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觀綱宗》（以下簡稱《綱宗》）是明末佛教徒蕅益智旭的著作。智旭和尚少年習儒，十七歲開始學佛，廿四歲出家。根據《教觀綱宗貫注》（以下簡稱《貫注》）的介紹，智旭和尚廿七歲即投入《梵網經》的律藏研究，到了卅二歲想為《梵網經》作注時，曾經用占卜的方式問佛，來決定自己是採取賢首、天台、慈恩的觀點，還是自創觀點。多次占卜的結果都顯示天台，智旭和尚雖然遵照這個結果而首先研習天台學，但他認為各派不能和合，不是他的願望，於是一生都沒有皈依特定派門。

根據《貫注》一書當中，釋聖嚴和尚的簡介，智旭和尚除了特別重視僧侶的戒律之外，對於實踐各種修行儀軌都是全力以赴的態度，也包括最強調的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淨土。

為何要在文章一開頭就提到這些生平記事？腦蟲是特別針對之前讀到一本小說，當中提到了日本佛教的宗派之爭，當中又以尊奉《妙法蓮華經》的各宗派與念佛的淨土宗派的鬥爭為主。

腦蟲幼年時，祖父與母親信奉的，正好也分別是這兩種宗派，而且，雖說家醜不宜外揚，但腦蟲必須承認自己親身體驗了這種鬥爭的利害。但是在智旭和尚那裡，似乎這種爭議並不存在。前後對照之下，讓人感慨非常。

也就這樣，智旭和尚作《綱宗》一書，採用的主要是尊奉《妙法蓮華經》的天台學架構，但他個人的修行當中，並沒有排斥念佛法門。這是怎麼回事呢？

讓我們回到這本書的名字來談起。釋聖嚴和尚在《貫注》一書當中，就提到天台宗在隋代的智者大師創立國清寺的山門之前之前，北齊時的慧文、慧思禪師師徒早就強調，教義研究與禪觀實踐均不可偏廢。世上有些「暗證禪師」不研究教義就說自己是修行人；相反地「文字禪師」只是在經卷裡打轉，這兩種狀況皆不可取。也就是說，兩位禪師已經由佛教徒的立場感覺到了理論與實踐的循環之圓，而且也明確區分了佛教對自身的兩種任務：闡明教義與修行生活。兩種任務既是區別的，又是相互聯繫的。

雖然腦蟲對於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所知不多，但是可以依據《哲學解釋學》當中的介紹來說，這些禪師的著作與西方「經院哲學」的背景有類似之處。但差別在於佛教東傳到中國，而中國在佛教到來之前，早已經有代代為古書作註解的學術傳統。中國的佛教徒並未改變這種傳統，而是跟隨它。也就是說漢傳佛教使得「中國的解經學」加入了一些新的成份，新的內容，而繼續向前發展。

也就這樣，我們可以得知《綱宗》一書的內容，就在於對漢傳佛學的義理架構和修行次第都作了介紹。正如書裡開宗明義地說「…觀非教不正，教非觀不傳；有教無觀則罔，有觀無教則殆…」當然，智旭和尚在此把《論語》裡的句子借來使用，意義類似但略有不同。但是腦蟲開頭長篇累牘對「教、觀」兩概念的說明的用意在於，腦蟲認為那部日本小說當中，教義上的爭議（《法華經》是否最高聖典）與修行儀軌上的差別（是否採用念佛修行的形式）是被混同在一起的，因此這種爭議是筆糊塗帳。腦蟲之所以要拿智旭和尚的修行儀軌實踐來談，也就是為了說明，往後如果仍然有人想要討論佛教宗派差異，必須要先釐清到底是屬於教義的差別或者是修行儀軌的不同，才不會變成雞同鴨講。

接下來，腦蟲將繼續介紹「五時八教」當中的解釋學意義。

首先，在《綱宗》一書當中，提出八種教法的分別，有「頓、漸、秘密、不定」的化儀四教和「三藏、通、別、圓」的化法四教。首先讓我們先專注在化儀四教上：

在智旭和尚生活的時代，滿洲人正要入關，而唐朝時禪宗的頓漸南北之爭早就不再。但是智旭和尚和早在惠能神秀之前的智者大師一樣，早就知道頓教漸教的區別是針對不同眾生的需求。也就是說，惠能神秀的差別引起的爭議，是大眾之中的茶壺風暴。而在智者和智旭的著作當中早已經不是問題。

重點在於「秘密、不定」。秘密教在《貫注》一書當中的定義是「同聽佛陀於一時一地說同一部經，聽眾各以自己的程度根器，各取所取；為此人說頓，為彼人說漸，而彼此之間互不相知，故稱秘密。」

在這個解說當中，我們發現「秘密教」的意義在於聽眾身上的差別，而非說法者的差別。這與今天的「解釋學」或者「接受美學」思潮有類似的地方。如果釋聖嚴和尚的說法成立，我們就可以知道，如今人們所知道的「密教」與《綱宗》裡所談的「秘密教」不是一回事。

腦蟲的意見是：「秘密教」的說法不像漸教特指《方等》《阿含》等次第修行的經典，也不像頓教特指《華嚴》等直接闡明最高義理的經典，而是暗示了臺上講法的上師們在演說任何經典時，都有可能因為聽眾的根器程度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效果。無論聽眾對於講經的內容各部份是有所偏重，或者其他某些理由。秘密教的說法都暗示了聽眾對講者提供的內容產生「誤讀」的可能性。

不定教的定義非常類似於秘密教：「於如來同一說法會中，眾生同聞異解，或於漸中得頓益，或於頓中得漸益。得益不同，故稱不定。」

腦蟲的意見是：因為有「頓、漸、不定」的分別，秘密教的分法才能成立；因為有「頓、漸、秘密」的分別，不定教的分法才能成立。化儀四教的成立有相互依待的成份。

腦蟲的證據是，在《綱宗》接下來的文句中提到「當知頓等所用，總不出藏等四味。…」又說「藏、通、別三，皆名為『權』，唯圓教觀，乃名真實。就圓觀中，復有三類：一頓、二漸、三不定也。為實施權，則權含于實；開權顯實，則實融于權。良由眾生根性不一，致使如來巧說不同。」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天台學「開權顯實」的思想。之所以要有「頓、漸、秘密、不定」的說法分別，是為了適應各種不同根器的眾生而設。而後面提到「五時」的通別之分時，腦蟲再進一步說明這種分法的意義。

而五時的區分如下：「華嚴時，屬於頓教；阿含時，屬於漸教之初；方等時，屬於漸教之中；般若時，屬於漸教之後；法華涅槃時，會漸歸頓，非漸教非頓教。」

腦蟲的意見是，這五種說法階段又可這樣區分：「頓、漸、決定」。至於對於不同的眾生而言，前面四種教誨可能是「秘密教」，也可能是「顯露教」。而法華涅槃時，是「顯露」說，所以沒有「秘密」的性質；也是「決定」說，所以沒有「不定」的性質。

《綱宗》裡對於法華涅槃時這樣的說法，就證明了腦蟲前面所提到的，化儀四教相互依待的說法。因為《法華》《涅槃》的目標在於讓前面聽聞頓教或漸教的眾生，最後都能會通兩種教誨。也就是說，頓、漸的分法在法華涅槃時，是被超越的。而既然沒有了頓、漸的分別，依據前面所引用的定義，秘密和不定的分法也就被超越了。如此一來，對於所有到達「法華涅槃時」的眾生，所有的教誨都將成為顯露教和決定教，而此時聽聞了頓教的教誨也包含漸教，反之亦然。

而《綱宗》又有「通五時」與「別五時」的區分。「通五時」在於闡明，如來在證法之後的四十年間，並非真的只在指定的一段時間內只說頓教經典，在另一段時間內只說漸教經典。因為，各種根器的眾生隨時都會來聽說法，佛陀知道在每一段時間之中，各種經典的義理對於眾生都是需要的。這是五時的「通」意。

而「別五時」的說法，是配合歷史文獻的考證的。《貫注》一書當中，提到了梵語語言學與佛學研究的成果顯示，在悉達多太子的時代，《妙法蓮華經》還沒出現。所以，歷史上有肉身而且渡滅了的那位「佛陀」並沒有真的「拿著《法華經》經本宣講給大眾聽」。

如果是這樣，各位看倌可能會有疑問了。那麼天台宗和作《綱宗》一書的智旭和尚那種「通五時、別五時」的說法不是在炮製神話，欺騙大眾嗎？區別佛陀的各種教化又有什麼意義？

我們再接著往下看。

「然此五時，有通有別，故須以別定通，攝通入別，方便教觀，咸悉不濫。今先示五時八教圖，次申通別五時論。」

腦蟲的意見是，佛陀宣講的道理，最後只有《法華經》裡才達到究極的真實教誨。但是眾生根器的分別，致使每個個體的進程不同，所以需要巧施權教，在各種不同的經典中，有化儀四教與化法四教當中「藏、通、別」的分別，其目的都是為了達成圓教由對眾生而言的「秘密」與「不定」轉變為「顯露」與「決定」。

既然如此，化法四教當中的「圓教」自身並非「圓教的全部」。而是「權、實」會通之後，才有了真正的「圓教」。由此看來，化法四教當中，「三藏教」屬於小乘，「通、別、圓」屬於大乘。而「藏、通、別」又是為了達成「圓教的真實教誨」而巧施的「權教」。因此化法四教的區分法彼此之間也存在著互相依待的關係。如果我們把化儀四教與化法四教放在一起來看，八教當中的「圓教」既包含了前面的七種區分法，也同時被七種區分法所包含。而八教都達成才能顯現真正的「圓教」。

而利根的眾生與鈍根的眾生，處在五時區分法的不同區間裡。佛陀既然為了渡盡眾生，就必須考量眾生根器差異，因此在證道之後的歲月，遇到不同眾生時講說不同法門，並不拘束於時間，這是通五時，而《法華經》的教誨當時還沒出現，但佛陀宣說其他經典早已經說出了合於《法華經》的義理，差別只在於當時的「秘密、不定」或者還沒看見的後來成為「顯露、決定」而已；

而眾生根器的差異，以致於需要「詳盡計劃的教育進程」，才是別五時成立的理由。

也就是說，五時之「通、別」兩種概念，其成立的理由是互相依待的。佛陀需要隨時準備為了不同根器的眾生宣說頓教或漸教，因此有通五時；而眾生的差異則需要別五時的教育進程計劃相配合。

舉例來說，如果有利根的眾生，在第一時佛陀宣講《華嚴經》時已經悟道，那麼對於該個體而言，後面四時就不再生效，而是直接進入「法華涅槃時」；而其他個體還是需要「阿含時、方等時…的次第教誨」來循序修行。

也可以說對於悟道的個體，秘密與不定的教誨差別都已經會通，所以對於其他眾生而言的「秘密教」，對於悟道的個體而言就成為「顯露教」。這是所有教誨「不定」的本質所在，它直接依附在眾生的差異之上。所有眾生皆能悟道的時候，一切教誨都成為顯露教。

腦蟲個人有個可能不恰當的比附：「法華涅槃時」相當於「歷史的終結」。各位看倌可以參考參考，可別當真啊。

文章寫到這裡，腦蟲已經把「所理解到」的《綱宗》一書當中的思想主幹意見說了一遍。也解釋了幾個關鍵的名詞意義。主要的目的如下：

一、理論與實踐之間相互依待的關係，正如同「權教」、「實教」相互依待的關係一樣，是哲學的主題之一，也屬於佛教的核心思想。

二、《綱宗》一書雖然沒有「論」字。但是書中介紹了天台家的「教相分判」，又簡稱「判教」的綱要。這書名與內容同時具有解釋學的意義，就好像那些著名上師為了解說重要經典而作的論疏。「判教」的傳統與西方哲學當中，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型態批判」理論有些類似，區分為對理論的理解與判讀，還有對人類行為的理解與判讀兩個部份。前者就是五時八教的基本理論，後者就是藏、通、別、圓四教的各種「果位階層區分」。之所以說果位與人類行為的理解有關，是因為修行當中若要證明達成何種果位，都有上師負責認定後學其對應的行為當作證據。特別強調，這是出家僧人的「家內事」，各種細節其實不足為我們凡夫俗子的「外人」道。

腦蟲之前沒有談到《貫注》一書的後半部份，而這些篇幅主要介紹的就是這些果位。也就是說，對於修行次第的詳細介紹。由於其內容較為繁瑣，不推薦一般看倌閱讀。

特別是因為，即便接受了佛教的世界觀或宇宙觀，俗世信徒的「生活」也與出家僧人的「戒律」有很大出入。這還是腦蟲要特別提醒讀者們的事。大多數「提倡宗教」的人，很少真正關心過戒律問題。只有在某些穆斯林為了自身教義受侵犯而發出激烈言行時，製播新聞片段對世人傳達「那些偏激的人都是死板遵守戒律」這樣的價值判斷。相對於此，某些人粗暴地想修改青少年使用的教科書，在課堂上宣講某宗教的宇宙觀時，很少有人拿這種行為與可憐的穆斯林們互相比較。在此可以看見，華語世界媒體普遍存在某種勢利眼，或者更嚴重的問題，是意識型態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