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

一、魏晉時代現象

漢末以來，由於紀綱破壞、異族入侵、黃巾興起……等因素，致長期紛擾，政治混亂，迨魏晉時期，值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分裂，國家衰頹，制度崩壞，天下愈加紛亂無序，民苦流離，知識份子尤對政治現象與社會狀況不滿，基於逃避苦難之要求，是以老莊得勢，佛教漸盛，隱士漸多，反而促成當代思想與精神之自由解放，並且反映於文人之處世態度及文學創作上，漢魏「竹林七賢」其一之阮籍與東晉末年隱逸詩人陶潛，皆為代表人物，其處世態度及詩風均值得進一步探究之。

二、阮籍生平大要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卒於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二六三），年五十四。阮氏生當魏晉禪代之時，曾任司馬懿從事中郎、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當高貴鄉公即位，被封為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後又作司馬昭大將軍從事中郎。其為人放達，嗜酒，以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請為步兵校尉，又性謹慎，不論說人事長短，故不易遭人攻訐，得以善終。籍能屬文，作「詠懷詩」八十五首，為世所重。素好莊、老，善於彈琴，有《阮步兵集》傳世。

三、阮籍思想

阮籍思想之形成，與當時政治狀況、社會風氣極有關係。《晉書》本傳謂阮籍本有濟世志，希冀從事名留青史之大業，「詠懷詩」其七十九云：「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然當時黑白不分，名士易觸禍患，終而養成阮籍消極之人生觀；政治紛亂，則造成阮籍無政府之政治思想。其濟世之志，蕩然無存焉，是以「詠懷詩」其二十一嘆曰：「雲間有玄鶴，抗志揚哀聲。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

至於名教觀，乃阮籍思想核心。名教源自君主專制統治之便，禮法之出現使統治者「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造成「強者睽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語見阮籍〈大人先生傳〉），是以名教之殘生害性，令阮籍痛恨卻又無可奈何，漸由積極而消極，由憤慨而玄默，於是不得不轉而追尋精神之解脫，務求超越名教禮法，返歸於自然，以保持人之自然本性，一方面刻意排斥世間禮法，極端表現其真率情感（此《世說新語》所載甚多，犖犖大者如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床，箕踞不哭），一方面則於「山靜而谷深」之大自然中，體味與塵世紛爭迥然不同之自然恬淡與沖虛寧靜。（阮籍〈達莊論〉曰：「夫山靜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

阮籍本「不避物而處」，又以隱居無異於公開對現實不滿，恐招致禍患，為求全身乃勉強出仕，然始終若即實離，似仕實隱，凡事冷漠以對，故作糊塗，且終日不開一言，喜怒不形於色，毋怪乎晉文帝稱阮籍至慎，曰：「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見《世說新語‧德行》注引李康《家誡》所載）。此避禍之道，亦豈非阮籍極度修養與超然氣度之表現？

四、阮籍詩風

文學是社會生活與社會意識之反映，作品又為作者人格之投射，阮籍於政治險惡狀況下，時時耽心禍難臨頭，自身難保，心中總是籠罩驚恐悲涼之陰影，如「詠懷詩」其三十三：「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詠懷詩」其二十四：「殷憂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陽忽西傾。」「詠懷詩」其四十一：「天網瀰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皆其心境之寫照，莫不透露怵惕難安之情思。

阮籍身處危亂之朝廷，既不甘事奉權奸，又有委曲求全之心，故發詠為詩，不免譏諷，惟其辭有所避忌，非常含蓄、蘊藉、迂迴與隱諱，後世讀者實難完全明白其情意，是以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稱「阮旨遙深」，鍾嶸《詩品》評阮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又，清代沈德潛《說詩晬語》亦云：「阮公詠懷反覆凌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令讀者難求歸趣。」此「反覆凌亂、興寄無端」正是阮詩特色，阮籍即採此種獨特之文學表現寫法，用以真實反映其思想感情。

既逢世亂多故，有志難伸，然為明哲保身，惟有粗遠世故，或酣飲為常，或矯裝狂態，金人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乃評阮籍：「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塊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只是「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詠懷詩」其三十四），百般隱忍曲屈，終對世界灰心絕望。阮籍終其一生，痛恨名教而不敢與名教抗爭，眼見現實黑暗而無力扭轉黑暗之現實，於自我壓抑之情緒中，苦悶孤獨，走完世間道路，結束時代與個人所造成之悲劇。

五、陶潛生平大要

陶潛，字淵明，潯陽郡柴桑人，大司馬陶侃曾孫，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公元三六五），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四二七），年六十三，較阮籍晚一百餘年。少懷高尚，博學，好讀書，善屬文，閑靜少言，任真自得，不慕名利，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年二十九，起為江州祭酒，然不堪吏職，未久，自解歸。後又為鎮軍建威參軍。年四十一，為彭澤令，素簡貴，不私事上官，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其志。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高僧慧遠於廬山東林寺結白蓮社，邀潛入社，潛終不應。死後，諸友私諡曰「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

六、陶潛思想

陶潛處東晉末混亂之時代，眼見驕將悍兵囂張跋扈，奔競於混濁仕途，其〈感士不遇賦〉云：「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足知潛之辭官退處，良有以也。

與阮籍同，潛本有積極淑世之志，〈雜詩十二首〉其五曰：「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惟與現實官場不合，又覺時代令人無能為力，理想之實現緲不可期，不由得興起「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之嘆。為保持自然質性，不與齷齪之世同流合污，無意汲汲於政治上建功立業之陶潛，乃力圖擺脫政治之牽制，重節操，尚率真，選擇歸返淳樸寧靜、富人間情味之田園自然。辭官後，其〈歸田園居五首〉其一曰：「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顯見靈魂有所寄託矣。關於陶潛歸隱之心境，近人劉修士至為推崇，謂此魏晉思想之「淨化」也。

綜觀之，陶潛閱讀範圍極廣，故思想絕非單一，所謂儒家思想、自然主義、道家思想、儒釋道三家精華思想、墨家思想、道本儒末思想之說，學者專家各有主之，近人陳怡良歸納整理，認為陶潛之哲學觀念，不囿於一家之說，當是「以儒家思想奠其基，道家思想啟其知，釋家思想助其成」，本屬一種調和型之思想，此亦陶氏崇尚自然之個性使然。

七、陶潛詩風

陶潛身處亂世，然其為內省類型之詩人，消融時代、社會、民生與個人生活經驗，所寫乃面對憂患與苦難時內心之照映，尤將隱逸田園之情趣當作自覺之藝術追求，鍾嶸《詩品》譽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歸田園居五首〉其一：「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即陶詩書寫田園風光之典型，親切優閒，無山水詩高雅卻嫌孤寂之感，亦無阮詩憂憤不滿之情。又如〈歸田園居五首〉其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流露田園生活特有之情味，更使自然與自我、客觀圖景與主觀心境水乳交融，洋溢意境渾融之美，可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陶詩平鋪直敘，用語省淨清淡，體現其崇尚自然個性對於美之追求，鍾嶸《詩品》評曰：「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論陶詩曰：「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日本近藤元粹評陶詩：「無一修飾之語，而其間有無窮妙味。」試看〈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又如〈飲酒二十首〉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皆可印證上述之寫作特色。足見其詩於精神義脈上直承玄言詩，然在表達形式方面，已另闢蹊徑矣。且陶詩以真淳本色示人，外表看似枯乾簡單，實含曲折深遠之情感，故蘇東坡稱陶詩「而實腴」也。

八、阮籍陶潛處世態度與詩風之不同

阮籍與陶潛一前一後，處魏晉政衰道微之亂世，阮籍痛恨名教之殘害與統治者之無道，一方面在生活上排斥禮法，超越名教，保持其真率本性；一方面雖以隱居無異於公開對抗統治者，必將招致禍患，而勉強為官，然始終若即實離，似仕實隱，凡事冷漠以對，惟為追尋精神之解脫及自我救贖之道，其苦悶乃化作猶如「內心獨白」之詩篇，既充滿怵惕難安情思，表現上又「反覆凌亂、興寄無端」（沈德潛語），雖時寓諷刺，卻多所避忌，是以讀者不易探知其真實情感。加以厭世之故，阮籍難免於詩中抒發隱逸情懷，表達對隱逸自然之企慕與嚮往，但亦僅止於此，只是欣賞自然而已，並未將自己完全融入自然，使「隱逸自然」進一步成為創作之主軸。

陶潛與阮籍性格接近，陶潛「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傳〉），一如阮籍之「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晉書‧阮籍傳》）；陶潛置無弦琴，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與阮籍之「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晉書‧阮籍傳》），豈非異曲同工之妙！此外，二人初皆有濟世之志，俟對社會、政治徹底失望，陶潛無阮籍時時恐遭不測之包袱與始終戰戰兢兢、臨淵履冰之苦悶，得能完全擺脫官場、世俗之羈絆，全心投入田園之中，歸返自然，躬耕自資，尋回生命之真趣，營造理想之精神世界，知足常樂而毫無戀棧、怨懟，堅定信念，隱逸以終，且以田園風光為創作主題，寫出農村生活特有之感受與情味，開創全新藝術境界。陶潛既以真淳自然本色處世與創作，其詩自無阮籍之刻意隱諱，表現上平淡而自然，逍遙而自在，使讀者透過作品所揭人生與自然之蘊底，進而領會其立足於現實自然但又超越現實生活之自然玄遠境界。

阮籍與陶潛因處世態度之不同，造成詩風之差異，如上所述，頗堪深思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