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七月，有兩位在中國大陸的重要學者辭世。腦蟲今天就由這裡聊開好了。首先是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的權威，梵語與吐火羅語的文獻專家，季羨林先生，還有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中國大陸研究宗教的權威，任繼愈先生。

應該說，在所謂「國學熱」正在方興未艾的時候，兩位老先生的離開正好是對年輕一輩的考驗。到底兩位老先生分別代表的古代思想史與哲學的上下游工作能否有稱職的後輩頂替呢？這是腦蟲接下來觀看的重點。

季先生代表的是文獻解讀的上游工作；任先生代表的是發明顯揚義理的下游工作。季先生的工作明明是比較遠離人群的，但他因為之前有某些其他新聞，所以受到的關注也較多，這真是有趣。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此看見大眾對於專業工作的毫無頭緒。雖然兩位老先生豁盡一生，努力豐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而大眾也確實有一點感到需要關心這些事，但卻不知從何入手。

而腦蟲剛才說，老先生們努力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但說實在地，有許多成果是需要多年反芻，以免過於生硬冷僻，之後才能推向大眾的。所以也說不上現在就能對大眾發生影響。

腦蟲本人之前曾經關注過季先生對於自己的吐火羅語文獻研究成果的雜談。他曾經注意到《列子》與某部佛經的內容裡有幾乎相同的喻言故事，而許多文獻與哲學研究者也在猜測為何那個「人造人」的故事會出現在兩個不同學派的書籍當中。腦蟲也很關心這個現象，以及到最後能作出怎樣的結論。腦蟲本人不負責任的猜想，古代中國西南的考古工作目前所得到的關心不如北方的少數民族，特別是東北地區的。畢竟歐美國家對於中國少數民族的「關注」往往都集中在北方和西方，所以中國國內的關注，包括學術力量也集中在這方向。

到底茶馬古道之前，中國是否在西南邊有通緬通印的交流？這個問題真是如蒙上面紗的姑娘一般地誘惑。

季先生還成功地論證了，漢代中國將佛教稱為「浮屠」是吐火羅語發音轉譯，所以中國一開始有佛教是由西域間接傳入的，對於西域早期佛學的研究至今仍然闕如，致使中國佛學的早期問題也無法解決。當然，如《牟子理惑論》究竟是什麼時期的作品，這問題或許要到交州（今天的廣東省南部與鄰國越南北部）挖掘才能解開。不見得全部屬於西南或西域的考古。

在日人出版的遊戲《三國志》系列當中，似乎反映了該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在當中，所謂「浮屠經」最早出現在廣州（漢朝時這個城市稱作南海）。是否海上傳播的佛學真早於陸地交通而來的西域佛學？或者兩者同時期發生？可是我們如今對於漢代的海上交通瞭解非常少。即使由文獻當中已經可以看到兩漢的官方已然有非常發達的水軍（包括河湖海等等水面）建制，我們卻對於當時的民間海上活動一點都不明瞭。

但是在之後，義淨的《南海寄歸傳》卻明白地展現了古代季風亞洲的海上交通。而它究竟由何時開始的？

至於腦蟲本人近期有暫時回到語言學的傾向，所以不會提出很多佛學意見。但腦蟲並不是像季老那樣，通曉多種語言的文獻研究者。腦蟲重視語言學另有理由，將來各位看倌就會慢慢理解腦蟲的用心，所以不用著急。反正腦蟲也吃不掉各位。

又例如，在呂澂先生對印度佛學的研究當中，提到部派佛學當中，犢子部與其後續的正量部在補特迦羅（pudgala）問題上給予大乘佛教的嚴重挑戰。腦蟲深深感覺到，這個問題牽聯佛學幾乎所有重要的方方面面，必須加以特別重視。所謂「我」的真相究竟是物質，是觀念，還是另有隱情？如何是「業力」的真相？人如何感知世界的理論，必然也需要解決這個問題作為基礎。各位需知──在佛教而言，人類感知世界的活動與業的作用是緊緊相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