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義與邪惡

台灣大河小說邱家洪《台灣大風雲》（台北：前衛，二○○六年七月初版），外部時間自台灣日據時代的一九四三年二次大戰末期開始，直到政黨輪替後的二○○一年為止，歷時近一甲子，主要寫的是溪北地區林金地、鄭明智、蘇漢標三個政治世家的恩怨情仇，故事性強，高潮迭起。林金地和鄭明智是農校同學，二人臭味相投，理念相合，以「蠻牛」、「憨豬」互稱，二人還因林金地次女林秀荷嫁給鄭明智長子鄭俊雄而結為親家。 

林金地務農，本不問政治，鄭明智則於日據時代即為溪北庄長，光復後擔任鄉長。台灣推行地方自治之後，為了追求公平正義，促使台灣民主政治理想早日實現，林、鄭兩家族積極參與選舉，成為政治世家。而蘇漢標是日據時代公醫，唯利是圖，醫德有缺，且趨炎附勢，光復後在執政黨支持下，連任兩屆縣長，成為地方紅派領袖，他假公濟私，施政不得民心，跟林金地是政治上的死對頭。《台灣大風雲》在人物塑造上，最成功的是代表正義公理的林金地和象徵邪惡徇私的蘇漢標，二者形成強烈對比，令人印象深刻。

（二）公理正義的林金地

林金地是「正港的台灣人」，有著雷公脾氣，也是頭戴斗笠的做田人，一生追求公平正義，熱心公益，曾當選縣參議員、縣長，於日據時代和戒嚴時期，都曾遭編織罪名，施予嚴刑拷打，乃至多次入獄坐牢，他卻不屈不撓，毫不退縮，繼續為台灣的民主發展而努力奮鬥，直到看見台灣總統直接民選才心滿意足。在人物塑造方面，林金地的「人道主義」色彩最為鮮明。

林金地認為，每一個人的生命價值都同樣重要，他樂善好施，也寬容待人。例如他出錢出力，長期照料前溪北庄長施瑞鱗夫婦，可是施家兒子戰後由中國大陸返台，掌握大權，卻誤會林金地侵佔其家產，處處找他麻煩，恩將仇報，林金地則寬容以對，並不怨恨；同鄉寡婦阿苗子女眾多，生活無以為繼，林金地便伸出援手，無條件提供已開墾的溪埔地供其耕作，還認阿苗的長子張義鐘為義子，苦心栽培之；開設賭場的黃木連，其手下阿前和阿上兄弟，不務正業，常恐嚇林家，林金地不願毀了年輕人的前途，一再地原諒他們，勉勵他們要一起為台灣前途打拚，將功贖罪。

二戰末期，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進行疏散措施，林家鴨母寮被強徵做為收容日本居民之用，三合院則被福田公醫設置為救護中心。林金地對日本人向來沒有好感，對福田隆恆公醫心結亦深，但當地遭到空襲時，死傷慘重，他不分對象，自動收屍，並非助福田公醫一臂之力，而是彰顯基本的人性。戰後，林金地不願見到疏散到鴨母寮的日本人流離失所，他告訴妻子劉美苡：「疏散是被迫的，沒有一家一戶願意來，如今也都該回去啦。看啥人有困難，我們做得到的範圍內，儘快幫他們離開。」（第三冊第三十七至三十八頁）曾經對他嚴刑拷打的高吉巡查不幸身亡，林金地對前來尋求協助的平沼巡查說：「台灣人寬宏大量，怨生不怨死。人死不留洗腳桶，一了百了，一切紛爭全部削入江海，不再記掛。何況高吉今日已成仙成神，我該敬他三分，怎會與他計較？」（第三冊第二四七頁）還出錢幫助高吉遺孀辦理後事，使其平安返抵故鄉。

又如兒子林孟斌幸運中了愛國獎券第一特獎，原本打算運用這筆意外之財來籌建農藥廠，林金地卻獨排眾議，認為這是不義之偏財，只適合拿去救濟貧民，林孟斌無話可說，只好以「無名氏」名義捐給縣政府，經縣府查明後，於是成立「林金地救濟金專戶」，長期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兒子林孟斌婚宴收到的紅包，林金地亦叫他整理以後，交給縣政府當救濟金。八十一歲生日宴的禮金，林金地交代，全都捐給縣府救濟專戶。而義子張義鐘等將林金地土地換成股票賣得的錢，加上張義鐘本人、女婿鄭俊雄、好友沈長慶、魏火木，合捐三億元，成立「林金地文教基金會」，由實為其親孫的蘇敏信出任基金會董事長，培育人才，貢獻社會，莫不都是助人的義舉。

總之，《台灣大風雲》林金地為公理正義的代表，也是人道主義的化身，作者對之刻劃最多，堪稱佛斯特《小說面面觀》所謂的「圓形人物」。

（三）現實功利的蘇漢標

《台灣大風雲》人物裏面，與林金地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公醫蘇漢標，他極端的現實功利，提醒同樣學醫的兒子蘇俊昌：「人，要少管閒事、少說閒話，多保護自己，要這樣才使自己能夠壯大，成為將來社會的頂尖人物。」（第四冊第一六○頁）既然唯利是圖，當然毫無醫德可言，他習慣無病找病，小病當大病醫，下猛藥，藉此增加荷包的重量，鄉民們給他一個「鹽水射」的綽號，指他以注射鹽水來斂財。再如保正李水土遇空襲而身受重傷，林金地長工陳樹根見義勇為，揹李水土至福田病院急救，唯福田隆恆認為李水土三子李清榮誘拐其女惠子，懷恨在心，乃故意刁難，要求繳交巨額保證金才肯開刀，加上李家兄弟視錢如命，一時籌不足保證金，連林金地出面作保也不被福田接受，拖延至隔天，導致李水土病情惡化，落得搶救不及。

蘇漢標之投機勢利以及隨時見風轉舵的作為，令人瞠目結舌。日據時代，他想著，自己若生為日本人，那該多好？他自怨自歎：「我已經棄祖背宗，將蘇漢標改為福田隆恆，受日本高等教育，不講台灣話，可恨的台灣人依然叫我蘇公醫，咄咄逼人嘛，這是什麼世界？好，待我將女兒嫁給日本人，兒子娶日本姑娘，我便可做日本人的阿公啦！」（第一冊第一一八頁）他希望女兒惠子嫁給郡役所助理高橋沂南之子高橋英一，好跟日本人搭上關係，偏偏二個當事人彼此並不來電，教他徒呼負負。日本無條件投降了，蘇漢標雖然傷心欲絕，卻馬上斷絕跟日本的一切關係，將「國語家庭」的招牌卸下來，丟在地上踐踏，令家人把日本姓名全都改回來，接著積極設法拉攏當權者，心想：「如今換了政府，等於換了老闆，他也已經變成蘇漢標，不再是福田了，必須重新開始，建立新關係，拉攏新權貴。」（第三冊第一三○頁）甚至於告訴已娶日本媳婦貞子的蘇俊昌：「想想看，你若非娶了貞子，還保留著活會的地位，當然是最具黃金性、最有魅力的單身漢，自可娶一門唐山姑娘的媳婦。如此一來，我們蘇家身價百倍。」（第三冊第三九四頁）當然，蘇俊昌已經跟貞子結婚，以上說了也是白說，充滿諷刺的意味。不過，蘇漢標很快就替自己和兒子申請加入了執政黨。

果然，靠攏執政黨後，蘇漢標當選第一屆縣長，並且依約編列預算興建中山堂、變相替國民黨部籌措經費。第二屆縣長選舉，紅派蘇漢標政績不佳卻爭取連任，白派推廖大崧代表角逐，未料因蘇漢標送味素，公然賄選，加上作票，致使蘇漢標險勝廖大崧。蘇漢標連任縣長，設法變更都市計畫，圖利自己及合夥人；小妾銀杏專開後門收錢賣官則是眾所周知的秘密。當蘇漢標收到女兒福田惠子（即「蘇幸慧」）由專人送來的密函，報告自己至日本後，結了婚，主持「東亞家政學院」，成立「台灣研究所」，因收容二二八事件後逃至日本避難的台灣菁英，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返台。蘇漢標讀完信，大為震驚，即使貴為一縣之長，亦擔心被女兒連累，竟連忙將信燒燬，片面跟女兒斷絕關係。其滿腦現實利益而罔顧親情的作法，令人搖頭嘆息。

蘇漢標下台後，紅派在縣長選舉方面一再敗北，到了第六屆縣長選舉，蘇漢標推薦兒子蘇俊昌，讓國民黨徵召競選縣長寶座；林家則由嫁給鄭俊雄的林秀荷出馬，爭取婦女票支持，加上林金地遭冤獄坐牢，得到不少同情票，結果林秀荷以極大差距贏得第六屆縣長選戰。落選的蘇俊昌黯然回福田綜合醫院任院長，但已實際控制蘇家財產的小妾銀杏，拒付選舉所欠的一千多萬元債務，與蘇漢標爭執不下之時，銀杏索性道出兒子蘇來富並非蘇漢標親生的秘密，令蘇漢標氣得一病不起。作者特別藉由化緣和尚留下的白色字條，總結蘇漢標的這一生：「身入土∕草木枯∕寒風奏輓歌∕錢無根∕厝無翅∕寵妾伴人眠……不甘心∕不願去∕此路幾人回∕名利空∕枉操勞∕嘆悔不當初」。（第五冊第四○七至四○八頁）一生汲汲於名利，終究只是一場空，怎不發人深省！

（四）對比形成戲劇張力

整體而言，貫串《台灣大風雲》、最重要的人物林金地，其人道精神使全書主題意涵之呈現，達到更高的境界。所謂人道主義，肯定所有人類的生命都是神聖的，具有至高無上的、永恆的價值及自主地位，換言之，人人都應受到尊重。而人道主義也正是台灣文學理論建構者葉石濤衡量小說作品的重要指標，他認為，「文學本來是描繪人類困境的。它應站在弱者的立場，以人道主義的關懷來凝視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否則文學失去任何存在的緣由了。」（葉石濤《台灣文學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一九九二年七月初版，頁八十四。）邱家洪《台灣大風雲》主角林金地之塑造，誠為前述指標之具現；加上另一人物蘇漢標營造的對比性，使林金地的人道精神更為鮮明，形成為《台灣大風雲》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

人物是小說的生命，人物塑造成功，小說就擁有不朽的可能。《台灣大風雲》採取寫實主義的全知觀點敘事方式，透過種種情節的安排，配合人物心理刻畫，凸出林金地和蘇漢標的個性，尤其是運用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塑造林金地和蘇漢標這兩個政治上的死對頭，建構公理正義與現實功利的善惡對比，形成極大的戲劇張力，一位活得心滿意足，覺得不虛此生；另一位則死得心有不甘，下場令人為之唏噓，此種對立結構，充滿象徵意義，自是有助於讀者對人生的理解，深思人生的意義，從而提升內在的精神生活層次。就此而言，《台灣大風雲》的主要人物塑造，確有其獨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