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電影裏面不需要謙虛，要盡情發揮野性”

　　南方日報：商業和藝術，東方哲學跟西方思維，您是怎麼樣去處理這些矛盾關係的？

　　李安：我23歲之前在台灣，接受的主要是傳統的中國教育。我的個性、思路，基本在我去美國以前就已經養成了。而我關於電影的基本知識，包括戲劇、視覺方面的訓練，都是在紐約上大學的時候學的。老實講，還是西方的電影比較好看，衝擊性強，這方面我比較受西方的影響。所以我這個人本身就是有東西方兩種特質的，怎麼樣求取平衡，這是在我的血液裏面，很自然形成的。

　　比方說，我的性格比較害羞，因為我是父親管得很嚴的環境下面長大的，覺得人不能很虛浮、很誇張，要遵從“溫良恭儉讓”那一套。在生活上我膽子也比較小，讓我神氣活現的我也很不舒服。我的謙虛不是虛僞的謙虛，我希望很自然地表達。而拍電影時，我覺得我的個性好像小孩跟老虎的關係，一方面很怕它，一方面又有老虎的野性，我希望我的野性在電影裏面盡情發揮。我在電影裏面不需要謙虛，要盡量地沖，盡量地冒險，盡量讓大家“哇”！我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笑)

　　至於商業和藝術怎麼找到平衡，跟花多少錢有關係，可能兩三千萬美元以內的東西，我隨便拍，我本身有這個市場價值。我只有兩部電影有過商業壓力，一個是《綠巨人》，一個就是這一部。一個新的創意出來的時候，光是聽我講，電影公司的老闆都會覺得很想砸錢；可是我有思想要講的時候，他們就會緊張：這個東西怎麼賣呀？

　　尤其美國人是比較天真的，全世界的觀衆看到的主流電影，都是比較天真的，哲理部分差不多點到為止就行了。而我來拍片不能這樣，我要對得起書，不能把這個東西淺化，對觀衆要尊重，比如血腥的東西點到為止，大家會意就行了。書可以慢慢想象，可以花一兩個禮拜去看，但是電影就只有兩個鐘頭，不能分神，要隨時全神貫注。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很想做“烈士”，拼了，我就藝術到底，拍一個最貴的藝術片，名留青史。后來我想，如果不能滿足廣大觀衆，沒有一種集體的啓發，反而覺得自己很有成就的話，我覺得好像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在我的內心裏面，藝術良心跟商業壓力，讀者的期待，自身的滿意度，還有電影公司的運作通則，掙扎了很久，心靈的折磨非常大。有時候也會覺得像跟着老虎漂過太平洋，不知道哪天到岸。(笑)

　　南方日報：影片之前參加紐約影展的時候獲得了很好的反響，有媒體預測你會再度拿下奧斯卡奬，您怎麼看？

　　李安：這個當然很好，我希望有得奧斯卡的機會。得了奧斯卡，電影的放映期長，受到的關注也久，對電影的發行會很好。而且電影要非常普及才有機會得奧斯卡奬，光有藝術品位還不夠，也是這個片子的目標。奧斯卡有好個月的活動，跟台灣的選舉一樣，要拉票，要造勢，要造口碑，奧斯卡前面的各個獎項都是風向球，所有這些活動都要隨波逐流，都要參與。每參加一次酒席，我們說最保險的是吃鷄，起碼要吃15到20隻才能獲奧斯卡。

　　“人要誠意地活着很困難”

　　南方日報：電影對您來說意味着什麼？您在工作的時候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李安：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嗜好，不拍電影的時候是很懶散的，拍電影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方式。拍電影期間，很多人都很尊敬我，很聽話，我可以做最喜歡的事情，我一說我要什麼東西，好像所有人的人生就有了方向。我也不曉得幹什麼的時候，整個人神都散了一樣。我這個人需要一個劇情，一個緣由，一個故事，把我的神給凝聚起來。這麼多人喜歡看電影也是一樣的，需要精神凝固的力量。

　　人的喜悅是跟受的折磨有關係，都是比較出來的，痛苦越大，相對的喜悅也越大，你對喜悅的期望越高，當失望了或者做不到的時候，那種痛苦也是很大的。總之，我們拍電影的人不會無聊，心情會有很多的起起伏伏，這也不是特別健康的事情。(笑)電影是一個非常昂貴的視覺藝術品，有幾千個人跟着我，花好幾年做一個東西，每天大家都非常專注，心心相印。拍片的時候很辛苦，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有多辛苦，但是當夢寐以求的東西在你眼前展現出來的時候，不單是歡喜和驚訝，也會感謝老天爺，感謝所有跟你一起奮鬥的人，即使是很小的回報，也會感到莫大的喜悅，會覺得人生非常有意義。(南方日報)

袁福庭經驗分享﹕

在人前我們往往不能表達真正的內心激動或感受﹐尤其是在成功得意之時﹐一不留意可能招人嫉妒﹐做人真的蠻難的。李安這句話“我在電影裏面不需要謙虛，要盡情發揮野性。“真的講到我的心裡去了﹐真羨慕他能夠有個舞台能不謙虛地發揮野性一下﹐而且還能夠得到掌聲﹐我們得到的可能就是噓聲﹗

我一直倡導我們人生三大終極目標理念﹕老伴﹑老友﹑老本。在尋找“老友”這一塊﹐我的想法如下﹕一個不能由衷祝福您勝利成果的朋友﹐不是您真正的朋友。假如您不能由衷祝福別人成功﹐相信別人也不會由衷祝福您成功。想要贏得別人的友誼﹐必先付出自己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