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嘗試批判性地檢討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心態。有人認為我對民族主義的定義不妥，或者認為我群中心思維是普遍的傾向，並非中國人所獨有。當然，也還有其他對我的各種批評意見。

我被批評，其實很正常。只是，如果最後結果是大家的注意力都只朝向我這個批評中國民族主義的人，而幾乎都不去檢討中國民族主義這個議題，那就太遺憾了。

中國民族主義的問題，大體又可還原為中國人的「我群中心思維」的問題。而最典型的反駁意見就是說：大家都有我群中心思維傾向，這並不是中國人才有的問題，為什麼不去批評其他的文化，譬如西方？

對這種天下烏鴉一般黑式的反駁，我經歷多了，也不至於太沮喪。但是，我的社會批判言論如果不能激發一種內在革命的思想動力，終究還是會覺得遺憾！

我以為，（廣義）中國人值得過上更美好的生活；也可以更成為他人的幸福助力、美好生活榜樣與意圖親近對象。而需要的是制度民主化及與此相表裡的內在革命。後者涉及的主要是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改變。其中，民族主義與我群中心思維的問題是重要環節。感情表現形式的改變則比較是衍生的結果。

說到內在革命，中國人其實也不完全缺乏革命意識。中國曾經有過革命浪潮。不過，雖然曾經的左傾革命浪潮很多是口號，是做作，是集體壓力下的共同演出，但是畢竟有些人認識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只是，革命幾乎總是暴力地朝向他人，以集體暴力帶來的恐懼心理來強迫改變他人，而比較不是改變自己的內在。而這種暴力革命的浪潮，最後也就像暴風驟雨，一旦止息，大家都寧可忘卻。至於前期的革命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也沒有什麼人敢於徹底檢討。主要是新特權階級的產生嗎？顯然是，但是不能說。

至於制度改革（民主化）與內在革命（譬如民主素養與對我群中心思維的節制），還是前景模糊。後續提倡中國人的制度改革與內在革命者，面對的還是如前代革命者類似的悲壯命運，除非他們能夠逃到海外，或者他們是身在台灣，在中共無法直接管轄到的地域。

扯遠了！還是回到中國人的「我群中心思維」傾向的問題，以下從幾個方面提出我的檢討，也是在回應那些質疑、批駁者。

一、「我群中心」不是中國人獨有

在當代針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中，經常有人跳出來指責批評者「過於特化」中國現象。他們會說：「我群中心不是中國人獨有，全世界各民族都有這種傾向。」這個說法在表面上沒錯，卻常被用來混淆視聽、稀釋批判。

「我群中心思維」（ethnocentrism）作為一種普遍人類傾向，當然不局限於中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印度人，甚至是任何原始部落都可能存在以「我族為中心、我群為正當」的態度傾向。這是人類社會在認同建構初期的自然反應，是群體凝聚的本能產物。

然而，我們不能因為這種現象普遍，就忽略各文化對它的處理方式與結果，可能產生根本性的差異。

二、中國文化對「我群中心」的加強與掩飾

中國文化傳統之所以值得特別討論，是因為它並非單純容忍「我群中心」，而是以多種方式正當化、強化並遮蔽這種思維，使得人們難以察覺自身已深陷其中。

具體而言，中國文化長期以來受到如下幾個觀念系統的深刻影響：

家國一體的世界觀：中國傳統從「家」的倫理出發，將忠孝合一作為核心價值，進一步推演出「家是國之縮影，國是家之擴展」的觀念。這使得群體忠誠與個人認同綁定在一起，一旦質疑國族，就如同叛逆家庭。

天朝中心的歷史記憶：幾千年的帝國史塑造了中國人強烈的「中心—邊陲」想像。中華被視為文明核心，四夷皆須來朝納貢。在這種文明優越感中，「我群中心」不是羞於承認的偏見，而是理所當然的秩序。

缺乏對主體性的哲學反思：儒家思想雖然講求自我修身，但多以倫理規範為出發點，而非強調個人主體的自我辯證、懷疑與突破。這使得「反思我群」的契機，在思想體系內被削弱。

國家與文化權威的高度結合：自秦以降的專制傳統，使國家對文化話語具有壟斷性。在現代中國，這一傳統延續至黨國體制，民族主義不僅是文化心理現象，更被國家當作政治工具推動，並與歷史創傷（如列強入侵）綁定，製造集體共憤與外部仇視。

總體而言，中國文化不是單純存在「我群中心」思維，而是將之昇華為倫理、歷史與政治的核心結構。它不只是偏見，而是制度化、文化化、歷史化的常態。

三、西方社會的文化對照：不是沒有我群中心，而是更有「自我反思」的傳統

美國與西方國家同樣存在強烈的民族中心主義，這一點不容否認。然而，他們文化中的某些特質，使其較容易形成對「我群中心」的自覺與批判。

啟蒙以來的主體哲學傳統：從笛卡兒「我思故我在」開始，西方哲學強調懷疑、理性、主體性。這造就了反省與批判的文化肌理，使人們有可能跳出「我群」位置，想像他者的立場。

普世價值的理念辯證：雖然西方國家在歷史上也曾以普世價值之名行殖民之實，但「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本身，即是對「我群中心」的一種超越性挑戰。在民主、人權、自由等理念中，隱含著與種族與國界超脫的倫理追求。

制度性自我批判機制：西方社會發展出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多元文化主義、歷史修正運動等制度化的自我批評系統。即使它們不完美，也提供了一種讓「反我群中心」的聲音浮現的空間。

換言之，西方的「我群中心」並非不存在，而是在文化與制度層面上，存在更多與之抗衡的力量。

四、歷史案例中的民族主義：中國與他國的比較

要理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性，不能只停留在抽象的文化分析，更需要回顧歷史上不同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並加以比較。這不僅讓我們看清「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全球現象的多樣形貌，也能幫助我們理解：文化特性如何塑造民族主義的走向與後果。

（一） 納粹德國：極端民族主義的災難化表現

20世紀最惡名昭彰的民族主義例子，莫過於希特勒主導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納粹政權將「日耳曼人」定義為種族純正的優越民族，並把猶太人、斯拉夫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等描繪為「他者」，主張清洗與滅絕。這是「我群中心思維」的極端政治化與去人性化後果。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納粹主義之後的德國，在戰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去納粹化」、歷史教育改革、紀念大屠殺的機構建設、法西斯言論違法化等，這些制度反映出西方文化中存在的反思機制。雖未能完全防止極端主義死灰復燃，但仍提供了一種「自我糾錯」的範式。

（二） 日本軍國主義與大東亞共榮圈：文化中心主義的擴張版

近代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發展出以「天皇中心」為核心的國族認同體系。到了昭和年間，日本以「大東亞共榮圈」為口號，將自己描繪為亞洲的解放者，實際上卻以侵略中國、朝鮮、東南亞為手段推動帝國主義。

日本的民族主義混合了儒家式的忠誠文化、神道教神聖觀念，以及西方帝國主義的技術手段，其文化構造與中國有部分相似之處——同樣強調秩序、服從、我群至上。然而，戰後美國主導的佔領政策強制推行民主憲政，並建立「和平憲法」，為日本內部的反省提供了空間。雖然今天日本的右派思潮仍有影響力，但戰後體制的文化改造力不可忽視。

（三） 中華民族主義的兩波高峰：五四之後與改革開放後

中國民族主義曾在五四運動之後出現一次「啟蒙導向」的轉折，那時的民族主義是為了抵抗帝國主義、反封建、追求現代國民建構。然而，到了中共建政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族主義進入一種更複雜的形態：

•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六四後），民族主義重新被中共利用，以轉移社會不滿，掩蓋民主訴求的壓抑。

• 2008年北京奧運與之後的「中國崛起」敘事，進一步強化了「受害者記憶+文明中心」的矛盾結合：既要強調中國曾被西方欺凌，又要主張今日中國才是世界秩序的正統力量。

• 中共以黨國等同民族，以批評中共等於背叛中華，這種邏輯就是**「我群中心」被體制化、神聖化的表現**。

這與德國或日本的例子最大的差異，在於：中國至今仍未建立一個文化與制度上的「反省機制」。相反地，反省常被當作不愛國、懷疑國族，被視為「內賊」。這正是「中國民族主義」之危險性所在：它不是普通民族認同，而是失去自我批判能力的政治信仰系統。

五、結語：民族主義不是原罪，「反省機制」才是關鍵

回到最初的命題：不是說中國人特別容易「我群中心」，而是中國文化長期缺乏與之對抗的思想傳統與制度保障。

當一個文化未能建立起批判與自省的習慣，民族主義就會成為不可質疑的信仰，進而演變成壓迫異己、鼓動仇恨的工具。

今天，我們必須理解，民族主義可以是一種正當的認同動力，也可能是一種極端化的暴力來源。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勇氣和能力，去意識到「我群中心」的侷限，並建立能與之抗衡的文化制度與倫理實踐。

最後，我還是要就特殊處境下台灣民眾的民族認同情感稍作討論。台灣民眾中是否也有人懷抱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或者有多大程度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這是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議題。我以為，台灣有少數人仍然懷抱相當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這些人很可能現在都屬於統派，甚至變成台灣紅（意指親中共）。這些人對台灣命運會產生什麼作用，值得玩味。但是，其實還有些人，他們不是台灣紅，卻也因為一定程度的中國民族情感而不那麼厭惡中共的專制體制與極權傾向，而願意為和平、非戰的理由而接受被統一。

擁抱民族情感與堅持民主制度，兩者孰先？這是台灣民眾必須做出的分辨與抉擇。我的答案很清楚，當然是堅持民主制度優先。只是，這卻往往會被優先擁抱中國民族情感的一群視為漢奸、邪惡之士。個人挨罵不重要，重要的是主流風向是不是也隨之傾倒或扭曲。但願清明理智能夠成為主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