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25/06/11 08:32:14瀏覽572|回應6|推薦5 | |
有網友藍田先生針對我「中國社會的專制制度對人民創意的抑制」一文提出反駁,認為我犯了歷史謬誤,因為「17世紀以前的中國並不比歐洲更專制」,甚至指出中世紀歐洲的神權政治、古羅馬貴族階層對平民的壓迫才是更深重的專制,而中國因地廣人稀、皇帝鞭長莫及,百姓反而有「帝力於我何有哉」的自在感。我十分感謝這位網友願意理性討論,但這樣的觀點,我還是要提出商榷意見,我認為其中存在某些對中、歐制度比較的若干誤解。以下是我的回應。 一、「秦制」為何代表深度專制化? 中國自秦始皇建立郡縣制、廢封建、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後,開啟了兩千年皇權至上、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這種「君主—官僚」的體制本身就是以壓制地方權力、削弱貴族自主、控制資訊與思想為核心邏輯。舉例來說: 所有官員由中央任命,地方毫無選舉或自治空間; 科舉制度將士子階層納入官方體系,思想與語言須與官方意識形態一致; 民間結社受到極大限制,書院、報刊、學術討論都必須自我審查; 太監制度、嚴苛律法、文字獄、焚書坑儒等,都反映統治者對權力的極端控制欲。 即使在最繁華開放的唐宋時期,依然沒有出現能對抗中央皇權的制度性力量。而在明清,這一制度更是進一步定型,民間稍有異議就會被視為「結黨營私」、「妄議朝政」,加以鎮壓。 二、歐洲封建社會權力分立,留下多元空間 反觀歐洲,即使中世紀也有王權與教會專橫,但整體制度結構是多頭並立的。封建諸侯擁有地方自主權,教會、行會、貴族議會、城市共和等各種力量彼此制衡,讓國王無法像中國皇帝一樣獨攬一切。英國從《大憲章》(1215年)以降,王權開始受限;中世紀末期義大利城邦如威尼斯、佛羅倫斯,也發展出早期的共和政治與自治機制。這些制度性的多元與縫隙,正是近代科學革命、啟蒙運動與現代民主逐步發展的溫床。 即使在最黑暗的神權時期,歐洲社會依然允許部分自治組織、修道院、學術社群的存在;而這些單位日後發展成市民社會與知識共同體的基礎。 三、市民社會的興起與壓抑:歐洲壯大,中國扼殺 所謂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指的是政府與私人生活之間的中介空間,包括教會、學會、報紙、工會、慈善團體、NGO等。它不僅是公共討論的場域,也是一個社會是否具備自我反思、自我治理能力的指標。 在歐洲,市民社會的發展從中世紀行會與城市自治開始,至近代則涵蓋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宗教多元、新聞媒體與社會運動等。這些組織雖非國家體系的一部分,但能有效監督權力、表達訴求、促進改革。 而在中國,這種中介空間幾乎未曾真正形成。儘管明清有書院與文社、清末有一些報刊與改革派,但無論在制度上或思想上,都缺乏獨立發展的空間與保障。這一點在今日中國尤為明顯:對NGO的管控日益收緊,獨立媒體幾近消失,律師與維權者屢遭打壓,公共討論空間被網路審查與輿論機器嚴密封鎖。這顯示,專制文化並未遠去,而是換了新形式繼續箝制社會自主性。 四、專制的深層影響:對創意與公共精神的抑制 真正的創意,來自於能夠懷疑、挑戰與重新組合既有秩序的自由。而這種自由,不能僅靠個人天賦,更依賴制度上的容忍與社會氛圍的支持。中國歷代對創意的壓抑,不只是個別皇帝的喜怒,而是制度性地將創意導向唯一的、可被國家利用的方向(例如應試文章、御用技術、歌功頌德的詩文),而非用於發現真理、挑戰權威、解放想像。 歐洲則透過市民社會的培養,允許知識份子在體制外發聲,讓思想、科學與藝術互相激盪、自由流動。這才是為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思想與現代民主都能從歐洲誕生的根本原因。 五、制度比較需要完整操作定義與更細緻、周延的經驗觀察 我尊重藍田網友提醒理性討論的誠意,也當然知道歐洲歷史上有黑暗與壓迫,但是,我仍然認為,文明有優劣之別,即使被認為較優越的文明也仍然有各種缺失與黑暗面。我們必須深入檢視文明的各個層面,才能獲得文明優越性的完整、有效比較。這除了需要較完整的操作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當然也需要細緻、周延的經驗觀察。 譬如這裡討論到的「市民社會」的發展,在一般中國歷史文獻裡,其實就不太被重視,也很少做出敘述。至於制度是壓抑或有助於創意的發展,更常是中國歷史文獻中的缺角。 中國傳統的「天下觀」與一元化統治,造就了高度整合卻低度彈性的社會。這不僅壓抑了人民的創造力,也使整體社會缺乏制度性反思與改進的能力。而正是這種制度性專制,讓中國即使在21世紀,仍持續重蹈壓制思想、害怕異見的老路。 也許不同文明之間很難有終極的優劣比較,但是,最後,人民還是會用具體行動來投票,做出對不同文化的偏好選擇。人民喜歡看中醫,還是西醫?人民喜歡使用各種現代化(電器)用品,還是傳統的器械?人民喜歡移居中國,還是西方?… 我們討論歷史,也許可以不必做整體文明優劣的比較,但是,為了學習與超越,我們還是可以更敞開來檢視不同文化。我們不能再用詩意的懷舊去美化專制制度,更不能忽略它對我們社會創新、言論自由與人性尊嚴的長期損害。唯有誠實面對過去,才能真正走出困境。 |
|
| ( 時事評論|政治 ) |


字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