景。而且，據我所知，猶太人確實有自我折磨的傾向。好的是，這種傾向可能也逼出許多天才、思想家。（思想家中卻有很多人是對宗教有強烈反感的人，譬如馬克思）

其實，從對猶太人的討論，我們或可衍生出關於「現代化」的一些另類見解。簡單說，猶太人思想家往往是人類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啟蒙者，馬克思就是其中之一；佛洛伊德也是（愛因斯坦其實也對改變現代人的宇宙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所謂左派思想家中，猶太人佔了相當比例，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反之，猶太人社群又可能展現出最傳統、最保守的文化特質。這種兩極化的形象，使人迷惑。不過，這也可能正是猶太人文化特質的一環。

撇開關於猶太人文化的討論，我想強調，自我中心或我群中心思維，都必須有節制。自然形成的這種思維傾向如果不在發展過程中得到節制，常會對其他人或群帶來傷害，進而卻傷害自身。如何在最大的全體中促進和諧、整合關係，這種探索應該是人類共同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