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勇於揭露黑暗面

生前流亡美國的異議作家劉賓雁（1925-2005），東北哈爾濱人，是前《人民日報》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與上海王若望同為堅守氣節的「硬骨頭」，勇於揭露、批判中國政權的官僚墮落、社會的腐敗黑暗，以及不合理制度下人性的卑劣等，結果被貼上「反革命」標籤，同遭極權政府迫害，雖吃盡苦頭而不屈膝，博得「南王北劉」的封號；《時代》周刊更稱譽劉賓雁為「中國良心」。

劉賓雁去世時八十一歲，活著的八十多年當中，只有短短九年，其作品得以公開發表和讀者見面，換言之，劉賓雁的特殊才華，僅僅在五○年代的一二年以及八○年代平反後的幾年獲得發揮。其他時間，都是被鬥、被關、被打壓、被流放，包括二十二年的「右派」，加上十六年的流亡海外。晚年，他想落葉歸根，回中國一次，為此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共領導人，但都石沉大海，遭受無言的拒絕。有家歸不得的劉賓雁，亡命天涯，於二○○五年客死他鄉，真是情何以堪！

（二）發揮小說和報紙無法發揮的作用

一般而言，報告文學是以文學筆調赤裸裸地報導現實生活的作品，具有即時性、新聞性、敘事性，和出於虛構的「小說」並列起來。然而好的報告文學，仍需要具備小說所有藝術上的條件，包括人物刻畫、環境描寫、氛圍的渲染等等。報告文學在中國大陸，乃是特有的文學形式，其反官僚、反封建、反落後的批判性與社會主義傾向，使它被視為一種革命文學的樣式而加以提倡；尤其在中國內外政治環境複雜矛盾的情況下，使得報告文學染上強烈的政治色彩。

劉賓雁的報告文學，通常以一個特定事件或某個特定人物為主線，一路鋪展下去，帶領讀者看完整個故事，於悸動中，思考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劉賓雁謂：「報告文學實際上是填補了報紙的空白，使讀者得以從中了解從報紙上不能了解到的東西。」由此不難看出，劉賓雁報告文學的創作意圖，在於能夠發揮小說和報紙所無法發揮的作用。

（三）批判保守主義和官僚主義

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作品眾多，對時政與共產黨之批判，可謂不遺餘力。諸如一九五六年的〈在橋樑工地上〉，工程師曾剛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勇於負責，不怕困難，只要遇到問題就提出見解，想辦法克服，也懂得組織部屬，發揮工作潛力。與曾剛相對的是技術室主任周維本，凡事細心謹慎，為了「力求安全」，造成浪費亦在所不惜。橋樑隊隊長羅立正則思想僵化，樣樣請示，只承認上級的決定、指示、規章、制度，其他一切意見概不理睬，絕不願「冒險」。後來隊部檢討一號墩沖垮事故，認為曾工程師驕傲自滿，周主任也有毛病。當上級認為，曾、周兩人一定得調走一個，偏偏是把工人支持、績效較佳的曾工程師給調走。作者無疑藉此嚴厲批判了保守主義和官僚主義。

〈本報內部消息〉與〈本報內部消息（續篇）〉同樣在一九五六年發表，報導《新光日報》的內部狀況，藉由對年輕女記者黃佳英的工作檢討以及其入黨之審核，討論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問題，進而批判報社領導人總編輯陳立棟思想行為之保守、落伍。

文中指出，《新光日報》流於形式主義，對諸如失業等種種問題，光會發表社論，從未設法進一步協助解決，以總編輯陳立棟為首的報社同仁，對於一再報導社會性問題的黃佳英百般打壓，黃佳英則反駁：「有人害怕，好像報紙一說話，群眾就要出亂子。怕什麼？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教育和鬥爭的鍛鍊，群眾覺悟才不那麼低呢。」又說：「報紙應該說實話，要說實話，才有力量，群眾才愛看。」為了順利通過入黨審查，與黃佳英在同一報社服務的男友張野竟要她在編委會上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這令她大失所望，乃與張野漸行漸遠。後來，報紙發行量降低，工作狂、黨性堅強、照章辦事的總編輯陳立棟飽受壓力，而開始以群眾立場思考的總編輯室主任馬文元、資深編輯曹夢飛等提出反省、檢討，其中又以記者林胖子的批評最深刻有力：「怎麼可以從黨性裏閹割戰鬥性、創造性呢？」雖然總編輯陳立棟終於退讓，改變心意，轉而贊成黃佳英入黨，結果當天的黨支部大會依然議而未決，讓眾人感到失望。像這樣的作品，毫不隱諱地批判黨的領導偏差，使劉賓雁被打成「右派」，下放勞改。

（四）黨性的反省

劉賓雁在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立即發表〈人妖之間〉，透過黨幹王守信的貪污事件，直接控訴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大大造成轟動。

〈人妖之間〉報導黑龍江省賓縣一件以女幹部王守信為首的貪污集團之犯罪事實。王守信本只是燃料公司的小小收款員，文革期，緊跟毛主席司令部派來的楊政委，乃獲「特批」入黨，登上燃料公司經理、支部書記的高位，並兼任縣商業革委會副主任。賓縣不產煤，縣裏發展工業及百姓生活卻都需要煤，只是每縣所配發數量有限，為了弄到較多的煤炭，縣委放任王守信另找門路，她於是有恃無恐，把本應上繳國庫的現金截留下來，私設金庫，用以買通上級各單位幹部，彼此串通勾結，公然進行權力和財物的交換，一步步發展成為大貪污案。這般「合法掩護非法」的共犯結構之龐大及利益關係網絡之綿密，令人難以置信。

此案經工人劉長春、史懷亮一再提出檢舉，終於案發偵破，所逮捕人犯十名，全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足證許多人「入黨」不是為公而是為私，作者批評道：「共產黨管理一切，唯獨不管共產黨。」並且質問：「為什麼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的賓縣，這種人妖顛倒竟在『四人幫』垮台後將近三年的今天仍然繼續發生不得解決呢？」劉賓雁有感而發：如果使王守信貪污的那些社會條件依然存在，豈非「還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個角落繼續蛀蝕著社會主義，繼續腐蝕著黨的肌體而受不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懲罰？」

再者，一九八五年發表的〈第二種忠誠〉，劉賓雁為擇善固執、百折不撓的非共產黨人陳世忠與倪育賢之遭受迫害而鳴冤抱屈，亦明白否定被中共視為黨性樣板的雷鋒式愚忠，促使大家反省，何者才是真正的「忠誠」？

此一作品也埋下了劉賓雁被開除黨籍的關鍵因素。〈第二種忠誠〉敘述陳世忠和倪育賢這兩人，出於對共產黨和人民的愛，眼見社會弊端之叢生實源自人禍，乃不顧個人安危，先後冒死上萬言書給黨中央。留學蘇俄的陳世忠向毛澤東提出諫言：「任何政黨或個人在漫長的歷史征途中犯這樣那樣的錯誤是不足為怪的，但是最危險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什麼嚴重錯誤……（略）……你老人家實質上不允許別人批評你的缺點錯誤，對於稍為尖銳一些的原則性批評，馬上翻臉，進行殘酷鬥爭和打擊。這樣下去，誰還敢說真話呢？……（略）……我之所以認為對你的個人崇拜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最大禍害，完全是我根據客觀存在的殘酷現實，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陳世忠認為，大家都在學習的「雷鋒」，其實有著致命的缺點──盲從，即「唯上級命令是從，從不知抵制上級的錯誤決定」。比陳世忠小八歲的倪育賢，也寫信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說：「中國苦就苦在沒有人敢講真話。大家怕死，都不講，中國就一天比一天危險，政治就一天比一天黑暗。」結果，二人因進諫而被打成「反革命」，落得判刑入獄；更諷刺的是，為鄧小平右傾翻案、積極奔走的倪育賢，在鄧小平獲得「平反」後，那些曾遭「四人幫」迫害的領導幹部竟把他當作死敵，使他險些被槍斃。

不過，陳世忠與倪育賢在政治鬥爭中屢遭挫折，付出巨大犧牲，幾乎喪失性命，他們卻「雖九死而不悔」，依然堅定擁護一黨專政的路線與改革。這對生活在自由民主社會的人來說，必然覺得不可思議。

劉賓雁於故事結尾歸納出兩種忠誠，一種是任勞任怨、老實聽話、從無異議，通常不會招災惹禍，甚至還可以步步高升；然而像陳世忠與倪育賢身體力行的第二種忠誠，就不太招人喜歡，還得為此付出從自由、幸福直至生命這樣昂貴的代價。這怎不令人反思？只是以上的「提醒」，卻使得劉賓雁再度成為「毒草」，不見容於當權派，終致流亡國外。

（五）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劉賓雁對共產專政感到失望之後，基於「對黨的忠誠」，透過報告文學所提出的批判，直接而犀利，令當道者坐立難安，欲除之而後快。對於以「講道理」、「說真話」為寫作信條的劉賓雁來說，豈非一大反諷！然而作者只是呈現問題，引人思考，猶未見解決之道。此外，在形式表現上，劉賓雁報告文學大多平鋪直敘，缺少藝術感染力，這是無可否認的的不足之處。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說，兩次被趕出共產黨的劉賓雁，繼承了中國古來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中國知識份子「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亦即如同一隻老鴉，牠寧可鳴叫而死亡，絕不肯默不出聲地苟活下去，這是「不自由毋寧死」的一種表現。唯他跟〈第二種忠誠〉的陳世忠與倪育賢一樣，至死堅定不移地相信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外人實在難以理解。

雖然共產黨討厭他，但他終究受到中國老百姓、知識界，以及許多正義人士的尊敬，其所留下來深具批判性的報告文學作品，在在證明他做為知識份子的風骨，也足以讓所有華人永遠記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