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形容《忐忑》呢？它是龔琳娜個人音樂會中的一個小幽默，丈夫老鑼寫這歌時，抱着游戲的心態，想在90分鐘漫長的演唱中給觀衆“哇”的一個震撼。同時，對人聲也是個挑戰，我們只認為音階高難度高，他們認為速度快也是一種難度。

敲門磚

2010年的新春音樂會上，海外歸來的歌者龔琳娜演唱了一首由小民樂隊伴奏、無歌詞的作品《忐忑》，這首歌曾獲歐洲“聆聽世界音樂”最佳演唱大奬。表演完畢後，龔琳娜與丈夫兼合作者老鑼回到了德國，過他們平靜的小日子去了。

2010年5月，她聽說《忐忑》在大學生們最愛的校內網上瘋傳，但因為只是校園流行，她並沒太在意。9月的一天，龔琳娜收到了朋友的郵件，裏面附送連結——神人神曲。微博、論壇，各種網絡力量，把《忐忑》從藝術歌曲拽回到草根，並使它成為2010年最紅的網絡歌曲。王菲調侃要在演唱會上翻唱《忐忑》，可是把眼珠子都轉翻了，都無法完成這高難度的歌曲，只有放棄。香港明星杜汶澤錄下模仿《忐忑》的視頻，唱到倒地不起。

怎麼形容《忐忑》呢？它是龔琳娜個人音樂會中的一個小幽默，丈夫老鑼寫這歌時，抱着游戲的心態，想在90分鐘漫長的演唱中給觀衆“哇”的一個震撼。同時，對人聲也是個挑戰，我們只認為音階高難度高，他們認為速度快也是一種難度。雖然曲調是固定的，但龔琳娜的演唱是極其自由的，她發出一些沒有含義的象聲詞“逮裡個刀”之類，配上高挑的眉毛、靈活翻飛的眼珠、喜感十足的動作，把聽衆拉進這“忐忑”的意境。這歌名也是她起的，形容演唱者忽上忽下雲霄飛車般的氣息和心情。“每次唱這首歌的時候我都很新鮮，都會覺得哎喲又可以唱了，不是在重覆它。雖然是一樣的歌，我每次唱這首歌的時候不會覺得煩，好多人也說這首歌越聽越來勁，因為一直有一股勁在這裏面，每次唱完會興奮，而且你得一直盯着這股勁。”

本來2010年七八月份就打算回國的龔琳娜，乘着《忐忑》爆紅的東風，於10月在離別祖國8年後舉家回國定居。一落地就被各種演出邀請包圍，先是武漢、天津的個人作品音樂會，然後湖南、山東台的跨年演唱會，北京台的春晚……8年前，龔琳娜帶着無奈、傷感離開了前路茫茫的中國民歌界，8年後，她幸運地等到了《忐忑》帶來的喜劇。

青歌賽

2011年北京台的春晚上，龔琳娜將與100名“粉絲”一起演唱“一萬遍也學不會”的《忐忑》，這些“粉絲”裡有很多老頭老太太，這可以證明《忐忑》已經落地，獲得網友之外的認可。身穿玫瑰紅毛衣的龔琳娜還沉浸在排練後的興奮中，唧唧喳喳地和本刊記者聊起排練狀況：“我們還擔心很多老頭老太太心臟受得了受不了，最後老頭老太太都出了一身汗，眼睛瞪得可大了，好多動作什麼的，排完之後他們都挺興奮的。”

她的表情一如《忐忑》中誇張有趣，她和老鑼現住在她2001年時買的房子裡，她說：“那是我唱晚會時買的。”他們在國外一直租房子，“我們生活一直挺好的，我們的愛特別好，還有我們的孩子。其實幸福不需要很多錢，真的不需要很多錢。”龔琳娜在民歌手中不算漂亮的，更不是有錢的，但比起很多美女，她有比名利更珍貴的東西：琴瑟和鳴的愛人和兩個活潑的混血兒子。

龔琳娜出生於貴陽市，5歲起，她就作為苗苗藝術團的小演員走遍天下，遠到法國演出。地處邊疆讓她學會了苗族飛歌、侗族大歌，系統的訓練又讓她一直待在學院派的體系之內。16歲時，她考入了中國音樂學院附中，跟隨鄒文琴老師學習了7年民族聲樂。鄒文琴的學生還有韓紅，她的教學方法非常開明，允許龔琳娜保持真聲，學唱各地戲曲，模仿能力超強的龔琳娜現場給我們表演了青衣、花旦、小生等各種唱腔，音色之嘹亮、模仿之逼真不是小小的房間可以束縛的。另一方面，鄒文琴不太會搞關係，她不是中國民樂界的主流，學生們也因此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衆所周知，中國音樂學院是中國民樂界的最高殿堂，而所謂民族唱法，並不是歌唱比賽上的原生態歌手如阿寶的演唱，而是經過某種改良的晚會表演，其實更恰當的名詞應該是“紅歌”，女歌手身着紅、粉、黃、綠各種最艷麗的大蓬蓬裙，歌頌美好、歌頌明天、歌頌生活，那些裙子造價從幾萬到十幾萬元不等，表演過一次几乎就不再使用了。這種統稱為“民族唱法”的表演方式，被固定成為青年歌手大奬賽的形式之一，改革開放之後沿襲下來，也成為音樂教學的固定模式。

畢業於柏林音樂學院的老鑼說：“中國的音樂老師剛開始去蘇聯留學，在西方角度中混合了一些中國味道，這種唱法是有一點中國特色，但進入音樂學院的教育方式，就變得特別窄。”它講究規範性，必須有共同的審美標準，比如高音唱得越高就認為是越好，同時就忽視了低音，如果你的發聲特別快速也不會被認為是技巧高超。

老鑼表示：西方也有很多人反對美聲唱法，也是因為標準太統一，扼殺了其他的可能性。龔琳娜說她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同樣的問題，她變成了“千人一面，千人一聲”中的那一個。“我在學校學的時候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因為大家都是這樣走的。就像考試，試卷都一樣，大家只想着拿最高分，不會去想考試有沒有問題。”

晚會歌手和聲樂歌手的標準是不一樣的，當只有晚會這一條出路的時候，音樂學院的招生標準發生了變化：美女才有機會，身高不能低於1.6米。龔琳娜說：“這樣的話，唱歌到底是表演嗎？歌唱和演員有什麼區別？歌是要表現音樂，不是像電視劇裡表演那個角色。長得漂亮最重要，嗓音條件退而求其次，形象排在第一位。”

不是美女的龔琳娜當時沒有意識到前途的艱難，她和每一位同學一樣，從“大一”開始就報名參加青歌賽。學院要把名額留給高年級同學，她就作為貴州電視台選送的歌手，進入半決賽時被人告發了，理由是她的戶口在北京，半決賽之後她沒有再上台。

第二次時她上“大三”，在學校內部的初賽她是第一名。半決賽的名額有19位，她卻是第20名。原因很簡單，學校選送了兩個選手，另一個女孩在央視有後台，所以要搞掉對她最有威脅的龔琳娜，那女孩沒有白費力，也很是紅過一陣子。這次對龔琳娜的打擊尤為大，並不是因為沒得獎，而是她不知未來該怎麼辦。“是為了出名不惜一切？還是堅持自己，可能不出名？這對我人生未來坐標的選擇影響很大。”有一群朋友圍在身邊安慰她說：高處不勝寒，越高越孤獨，我們喜歡你是因為你的真，如果你失去了這份真，我們也不拿你當朋友。

大學畢業後她進入中央民族樂團，又逢一年大奬賽，青歌賽已經成了她不得不完成的夢。這次比賽規則有變動，必須組團參加，民族樂團沒有通俗和美聲演員，她只好加入北京電視台的代表團。初賽她又是第一名，美滋滋領了獎品音箱。領導給她打電話說：“重比。”因為龔琳娜的另一位漂亮女同學雖然沒有參賽，但是有後台，她需要北京台這個名額。於是龔琳娜又以民族樂團的選手重新比賽。也許是之前太坎坷了，這次她終於獲得了銀奬，最幸運的是，央視換了導演，民歌界地位最高的那位教授沒有當評委，譚晶、王宏偉、薩頂頂、古風、容中爾甲、倪睿思都是那一屆出來的。龔琳娜慶幸自己沒有早得獎，因為這一屆收視最高。“其實我一路走下來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你不變，不要隨着風飄，你就走自己的路，把音樂做好，這裏面可能會有難，會有不順，可是最終還是會順的。因為你一直堅持着，這個很重要。”

這次比賽還有個小插曲，導演分配給龔琳娜一首歌曲，這歌的作曲者給龔琳娜打電話，問：“比唱你比得過×××嗎？比漂亮比得過××嗎？”言外之意讓龔琳娜購買他的歌曲。原來買他歌的歌手沒有進入複賽，按照潛規則他應該把錢退給那女孩，他想讓龔琳娜把錢補給人家。導演在旁邊說：“我告訴你，8點鐘，必須把這首歌送過來，你不送過來你看着。”然後把電話掛了，她不由得驚嘆還是導演“牛”。

多年的心願實現，她突然失落了。“因為你走入晚會環境之後就會發現空洞，那時候收入是可以的，可以參加各種晚會。但是就是越覺得自己沒有內容。2000年獲獎後，我皮膚蠟黃，因為心情不好。每天想的不是怎麼把歌唱好，而是怎麼能上晚會，找什麼歌別人能喜歡。想盡辦法往裏面裝。特別難受，有時候別人會說你們都是一個筐裡的，一模一樣一堆在裏面。”那段時間她唱廣告歌，席夢思、鞋、企業、城市、賓館……誰出錢她就歌唱誰，買了如今這套房子，她聽到的歌全是不痛不癢的表面文章。“你好我好大家好，你美我美，唱得我快嘔吐了。”每次唱這種歌，她的笑肌都要僵掉。2001年她找到一首《孔雀飛來》，很有傣族生活情趣，要模仿孔雀叫聲的歌曲。唱完後她又迷茫了，難道要靠一首歌吃10年嗎？

“應該每首歌都像一個車站一樣，帶你駛向遠方。我覺得我需要的是一條路。”可這條路在哪兒呢？她接下的演出大多要求假唱，一些老藝術家放的是20年前的錄音帶，實際他們早就唱不出來了。有一段時間龔琳娜要求真唱，音響卻達不到要求，當前面別人剛假唱完她上台時，麥克風還在嗞嗞啦啦地響，沒調好呢！她的父母看完電視很失望，質問她：“為什麼別人的音就那麼穩？”同時，真唱也會使那些美女的臉部表情變形，電視台就更喜歡穩定的對口型了，不但口型是對的，連樂隊的手型也是對的，即俗稱的“假彈”。對於龔琳娜來說，美不是臉上的，是音樂裡的。

“這個環境都是名利的，每個人都要在乎在這個環境中能夠得到多少利，我在那個環境中特別難堅持自己的理想。”當所有人都要求還音，只有龔琳娜不還音的時候，她是如此的“各色”，難以在這個環境中存留，那些晚會也不再找她了。

離開

2002年，她遇到了老鑼——學習古琴的德國音樂人。老鑼建議她一起做世界音樂。什麼是世界音樂？她不明白，於是先跟着老鑼去了德國每年7月舉辦的世界音樂節。看完後她決定，把中國的民族音樂中融入現代元素，可在中國她沒有辦法搞音樂會，現實環境不允許。當時她可以不辭去民族樂團的工作，只要每年回來演出幾場，但老鑼對她說：“你不應該占着位置，年輕人進不來。你站在舞台上，你不是一個簡單的歌者。你看你的聲樂老師一輩子就教幾百個學生，一節課面對一個學生，一天頂多8個。你站在舞台上面對多少觀衆？一千個人一萬個人，你要給他們什麼東西？你要對得起他們。做人要有責任，唱歌也要有責任。”

讓西方人接受一個中國人唱中文歌，就像一位泰國歌手來中國開演唱會一樣，從本質上是排斥的。龔琳娜在國外8年，沒有唱過一句外文，“千萬不能丟中國的根”。西方人用高、中、低音來劃分，而中國戲曲是按音色區分，生、旦、凈、末、醜，起初龔琳娜掌握不到西方人的喜好。她一上來就是中國人最喜歡的高音，嚇得前排觀衆往後退。

高音太刺激，鼻音太甜膩，斯洛文尼亞的音樂節上，台下只有9個觀衆，台上卻有6個樂手。在90分鐘的獨唱裡，她要讓語言不通的觀衆坐下來，聽進去，單色必須有豐富的變化，粗獷、柔美、古典，甚至《忐忑》這樣滑稽的歌曲，她都要嘗試。“我真的覺得你要立於世界上，要有國際化的音樂，肯定不能丟自己最根本的美學，傳統這種藝術的東西。但你只按照那種走，人家聽不懂，所以你必須用更開放、藝術性更強的東西來吸引人。”

現在中國民歌手很流行到國外開演唱會，維也納金色大廳、悉尼歌劇院，那些中國觀衆最熟悉的場所。中國飯館負責向西方觀衆贈票，剛開始還有新鮮勁，時間長、人數多就難了，有時當地報紙報道：中國飯館的票贈不出去。這些花費高昂的個人獨唱會，其目的是借用國外的演出場地，再通過媒體傳達給中國觀衆，對西方人接納中國的民族音樂沒有作用。“中國樂器他們願意聽，因為那是幾千年的，但中國歌手他們不愛聽。現在很多歌舞團自己拿錢去歐洲一趟，那是為了回來告訴中國觀衆我在那兒了。”

龔琳娜認為，江南絲竹的小樂隊像西方的弦樂四重奏同樣高級，可以代表中國的高雅文化，所以她的樂隊只有四五個人，全是民樂手。另一個現實問題是，外國人不要聽中國歌曲，因為在他們的印象裡，中國歌難聽。就像音樂學院聲樂系常年教育學生要注意通道，要嗓門大、傳得遠、高音尖，而不強調音色一樣，作曲系不重視旋律，只偏重和聲，導致歌曲越寫越沒有優美旋律。

這8年，龔琳娜說她沒能靠唱歌發財，可也沒有虧本，基本保持着收支平衡。她的音樂會每場慢慢地也有上千觀衆，每一張票都是出售而不是贈予的。“我給自己定了個目標，我和我的室內小樂隊，要向著西方一流的水平。必須要有藝術性，特別是在語言不通、音樂完全不一樣的情況下。你如果能留住你的觀衆肯定是你的藝術，不是光靠你的特色。”

2009年在日內瓦演唱，場地開闊，觀衆距離遠，唱着唱着，觀衆聚攏到台前，有了想接近歌者的心情。她還做過一個人的Solo，全部清唱，沒有伴奏。“你憑什麼吸引觀衆？就是你絶不能依賴所有外在的東西，只能依賴作品本身。你必須懂藝術的規則。有一點我覺得歐洲舞台特別好，因為它給你90分鐘。在國內沒有一個歌手有這種機會，每個歌手上台最多兩首歌。”

龔琳娜說，每次音樂會她都唱得十分盡興，以前她會考慮唱歌能給她帶來多少利，有沒有好的影響。在老鑼的影響下，她回歸到享受歌唱的快樂，可以嘗試不同的唱法。

因此，無論《忐忑》怎樣被惡搞，龔琳娜都不會介意，這首歌給她帶來了回國的機會，經過考察，她發現全國都有輝煌華麗的音樂廳，缺少的只是適當的節目。《忐忑》是一塊敲門磚，先是為她敲開了武漢琴台音樂廳的大門，然後是天津音樂廳的“世外桃源”獨唱音樂會，緊接着是北京的新春音樂會。龔琳娜利用博客組織了30位從各地趕來的音樂愛好者，其中也包括專業音樂老師，到長城去喊山歌，她把其稱為“聲音行動”，就像和100人合唱《忐忑》一樣，把音樂當成游戲，當成理想，而不是飛升的途徑。■
By孟靜/生活周刊（實習記者方婷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