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要由三國志Ｘ（十代）談起。

由三國志ＩＶ（四代）開始設計的相性系統當中，一直以來只有一種相性，而到了三國志Ｘ時，有了「勢力相性」和「個人相性」的區分。

例如，曹操勢力相性25，個人相性25；司馬懿勢力相性31，個人相性128。兩個人物的勢力相性頗為接近，很可能司馬先生會被曹操錄用。可是兩人個人相性相差150-128+25=47，是中等差距。用勢力相性的尺度來作參照的話，可以看見三分天下的曹、孫、劉三家，其勢力相性由IV時就分別定為25、125、75，各自相差50點。也就是說，曹馬兩人有點話不投機。這種新加入的參數會造成怎樣的結果呢？也就是在同一個政治勢力內部，有可能出現多個社交中心；而跨陣營的友誼也是有可能的。例如曹操與劉備個人相性之差只有45-25=20，有可能熟稔到一起喝酒的程度，但是政治上還是各走各的路。

上面的算法，不懂的人可能覺得很奇怪，怎麼125-25會是50？因為這個相性光譜的下限是1，上限是150，所以125與25之差，要以150-125+25來計算。無論如何，取其絕對值。因為兩個相性值的比較，重要的是距離。

這時候要談三國時代的一個問題：曹操的擴張怎麼停止了？袁紹、馬騰都被打敗，可是曹操的軍隊卻在長江上遭到挫折，從此三分天下經過好多年的時間。腦蟲將用「個人相性」來做個歷史分析。

首先，將曹操創業陣營內部區分為三大塊：

一、曹操本人為首，來自沛國譙郡的曹氏宗親，以及「沒有『月旦評』令名」的各地地方豪族；

二、在中原地區，特別是汝南、潁川一帶的名士家族；

在曹操創業之始，曹氏、夏侯氏兩家沒有謀臣。曹操是在荀家的年輕人選擇了他之後才有了真正的政治實力。否則若只是依靠上面提到的第一類人，曹操恐怕只能成為軍閥。而荀彧、荀攸叔姪的個人相性分別是149、148。而前面提到的司馬氏在125~130之間；曹家大致上都是25+/-5。也就是說，荀家叔姪可以說是曹氏集團裡的「中間派」。而兩人除了推薦不少人才為曹操所用之外，還擔當曹氏集團與漢帝朝廷之間的聯絡人。

當時曹陣營的主要政治人物，夏侯家、張遼、徐晃、許褚等是一堆武將，與曹操本人意志較一致，但是沒什麼政治話語權；鐘繇（47）程昱（66）屬於游離派，和主公身邊的親信有點距離，可是也不像陳群（120）那樣炮轟郭奉孝這個嫡系（25）白天披頭散髮，經常飲酒無度等等放縱行逕。

可是陳群對於游離在名士集團周圍的郭嘉相當不滿，經常指責他生活不檢點；荀彧卻為郭嘉辯護。也就是說，能夠像荀家叔姪這樣，包容寒門的士族人士並不多。曹操集團一開始的發展，很可能與正好由這樣的人才主導有關。

平衡只維持了二十幾年。公元三世紀初，曹操拿下幽、冀、幷等河北州郡之後，中原暫時可稱安定。而後嫡系武將的主幹一一凋零。特別是偏向嫡系的主要謀臣都辭世，一時之間，三河的司馬家族和潁川的陳長文掌握了實際決定政事的權力。荀家的公子們成為附庸，例如荀彧的兒子荀顗（景倩）。

當中，曹家自己的分裂也部份地導致了上述的局面。曹丕（115）曹植（16）爭奪繼承權，而曹丕即位之後，允許由名士派（與曹丕較為親密）制訂了有利於該集團的任官辦法，也就是後世熟知的《九品官人法》。到了魏晉之間，寒門讀書人通過接受任命為官吏，而流通階級改善生活的管道就此被限制了。這也就是前面問題的一個面向——魏國政權的內鬥愈演愈烈，也是曹家無法一統天下的原因之一，而不一定是諸葛亮有多麼神機妙算。

由後世人類的後見之明看來，似乎這是曹子桓為了遂行自己的權力欲，通過與名士派之間的政治交換，犧牲了曹家的政治班底穩定性。事實上後面確實發生了與這個推測相符合的結果。

隨著《九品官人法》問世的，是一些有關於反思漢代察舉人才制度的思想。所謂的「孝廉」等等頭銜經常發生名不符實的狀況，曹操在自立山頭之後就曾經針對人才的實用性問題作出表示。而曹氏集團由於沒有李膺陳蕃等等在朝名士的淵源，也不像曹操本人沾過月旦評的光，很自然地延續了這種作法，不拘一格用人材，要求能夠作出成績；與之相反的是司馬氏集團強調任官需要「德行」（現實生活當中就是指名聲外揚）的硬標準。由行政分權關係看，《九品官人法》只不過是將原本是交由各地方官僚的職權移到中央來進行，實質並未改變。

後來名士派由於有了司馬懿這麼一位善用兵的派系領袖，外加曹操死去已久，終於能夠徹底壓倒對手，並且最後終於取而代之。雖然不知道曹操曹丕知不知道身後事，會不會後悔。但是可以分析出曹氏集團失敗的原因：

一、自身的欲望矇蔽了理智。曹操因為二荀勸諫加公爵、加王爵、加九錫等事而疏遠之；曹丕因為害怕曹植、曹彰有可能接班，而與名士派結黨，最後毀掉了自己陣營裡的人和。

二、豪族派躍上枝頭成為「政壇新貴」以後，未必能再像從前一樣，結交民間的能人而不牽扯太多利害考量。但子孫在溫室中長大，變得不學無術，卻又不能像名士派那樣掌握話語權，最後自己這一派的人才必然枯竭。

三、才性「同、和」有明確目標可遵循，那就是掌握在名士家族手上的官場輿論；才性「離、異」只能用任官表現檢驗，事實上這種評價爭執可能被政治鬥爭的操作手段干擾，到最後還是在語言裡繞來繞去打口水仗，如此一來只有政治鬥爭，並沒有真正科學標準可言。

到了這裡，腦蟲帶領各位讀者進入今天的正題，首先歸納前面所提的例子。在三國志Ｘ當中，對於歷史上的人類行為進行了模擬。這樣的模擬是通過計算機程序將人類行為予以量化，在程序的運行裡展現。

而在曹家一家人的悲劇裡，引發鬥爭的導火線之一，就是同一個政治體當中，不同派系各自為了自己的發展考量，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措施。而為了使傾向自己的朋黨最大化，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如何選任官員上。當時與現在，都可由當中學到的主要教訓就是，當一位青年被評為「孝廉」的時候，如何判斷這個名聲的「真實」？簡而言之，仍然沒有脫離先秦時代對於任用官員所講究的「名實相符」問題。

然而，儒家的「名教」也並沒有全錯。某種程度上，官員當然應該作符合身份的事。調整實而符合名的作法，古今中外都有。這類問題不能完全用「形而上學的殘暴」來概括。而名士派的謬誤，腦蟲也整理如下：

一、將道德概念設為絕對，卻又無法確實地考查德性，最後只能依小圈子裡的「名聲」取士，名士的子弟掛上頭銜出任官職，可是這些官員沒有作惡的理由倒不一定是道德端正，而是已經失去作惡的能力；

二、派系鬥爭一開始當然以使對方喪失鬥爭能力為目標。可是執行到天下統一前後，這樣的目標需要改變時，作決策的人們已經沒有足夠的見識和長遠的計劃了，也無法「引進幾隻鲇魚」來激勵後輩；

三、在司馬昭繼承父兄之位，號召「以孝治天下」的「形而上學大一統」年代，對於改朝換代不滿的仕子們敢怒不敢言；只能在飲酒聊天等等瑣事上講究，種種為了自保及發洩的荒誕行為，竟然被當成是「個性解放」的象徵予以崇拜，可以說，形而上學走到極致，也同樣轉化為它的對立面；

四、貴族子弟很少接受鍛鍊，軍權旁落與政治危亂局面前後相望，更嚴重的是，因為沒有真正有力的手段，竟然公開與石崇這樣的人聯合統治。可說是政府庇護盜賊，無法作惡與無法制惡有時是一起出現的；

五、實際上無法真的消滅對立面。進入宋齊梁陳四代，士族子弟任官的比例只能在七成上下俳徊。還有像劉裕這樣的寒門躍上枝頭的例子顯示，恐怕貴族子弟無力防止其奪權；

總之，還是萬變不離其宗。探討人的性命天道，心理生理，無非是對於「人如何處理生活周圍的場域，甚至是與環境互動的細節」進行描述。在東方就稱之為性命天道；在西方後來稱作心理生理。而依中國的思想發展脈絡來看，才性玄理之學，是先秦諸子遺緒的最後一個回響，下面接著就是佛道教與「拉遠距離的人生觀」的興起。

當時的討論對於「才」的定義並沒有多加追究；可是時代改變了，政治人物需要不停地處理與大眾之間的連繫，包括民間各種利益請托，包括傳播界在內。今天這種型態的公關工夫，究竟算是「才」還是「性」呢？不管是德行或才能，都需要透過行為的外顯，人們才透過既有的經驗對比符碼，從而判定當事人的行為是否有德，或是否有才。那麼今天能夠形成統一的行為解釋理論，把道德行為和事功行為的解釋合在一起說嗎？這是一個重要問題。

腦蟲在本篇結尾處強調，現在討論行為科學，重要的是如何使提拔簡任的人員符合所在職位要求，而不是討論人的本能如何得到滿足。除非有人真能把馬斯洛的理論轉個彎，真正運用在討論「肛門期」或「口腔期」之外的場合。

人的本能是否滿足的問題，是微觀政治；官員與職位及其相應人生觀也就是才性問題，是巨觀政治。腦蟲無意貶低微觀政治，可是不同主題的討論應當各得其所，最後方能保持兩者的平衡。如果真有人在細節層次上把微觀政治的理論推廣到指導巨觀政治，並且在實踐上通過檢驗獲得成功，一定需要人類歷史上又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付出心血。腦蟲期待有一天會出現這種可畏的後生。腦蟲願意將畢生所得，交付予此人，希望能有益於人類社會。

今天先寫到這裡，本篇將有續集，容後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