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要讀《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這本書。

作者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艾愷，他在哈佛讀書的時候，以梁先生的生平志業作爲博士論文的主題，在臺灣與香港收集相關資料，尋訪梁先生的故友舊交。礙於當時中美政治局勢，他始終無法前往中國，親見研究對像梁先生。

直到1979年，艾愷的梁漱溟研究《最後的儒家》出版成書之時，中國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1980年夏天，艾愷終得以在北京見到了傳主—— 時年已八十七歲的梁漱溟老人。艾愷在中國兩周，每天清早即去拜訪梁漱溟先生，和暢談老人積澱一生的感悟和二十世紀的風雲人事。漫長的訪談用三十多盒磁帶記錄下來，這本《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便是錄音的逐字逐句轉成文字的作品。

而等到傳記完成出書之後，艾愷終於見到傳主，與梁先生談話之後，他在《最後的儒家》一書又增補最後一章，修定原書一些未竟之處，特別是梁先生在文革期間受苦一事。

    在艾愷的序中有一段很有興味，是充分說明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在學術自由和宗教信仰上真正的包容和學習，個人可以有各自的學術喜好和宗教信仰，但不獨尊一派，而排擠其它，而艾愷自言的「現代學術規範訓練」，之前應該加上「西方的」，到了民初中國的學術規範訓練，新儒家學大者都能就知識論道理，沒有一門學派或理論全都是好的，或全都是不好的，胡適先生亦若是，才會有「自由主義」的標舉。艾愷的序中之言：

在我們的對談中，我透過梁先生理解到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一種特質。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們密集談話的兩周裏，頭兩三天梁先生多與我說關於佛家的想法，讓我很感疑惑，便問：“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開放棄佛家思想了嗎？”他說他都放棄也沒放棄，談到拙作的標題《最後的儒家》將他定位爲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時他也向我表示馬列主義的科學很好；當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他亦讚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組織民盟而見到馬歇爾，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很高，認爲他是個好人，因爲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那時我相當不解，一個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認同馬列思想又贊許基督教？後來終於想通了，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特質。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雖有許多辯論，但百家學者並不認爲自己特定的一家，比方說現在我們討論孟子與荀子，認爲他們雖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惡，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當時，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認爲自己是儒家。我們今日習以爲常的學術分類，其實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論及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爲諸子百家分門別派，而發明出來的體系。
　　我認爲中國文化本就是個融合許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於一體，卻同時又喜歡分門別類的文化。只需留心便會發現，其實大部分的中國知識份子都是融合各類的思想於一身。比方程朱陸王，同爲新儒家，雖然講義理心性，歧異很大，但他們的思想中都含有許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識份子，如梁啓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場與今古文經學上分踞兩極，但同樣都將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們個人的學思中。
　　這解釋了爲什麽對於受現代學術規範訓練的我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儒家，又是馬列信徒；但對梁先生來說，這完全不是問題。從這點看來，梁先生仍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

    這也是我剛讀完一本談中國隱士的書中亦所提及，在中國以隱士自求修行者，有道教或佛教者，或非關宗教之儒釋道各派學者等知識份子，但他們對彼此修行求「道」，都能相互理解和討論，或也者入山修行或「大隱隱於市」都能彼此相交好。很巧的，這本書也是美國人寫的，他1972年就來台灣生活和學中文，1989~90年間，大陸開放後，多次赴終南山訪隱士。

《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的封面封底就都是大師的生活至理名言，不看書，看以下文字亦足矣。

封面上猶如禪宗之法：

吃飯好好吃，睡覺好好睡，走路好好走，說話好好說，如此之謂“敬”。敬則不苟偷，不放肆。敬則心在腔子裏。敬則不逐物，亦不遺物。由敬而慎，以入於獨，此伍先生之學也。逐物則失心，遺物同一失心。只是即物見心，心卻不隨物轉。
       封底則引用梁漱溟說： 

人類不是渺小，是悲慘；悲慘在受制於他自己（制與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錯誤的見解。

幾時你超脫了自私，幾時你超脫了渺小。

不可戰勝的是誰？是生命。被戰勝的是什麽？是物質。生命是心，是心表見在物上的，是心物之爭。歷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對物之爭，一次一次無數次，一步一步無數步，征服了物、憑藉物、利用物，表演出來的。

       深深地進入瞭解自己，而對自己有辦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與下等。——這是最深淵的學問，最高明最偉大的能力或本領。然而卻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學家之所知矣。

       經濟生活分散了人心，而組聯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團對抗，劃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問題之形成由於西方文化。要避免人類之毀滅只有轉向中國文化。中國問題之陷於今日局面正爲盲目學西洋之結果。欲把僵局歸緩和而達於統一必須矯正劃界限與用武力之兩點錯誤，而超脫於世界兩大壁壘則爲其入手。

       著急貪求，表現了人類的卑微；歆羨涎流，顯露了人類的醜陋；忍耐不下，煩惱苦愁，見出了人類的無用。

       學問是解決問題的，而且真的學問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本書一定相當精彩，我心嚮往之的大師學問、相往來之學者論交，還有和毛周二人的政治過往。梁漱溟先生介紹如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蕭名、漱溟，後以其字行世，廣西桂林人。中國現代思想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氏原是元朝宗室貼木兒的後裔，出身於“世代詩禮仁宦”家庭，早年頗受其父梁濟（巨川）的影響。青年時代又一度崇信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思想影響。

    辛亥革命時期，參加同盟會京津支部，曾熱衷於社會主義，著《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私有財產制。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1918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講師，後升為教授，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闡發其“東方精神文明論”和新儒家思想，在學術界頗有影響。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到山東菏澤辦高中，又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發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推行鄉村建設運動。

抗日戰爭爆發，參加抗戰活動，曾在重慶北碚辦勉仁書院。1940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辦《光明報》，為“民盟”言論機關。1946年，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代表“民盟”參與國共兩黨的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四川北上，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5年，由於批評當時的農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後主要在家從事理論研究，發表了《人心與人生》、《東方學術概觀》等著作。八十年代後期，九十多高齡的他仍著文和演講，繼續宣傳他的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的思想。

下圖取自《中華讀書報》為1986年重陽節，梁漱溟（左）93歲生日時，與長子梁培寬在紫竹院公園大門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