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爭期間引起共鳴

二十世紀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在無情摧殘破壞之下，傳統社會及價值為之解體，造成人際關係冷漠、疏離，人們對生命的意義不斷產生質疑，否定存在，否定一切，也否定自己，成為「沒有根的一代」或是「失落的一代」，此反映在文學或藝術作品上，可以說充滿了恐懼和絕望。其中，存在主義作品正好切合現代人對現實的不滿、精神生活的苦悶，以及未來將何去何從的迷惘、焦慮、不確定感。值得注意的是，存在主義的消極之中亦蘊含著積極精神，亦即不斷地找尋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及探索內在情感與外在世界的聯繫。

雖然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宣稱自己不是存在主義者，但其名著《異鄉人》、《薛西佛斯的神話》、《瘟疫》、《墮落》等，故事性低，呈現著非理性、自我存在的徒然、無望、痛苦與孤獨，讀來毫無趣味可言，卻又造成讀者內心巨大的衝擊，不禁藉此探詢個人存在的意義，冷靜地思索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毫無疑問，卡繆成為舉世公認的存在主義文學代表性作家。

於1942年出版的《異鄉人》，是卡繆生前出版的第一部小說，當時二次世界大戰方殷，此著可以說充分反映了戰爭期間人們失去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內在不滿與苦悶，引起廣大的迴響與共鳴，使得尚未滿三十歲的卡繆為之聲名大噪。《異鄉人》既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卡繆成名作，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傑出作品之一。

（二）荒謬的短暫一生

《異鄉人》分為第一部六章，第二部五章，共計十一章。第一部主要敘述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的航運公司職員莫梭，收到來自馬宏果養老院的電報，告知其住院三年的母親病故，莫梭隨即請假趕去養老院處理後事。平時莫梭與母親關係疏離，彼此極少交談互動，他不確知母親的實際年齡，也因為怕麻煩，去年一整年很少去探望母親。來到養老院，莫梭不知為什麼，覺得沒必要大費周章請人開棺見亡母最後一面。在這裡，莫梭看到了母親生前在養老院的男友。莫梭與老人們一起守靈，疲累得睡覺了。母親的葬禮上，莫梭彷如無動於衷，不像一般人那樣流露出失去至親的傷心難過，眾人默默看在眼裏，感到訝異、不以為然。葬禮太累人，回到家，莫梭狠狠睡上十二個小時。葬禮隔天，莫梭去游泳池，希望能夠消除疲勞，正巧遇到了公司以前的打字小姐瑪莉，二人互有好感，玩得十分愉快，接著去觀賞電影，莫梭無視於道德教條，晚間與瑪莉做愛。

母親已經下葬，莫梭恢復上班，覺得生活並沒有改變。莫梭繼續與瑪莉親密交往，卻不願回答愛不愛她，他認為這個問題實在沒有意義；對於瑪莉提出的結婚之議也不置可否。未久，莫梭受鄰居雷蒙之託，代為寫信給其阿拉伯女友請求復合，捲入了雷蒙毆打女友和女友哥哥所引發的風波。未久，莫梭應雷蒙之邀，偕同女友瑪莉至海邊度假，詎料雷蒙女友哥哥等前來尋仇，雷蒙因此受傷，莫梭為免雷蒙激動殺人，代為保管左輪手槍。事後，莫梭回到海邊獨自散步，遭遇雷蒙的阿拉伯敵人，因對方持刀攻擊，莫梭隨即開槍，繼而又對著那動也不動的身體連轟了四槍。

第二部敘述莫梭被捕之後偵訊、監禁、受審的種種。莫梭討厭被追問，對於殺人，他坦誠不諱，至於殺人動機為何？他說不上來，索性回答：那是因為太陽光的緣故。這荒謬的答案引起旁聽席人們的竊笑。檢察官指控，莫梭對於母親之死表現冷漠，毫無悲傷之情，不僅在母親下葬的第二天即耽溺於無恥的享樂中，還為黑社會的娼妓皮條客了結醜惡的私人恩怨，冷血地殺了一個人，在在顯示他早已存有犯罪心理，很難使人相信他是在毫無所悉的情況下殺人。檢察官還說，莫梭沒有靈魂，沒有人性，連正常人應有的道德都蕩然無存，甚至於對自己犯下的罪行，沒有表達過一絲悔意，如此已然成為社會的一大威脅。檢察官將母親之死與殺人之罪混為一談，莫梭大惑不解，但他無從表達意見，對自己的所做所為也覺得沒什麼對或錯，即使向上帝懺悔認錯便可上訴成功，赦免死罪，莫梭依然選擇堅持自我，誠實面對自己，不信上帝，就算是被判處「斬首示眾」，為了讓自己不那麼孤獨，他甚至希望行刑那天，會有一大群觀眾以咆哮的咒罵迎接他。

（三）追求自由與享樂

因戰爭而顯露出來的存在本質之脆弱性，使得人們對生命的意義不斷產生質疑，感覺所有的一切都變成無意義的虛無，人做為一種存在，可以説沒有其必然的意義與目的。存在主義否定了「意義」，猶如把人放逐到荒蕪的沙漠。存在主義者放棄了一切信仰，《異鄉人》莫梭即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莫梭不曾見過父親，原本和母親同住，母親總是默默無言看著他，彼此難得說上幾句話。由於母親需要有人成天陪著，以他微薄的薪水根本無法做到，是以把母親送到養老院，在這裡有一些年紀相仿的同伴，比較好相處，彼此也可以有個照應。母親起初不適應，曾經抱怨、哭泣，如同養老院裏的老人，對他們的親人都有怨言。但時間久了，總會習慣一切。他們母子之間無話可說，關係極其冷淡、疏離，和母親分開，莫梭沒有表現出傷心難過。這樣的事實，莫梭並不否認與辯解，他告訴檢察官，和母親彼此都沒有要求對方太多，也沒有期待過對方什麼，因此他們很容易就適應了新的情況。

母親死後，莫梭不想見母親最後一面，未流下一滴淚，且在葬禮結束後立即離開，未在墳墓前哀悼徘徊。當律師問起，為什麼在那個「哀傷的場合」如此「漠不關心」？莫梭回答，他很愛母親，但這不代表什麼，他還補充說，正常人有些時候，或多或少也會希望他們所愛的人死去。莫梭誠實面對自己，認為落淚、哀傷未必是悼念逝者的唯一方式。不過，在眾人眼中，此無異於大逆不道了。事實上，莫梭不時地想起母親，如鄰居沙拉曼諾因家中相依為命的癩皮狗走失而低聲哽咽，使得莫梭想到母親；有時會記起母親告訴他關於父親的事；想起母親常說的，一個人的處境無論如何悲慘，總有值得感恩之處；甚至於在監牢的破曉時分想起母親，了解到為什麼在她臨到生命的終點時，還要找一位「未婚夫」的心情，為什麼還想重新開始。換言之，莫梭和母親的關係，並非大家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無情。

世間一切的一切，對莫梭來說都無所謂。他認為，人的生活是無法真正改變的，再怎麼改變皆徒勞無益。所以，莫梭婉拒老闆要他去巴黎分公司駐點的建議，即使因此令老闆不悅也不在乎。人生，是無可奈何的，走得太慢或是太快，都很難受。即使面對死亡，莫梭提醒自己，人人都知道，生命並不值得留戀，三十歲或七十歲死，其實沒多大差別；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死去，其他人，無論男女，依然會繼續活下去，世界照常運作。總之，所有的人都注定會死，反正最後的結果都一樣。既然如此，人就應追求自由，及時行樂。莫梭忠於自我，習慣把自己視為自由人，是全然的享樂主義者。母喪之後，日子並沒有改變，莫梭照常工作，與女友性愛，到海邊玩樂，還與友人規劃整個八月的度假計畫。即使被監禁，他心頭照樣湧現最難忘、最卑微的樂趣：夏日溫暖的氣息、喜愛的街道、黃昏的天空、瑪莉的洋裝和笑容，以及鄉間沁涼的晚風夾帶著泥土的味道和海水味，輕搧著他的臉頰。這樣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由與享樂的莫梭，異於常人，不見容於社會，女友瑪莉說他是個「怪人」，卻如學者夏志清所言，其行徑自有他可怕的真實性：一種人與人之間不能建立關係後的真實性。

（四）宗教思辯

莫梭除了是享樂主義者之外，跟母親一樣，他們都是無神論者，預審官甚至於稱呼他為「反基督先生」。

宗教之於一般人，是精神的慰藉、心靈的寄託，以及人生的指引，可是莫梭沒有信仰，對宗教完全抱持否定的態度。預審官的宗教熱忱使他感到尷尬，預審官說，人人都相信上帝，即使是拒絕祂的人亦然，如果對此信念有所懷疑，生命將失去意義。又說，至今所有來到他面前的罪犯，見到主受難的十字象徵時，沒有不哭泣認罪的。莫梭則堅不向上帝認罪，直接表明不信上帝，令預審官氣憤不已。

被判死罪後，神父欲導引莫梭，謂上帝會幫助他，人們在最苦惱的時刻，往往會轉向祂。神父安慰莫梭，相信他的上訴會成功，只是其所擔負的罪太沉重了，必須先解除才行；而且人的正義是枉然的，只有上帝的正義才有用。莫梭卻進一步反駁，並沒有意識到任何的「罪」；他所知道的是，自己犯了殺人罪，應該為此接受懲罰，唯無人有權再從他這兒要求什麼。儘管莫梭已感到十分厭煩，但神父不放棄，繼續追問：「我確信你必定常常盼望有來生的。」莫梭回答神父，人難免會這樣盼望，可是那不比盼望富有、游得快、有好看的嘴型更重要，其實它們沒什麼兩樣。顯然神父還有更多關於上帝的話題，拒絕神父親吻的莫梭索性直截了當表示，時間所剩不多，不想浪費在上帝身上。神父仍舊不放棄，這更加激怒了莫梭，乃批判神父，像神父那樣活著，就如一具死屍般，甚至自己也不能確定是否還活著，而他看似兩手空空，事實上，他能確定自己，確定每一件事，確定目前的生活，以及即將來臨的死亡。他所要的只是實實在在的生活，諸如街燈照亮女孩的頭髮，一個微笑，入夜的第一隻貓悠悠然穿越空寂的街道，或是輕鬆自在的游泳，親吻，品嚐香酥可口的麵包。

莫梭不信上帝，沒有信仰，成為檢察官指控的重大罪行。儘管莫梭因自我防衛而殺人，罪不至死，卻遭處以極刑。莫梭對於被控告在母親葬禮上沒掉淚就被判處死刑，深感不解而又默默接受。這樣的無言以對，乃是一種最沉重的抗議，同時亦是在絕望之中堅持著真理和正義，宛如孤獨無依的悲劇英雄，怎不令人深思？

（五）自我與社會之反思

《異鄉人》的莫梭追求自我，嚮往自由，認為自己一直都是對的，他曾以某種方式過自己的生活，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過另一種生活，如果他覺得喜歡，他就這麼做；不喜歡，他就不那麼做。只是在社會集體意識和規範之下，人類的權利被剝奪了，失去選擇的自由。像莫梭堅持做自己，誠實面對質疑，於是受到眾人敵視，被歸類為異端，甚至於為此失去了擁有的一切以及生命。書中一再出現的太陽光，熾烈、惡毒、無所不在，象徵著現實世界合理或不合理的道德規範，或是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令每一個人都無所遁逃，當法官詢問殺人動機，莫梭回答：那是因為太陽光的緣故。這應是莫梭面對社會道德規範和宗教信仰，揮之不去的一種無奈。相對於這樣無法容忍異己或異見的世界，莫梭和所有堅持自我意識的人，孤獨、痛苦、徒然，一一被迫成為沒有歸屬感的「異鄉人」，卻又不甘於被現實世界所霸凌，他們以冷漠來反抗生活，最終則未能擺脫慘敗的命運。

《異鄉人》的主題意涵即「絕望」二字，全然絕望，更是讀之令人為之心酸的悲劇。不過，到了1947年的《瘟疫》，卡繆思想顯然已有所不同。《瘟疫》因傳染病而封城的記事者李爾醫生，不再像《異鄉人》的莫梭那樣，對一切都漠不關心，他與知友塔霍聯手，跟不知從何而來的瘟疫奮鬥對抗，在這過程中，雖然看到了被放逐、被隔離的痛苦，以及許許多多的死亡，但他也見證了愛情、友誼和母愛為人生帶來的幸福。李爾醫生不是異鄉的局外人，他遇到了塔霍這般道德高尚、勇於奉獻的人，聯合同志們一起對抗瘟疫，諸如記者藍伯，被李爾醫生對待病人的那種無私所感動，是以即使有機會逃出城外，仍然放不下對死者、對李爾醫生的虧欠而選擇留下來，加入衛生隊的行列，化男女私情的小愛為大愛，也因此逃過黑死病的大劫。卡繆的《瘟疫》讓小說人物做出抉擇，用內心的同情和愛，全力跟現實世界對抗、奮鬥，永不放棄地追求幸福，重新建構人生，賦予意義。《瘟疫》問世於二次大戰之後，跟出版於戰爭期間的《異鄉人》相較，內容已透露出些許希望，看得出卡繆對於人之存在，感覺不再像以前那般荒謬與困惑了。

此外，結構主義者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認為，象徵意義的產生，往往來自「區別」或「二元對立」，小說裡的「對立」，會逐漸發展成為龐大的對立模式，籠罩整篇作品，並左右其意義。《異鄉人》裏面，看似正常的現實世界才是荒謬的；人類之「正義」判莫梭死刑，此正義與邪惡何異？眼見的就是真實嗎？養老院和法庭上看似理性的人們，其實才是非理性的；意見或步調一致的群體，不允許個人的自由意志，這不就是一種可怕的群眾暴力嗎？莫梭固然被監禁而失去自由，但是被集體意識所左右操控的人跟被囚禁起來又有什麼不同？生如禁錮，死反而是一種自由；由此觀之，看似有意義的人生其實是沒有意義的。《異鄉人》所呈現的「正常 ∕ 荒謬」、「正義 ∕ 邪惡」、「真實 ∕ 虛假」、「理性 ∕ 非理性」、「自由 ∕ 監禁」、「生 ∕ 死」、「群體 ∕ 個人」、「意義 ∕ 無意義」……等之對立象徵，的確讓人咀嚼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