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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5/25 21:31:15瀏覽440｜回應0｜推薦0 | |
| 承接上一篇的論點，我們首先重複一些已經得到的命題：
當下的儒學，因為它現在不具有「意識型態」的某些特點，而只能說成是一種「思想流派」。（所以只能稱為「學」而非稱為「家」） 如果有了這樣的共識，我們就能由這裡開始，觀察或甚至預見它將來的道路。 由歷史上來看，「儒家」的發展蓬勃，它的實踐是依附在各朝各代的「官學」與各式各樣的建制機構裡的。隨著清朝末年廢除科舉開始，「儒家」真正開始失去了「自己的身體」，而慢慢演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儒學」。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地方：以東亞地區來說，古代的教育與知識保存流傳主要地並不依附在宗教機構裡；這與西亞和歐洲的古代狀況有很大的差別。當然，這是研究教育學的人可以深入的的課題，思想史研究也可以由此得到一些借鏡。東亞地區幾乎都以政權掌握者主導建立的官方學校為領頭羊，而民間有許多私家的教育事業，也就是封建地主出錢與知識份子出力而形成的教育體系。相同的時期裡，歐洲依靠修道院來藏書，還有修士保存與傳承知識，這種方式對我們這裡的「儒家傳統」而言是相當陌生的。就算在宗教最發達的南北朝到宋朝之間，東方大地上的主要知識傳統仍舊是以世俗平民的體系為主。 後來，修道院的知識傳統受到一些挑戰，權威發生了鬆動。封建地主也開始聘請家庭教師、封建君主或許仍然由神職人員「加冕」，但他們開始聘請謀略顧問，這些人往往不是僧人。同時，歐洲也像東亞一樣，開始了某種意義上的兼併戰爭，這也是（世俗）知識份子可以大展拳腳的時代。（註：這些跡象可以參考Leonardo Da Vinci等人的傳記而證實）而文藝復興由此開始，但修道院的某些傳統特點被保留到了現在。例如，大學畢業生要穿著的長袍，就算是某種「歷史遺跡」。某種程度證明了來自西方的「現代」教育機構，與中世紀的修道院知識體系是有某些關聯的。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東西方傳統的一些差異：傳統上，東方的宗教機構很少能夠教授世俗傳統裡的知識體系，就算有部份「出家人」注意到經世濟民的學問，絕大多數也僅以個人行為收場。 腦蟲在此岔開來舉一些例子：日本著名的歷史人物宮本武藏，曾經留下《五輪書》這部個人著作。他在書中就記載了自己與僧人、木匠、園藝盆栽工作者、種茶葉的農夫、各種手工藝者等等的互動。並且指出，觀察學習社會上種種的生產活動，也是宗教（武術）修行的一種方式。但這些僅僅是少數（貴族）武士的領悟。對於大多數平民而言，並沒有這樣融合世俗經驗與神聖經驗的時空資源與經歷。能夠這麼作的和尚與武士，總是社會上少數有錢有閒，不必擔心生計與溫飽的人。 又比如像蘇軾與佛印和尚、或者像王守仁這些儒家學者與「出家人」交往的記錄，也很類似。王守仁一生有文采有武略，並且也關心種種科技工藝的發展，但是根據《明儒學案》裡的記載，他也有某些類似「宗教密契」的體驗：王守仁在婚禮前夕，曾經突然失蹤。全家人找得滿頭大汗，結果竟然是他與一位道士正一起打坐，廢寢忘食很享受的樣子。像這樣的例子，代表了那個時代裡的一種風氣。而這是由於先秦時代黃老學說對於人類超脫世俗的渴望開始有了具體的描繪，並一直流傳下來的神仙傳統；另外，佛教東傳以後，東亞的知識份子對於「真諦」與「俗諦」的「辯證法關係」有了體會，因為以上兩種理由而建立起的基礎。 當然，以腦蟲的看法，前一個理由是「錯進錯出」，中國歷史上被「煉丹術」害死的名人很多，道家思想在流傳過程中被嚴重扭曲，需要重新整理其內容，包括解釋學的重建；後一個理由是真正的哲學，需要深刻的理解。腦蟲這種說法很可能得罪人，不過腦蟲一向是說實話的人。希望道門中人們多多包涵，但腦蟲可不是什麼偏心的人。 《論語》當中也有類似的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但是仲尼又說，如果只專注一兩種技術的探討，往往會陷入「泥」的狀況，很難窺見大道。生活就是修行，但是只有生活的行為本身就是修行嗎？不同的意識型態給出了不同的標準，「儒家」（或「道家」）的典籍往往卻沒有回答這樣的問題。這進一步證明了東亞古代社會往往不討論意識型態本身。我們現代人往往只能由文獻記載的言行當中，得到一些各家學者對於意識型態實踐有何種偏好的看法。例如：馮友蘭先生以孔丘反對學生樊遲請教農事為證，說老先生以自己的階級立場，輕視體力勞動。腦蟲認為馮先生的判斷值得被再度檢視。但未必這個說法就不對。 就算在《鹽鐵論》當中，御史大夫桑弘羊與學者們辯論當時的財經政策時，雖然有激烈的人身攻擊，但是雙方的意識型態卻是模糊不清的。中國大陸的某些學者，在文革時代曾經將贊美商鞅的桑弘羊歸類於「法家」，從而將這部文獻的記載貼上「儒法鬥爭」的標簽。腦蟲卻認為，雙方引用的傳統文獻都很類似，只能說這是「類似」於今日「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鬥爭。桑弘羊與手下的官僚作為實際的執政者，必須為自己中央集權的財政措施辯護；而大將軍霍光為了獨攬大權而發動儒家學者對自己的同僚進行鬥爭，我們在今天可以說，霍光這種心態與作為是可鄙的；但辯論的本身與其內容是可貴的。 如果在今天要談「國學」復興，倡導者往往也需要避免這種「被政客利用」的場景。政治討論背後的利害關係，經常使得文化符號受到曲解，甚至「異化」成為政治符號。霍光可恥的地方是，他在鬥倒桑弘羊之後，對於財政制度毫無創新，完全延用舊制。這就證明霍光不是為了國家大政進行政治鬥爭，這個在劉徹面前小心謹慎的外戚顯貴，很可能只是草包，其目的只是為了權力。出席鹽鐵會議的「賢良」、「文學」、「方正」，其動機難以說清，但是他們實際上變成了霍光的鬥爭工具。 回到原來的主題。歷史上的東方，其教育傳統沒有歐洲人那種由宗教傳統「轉軌」到世俗傳統的過程。東方教育傳統一開始就是一隱一顯、雙軌並行的。但是，有一些人慢慢地開始了在兩種體系的邊緣「劈腿」的嘗試。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到了當代，東方的政黨比較難以西方一樣，採取「偏向神聖的保守」「偏向世俗的自由」的政黨劃分界限。東方的歷史沒有歐洲那種宗教與世俗絕裂，整個翻轉過來的經驗。東方的神聖—世俗張力作用仍然存在，只是很少有那種「大歷史」式的事件，大概只有中國共產黨開始執政與「文化大革命」可以算成這樣的事件。中國歷史上儒家與出世宗教的鬥爭，例如韓愈上書皇帝反對迎接佛舍利之類的小事件，也可在此類，但只能說是茶壺風暴。 但以上這些，與儒學的當代發展，又有何關聯呢？ 記得在2006年時，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杜維明教授，到了北京的中央電視臺作客《對話》節目時，曾經向提問的學生回答「儒學的未來發展是多元多方向的，在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可以看到，杜先生的看法依然是回到宋明儒家那種對於社會升斗小民的關懷與參與當中。 我們如果由上面的教育機構發展史來看，這樣的作法其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為，傳統的「儒家」被現代的教育體系「稀釋」，從而沒有了所謂「儒家的政治實踐」。那麼它剩下的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對於日常生活賦予一定程度的倫理意義。如果真要談儒家的「政治實踐」，那麼腦蟲要請問： 用現代人的角度來看，在經濟學上，哪一種學派的主張才算符合《論語》或《孟子》或《禮記》的思想？大家一定要罵腦蟲，怎麼會問這種沒頭沒腦的問題？但這確實是傳統儒學討論太少的部份。也因此，我們今天才發現：原來古人在討論問題時，關心的層面和我們不盡相似，以致於到了今天，我們無法直接援引古代的經驗作為今天的借鏡。 可能有些人會說，這樣的問題無關緊要。主要是重新把古代文獻帶回國民教育的的內容裡，藉由人們在生活實踐當中的「解釋學作用」來帶領集體走向「克己復禮」的行為準則，增加某些自發的社會秩序，就有了實用價值了。 但是，那為何不主張「自由主義式的倫理」？為何不主張「清教徒式的倫理」？ 腦蟲個人想做的並不是以上這些，那些說法對於腦蟲而言只具有「描述性命題」的意義。更確切地說，腦蟲已經厭煩了「打意識型態的口水戰」。 對於腦蟲而言，由於看到傳統思想在現代意識型態的語境中沒有發言權，腦蟲的主張是，藉由在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當中的參與，讓傳統思想在此處有重新接近社會大眾的機會。 要強調的是，這樣的「思想激蕩」由一開始就是多元的。在此處，文藝批評家必然是傳統思想語境與現實生活語境的「橋樑」。無論文本表達的思想是描述性的或規範性的語義，文藝批評必須完成針對行文的符號進行意識型態「揭露」的任務。依照王蒙先生的說法，如果文藝創作是「對社會的挑戰」，文藝批評就須要完成「對社會的和解」。解釋學的循環在此完成其中一個階段。 依照腦蟲的看法，討論文藝作品的藝術手段，只是文藝批評的次要任務。對於哲學義理的闡發，才更具有改變社會的作用。甚至討論藝術手段時的蛛絲馬跡，都有可能成為揭露意識型態的線索。中國古代的文藝思想當中，也有過這樣的討論。唐宋八大家中的韓愈提出「文以載道」的說法，腦蟲年輕時就已經接受這個立場，但是要修正它成為「文藝手段與目的的統一」。在這個方面，柳宗元的實踐比韓愈作得更好。 腦蟲這種對文藝的看法，也透露了腦蟲自身的意識型態。對於像腦蟲這樣，一個不折不扣的「邏各斯（logos）中心主義者」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謂的「『解構』主義」，只有對於文本符號的不同「境況」下的體會差異。而文藝批評絕不能成為話語的霸權，而是展現差異的開始。由於不同解讀的揭露，理念之間的關係「結構」就跟著突顯。 我們回憶上一篇文章的文獻舉例：孔仲尼藉由觀察兩位學生的琴聲，老先生其實已經體會到，學生對於「禮制」實踐的理解與感受的差異。如果真的要說「儒道互補」，就必需由體會到「實踐過程的『差異性』與『同一性』」的辯證關係開始。這是每位哲學研究者必修的功課，但體會的途徑往往因人而異。 再說得更清楚些，在孔仲尼看來，他知道守喪末期時，隨個體差異而有不同的心情。子夏心裡已經不悲哀了，但他仍然「和尚撞鐘」地守完喪期；子張在三年滿期時仍然哀傷，但他也知道需要回到正常崗位上，需要自我節制了。但在旁邊的學生看來，對於子夏子張「心情表現的差異性」和「禮制實踐的同一性」並不理解。這樣的理解就導致了「差異性」與「同一性」的斷裂；但在孔丘老先生那裡，他則體會到了「差異性」與「同一性」的統一。 回到文藝的問題上，腦蟲認為，合格的文藝批評需要完成的是雙重的任務：突顯文本意識型態解讀的差異是其一；經由解釋聯結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共同矛盾』的同一」是其一。前者是「問題化（problematize）」的意識；後者是「解答」。前者是「突顯對社會的挑戰」；後者是「回歸對社會的和解」。 當然，在影視或表演藝術上，還需要多一個層次：編導的工作需要遵行類似的原則，只不過對象是劇本的原材料，受眾是閱聽大眾。而真正的文學批評，通常是知識份子內部的事。 如果用計算機科學的語言來說，編導的角色類似於「編譯器」；而批評家需要扮演類近似「反編譯」的作用。 但是，所謂的「反編譯」絕對不是藉由觀察拍戲的過程而來的，也絕不是僅僅對於作品參與者的個人熟悉能概括。而是批評家自身對於文化意識，對於社會問題和對作品的雙重體會產生疊合而進行的解釋學作用。這與計算機程序的反編譯是大大不同的。 經由這樣的文本，提供人們更多的「社會教育」途徑，能夠使先秦時代「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行工夫」更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但就像先前所說的，這不應該是「官方或其他話語霸權」獨佔的資源，而是經由社會大眾廣泛的討論，逐漸地形成共識。這也是為何文學批評或更深入的哲學思考，需要更廣大的關注、參與。 無論是主張「自由主義」、宣傳基督教，這些思潮都可說是社會現實的一部份。但是儒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話題的參與程度太低，以致於本地（傳統）思潮與外來思潮很少有正常健康的對話機會。腦蟲看過一些反對信仰的網友對教徒「丟泥巴」的行為，深感痛心。接受信仰與否是個人的自由，可是贊成（反對）的理由不應該是歪理或詭辯。 那應該怎麼作呢？腦蟲舉兩個相關的例子來說明： 《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裡有一則故事〈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文學批評家王德威先生認為該文中描寫的，青年時代的趙匡胤是個理學家意識型態標準下（腦蟲自加的形容詞）不近人情的英雄。也因此，一位女青年的人生無法得到救贖。趙匡胤雖然好事地解救了「同宗」的一位萍水相逢的美女，並且不辭勞苦地送她回家，還多次拒絕希望兩人成婚的請求（故事當中，趙匡胤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兩人「同宗」、因為自己不是為了獎賞而行動），但京娘的家人鄰居對於她的議論卻逼得她懸樑自盡。 我們今天所知太少，已經很難判斷，這篇故事究竟有什麼意識型態（的目的）：是宋朝的文人為本朝太祖歌功頌德的作品？還是明朝文人暗中批判程朱理學的意識型態？ 接下來是一則新聞事件：去年年中，有些人對於孟軻口中的「聖之和者」柳下惠的一個「傳奇事蹟」提出懷疑。 也就是，有些人認為「坐懷不亂」故事是後人的虛構胡吹。於焉，這種說法引起兩派意見的交鋒。當然，這個事件也只能說是波瀾不驚的小事。 但是腦蟲的觀察是：當時的論者往往忽略了故事的後半段。在後世，另有一位家徒四壁的窮書生在晚上接納避風雨的女子，但他卻自己在屋外睡了一晚，以致於著涼感冒。有人來探病時說，你怎麼不效法柳下惠的故事呢？這位書生說「我正是以自己的不能，效法柳下惠的能」。如果說，一夜情對於儒家是不道德的，那麼這兩段故事正好構成了實踐的差異性，也是禮法目的的同一性展現。禮是為道德實踐而設立，兩位書生採用不同的方式實踐相同的道德。 當然，腦蟲的說法並沒有直接回應論者們的觀點：往往有一種說法認為，柳下惠（或趙匡胤）的行為是「吃人的禮教」的展現，或者持相同說法的人有另一種論點，柳下惠「一定」是個勃起障礙患者。 可是，這樣的說法忽略了一些事：那位避雨的女子難道一定會接受對方（對自己身體）的要求嗎？如果是以今天的標準來評論，窮書生自保（以法律的意義來說）的行為難道是不恰當的嗎？ 腦蟲感興趣的是： 若這位書生是（齊國的）黃老道家，會怎麼作呢？是否他會說服訪客與他共同練習「房中術」？然後隔天以性騷擾的罪名被女子告上法院。（當然，那時候還沒有獨立的審判機構） 如果這位書生是（齊國的）法家，他可能要女子簽契約，付錢才能過夜。（管仲先生是提倡商業的！） 如果這位是（秦、晉）的法家，他可能會說，國家明明就有宵禁制度，半夜到處亂跑的人非奸即盜，依據商君公佈的法律，如果收留這樣的人可能會被鄰居告發，因此根本就回絕對方的請求。 以上對於各種意識型態的推敲只是博君一笑，不要太過當真。但是，如果現代人將自己放在同樣的倫理困境中，又會怎麼作呢？有意識型態的理由嗎？ 複習一下今天的重點： 一、東西方的意識型態問題： 雙方的發展道路不同，需要用歷史上的實證理由作基礎，例如中古歐洲的修道院作為社會上學習的主要場所，這在古代東亞社會是無法想像的 如果依照思想傳統發展，東方國家的政黨意識型態界線很難向西歐或北美國家看齊，是有理由的，詳見上文，而這也是東亞國家現代化的困難點之一，畢竟，對非西方國家而言，現代化與（某種程度的）接受西方標準有關 二、傳統思想的保本： 毫無疑問的是，回到日常生活才是正途，重新將傳統思想變成意識型態，未必是最適合的道路 為了保本，拓寬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思想的認識，（儒家或其他傳統思想的）文學批評應該開始出現，文藝作品的內容不是最重要，能用哪種眼睛看它，能用哪種嘴巴討論它才重要，由這一點來說，腦蟲屬於「文化保守主義者」陣營 文藝的指導思想與哲學思想有共通之處——體會「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證統一 對傳統的反思與現代化進程應該同步並進，這暗示著對社會狀況的討論是多元的 三、傳統思想的創新： 承接第二部份，無論贊成或反對任何思潮的特定內容，必須言之有物，切忌栽贓抹黑，保持包容的態度，意識型態辯論的勝敗並不如現實生活的改善重要 由於社會的發展，歷史文獻中討論的思想可能有不適用於今日的內容，可能現今社會的狀況也有文獻不及之處，有些時候只能達成狀況的比較，找出變化的規律，而非一切都要適用復古原則，用傳統視角來討論社會問題固然要挑戰社會現況，但也同樣要達成與社會的和解，再次強調，文藝與哲學遵循同樣的原則 參考閱讀： 《中國哲學史新編》，馮友蘭，人民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王德威，麥田 《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Thomas Cahill，曾蕙蘭譯，究竟 《明儒學案》，清 黃宗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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