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傳統小說理論，小說由五個要素構成，即人物、情節、場景、主題和語言。其中人物是小說敘寫的主要對象，而場景則為人物活動的必要舞台；小說當然也不只是單純故事的鋪陳，由於場景的呈現，小說才顯得真實、具有立體感。

通常「敘述」與「描寫」是小說中用以建構故事時空關係的基本藝術手段，「敘述」的重點為小說中的事件和行動過程，是一種時間流的方式，而「描寫」則為場景的呈現，是一種空間全貌的觀照。

《浪淘沙》採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述與描寫都由隱身的作者或敘事者來擔任。由結構主義二元對立關係觀之，場景結構可從類同「自然∕文化」對立組合的「自然場景」與「社會場景」兩方面加以分析。

場景一般可分為自然場景與社會場景，前者如同「風景畫」，後者則像是「風俗畫」。小說自然場景的價值，取決於作品中的人物，它不僅僅做為人物活動的空間，甚至常與小說人物的思想感情密切相關，成功的自然場景描寫，可以顯現人物的性格，暗示作品的主旨。而社會場景係指小說人物生活、工作和娛樂的社會背景，小說既以寫人為中心，作者應儘可能地展示人物活動的社會環境。劉世劍歸納場景描寫的功能有：表現主題、襯托人物、製造氣氛、推動情節。可見「場景」在小說中是最原始、最基本又最不可或缺的結構元素。

東方白的大河小說《浪淘沙》寫的是百年來台灣三個家族的人事滄桑與悲歡離合，具有磅礡的史詩氣魄，時間上從1896年日軍登陸北台灣「澳底」，寫到二十世紀八○年代，空間則跨越台灣、日本、中國大陸、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美國、加拿大，是名副其實的小說巨構，如何再現不同時代與地域風情，以及發揮場景描寫的功能，更是超高難度的挑戰。

綜觀之，東方白運用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方法，構築《浪淘沙》的場景結構，透過自然場景與社會場景的描寫，反映了時代與社會的面貌，如丘雅信、江東蘭、周明德於日據時代的學校生活、皇民化運動，乃至重現了台灣的戰時社會狀況，均有助於時代氣氛的營造與捕捉。此外，丘雅信戰時身困美加的生活、江東蘭擔任日軍譯官的南洋經驗以及周明德於菲律賓和四川的經歷，都是台灣小說中極為少見的，十分難得。當然書寫丘雅信和周明德之目擊228事件，有如身歷其境，讀來驚心動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浪淘沙》場景結構所蘊含的文化語碼十分豐富，形成一大特色，也增添了全書的趣味性和可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