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鋒

香港特區政府今年財政預算因為充當守財奴而被猛烈抨擊，更因為“派糖”六千大洋派到強積金戶口，要到六十五歲退休後，才能“紓困”，進一步引發民怨，在“洋紫荊革命”口號下嚇壞了的特區政府，在北京壓力下趕忙改弦更張，將六千元改派到每一個十八歲以上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香港人身上。

然而因此來港不到七年的新移民無權享受這個福利，引發是否歧視新移民的爭議，但是也引來反方認為新移民沒有貢獻就爭奪一切好處的“福利主義”的批評。但是更令香港人擔心的，還不是這區區六千元，而是新移民被中共利用為“摻砂子”而損害香港主題價值的工具。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新移民始終是少數，因此也可以說是弱勢族群，因此在輿論上，他們難以佔先，即使在道理上，要有貢獻，才有福利，新移民也說不過老住民。但是拿出“平等”、“正義”的帽子，也不能不引起社會的重視。

從印尼到中國再到香港

其實世界各地，都有新移民與老住民的矛盾，問題是怎樣拿捏分寸，正確處理。我現在是台灣的新移民。我一生的漂泊，可以說是一個永遠的新移民，自有不同時期的不同感受，但只要是我自己的選擇，就會達觀認命，不會怨天尤人，否則離開就是。

我是印尼的第一代華僑，也就是在中國出生後才到印尼的，那里叫做“新客”，也就是新移民，有別于住了幾代的BABA（漢語拼音讀PAPA，漢字是上面“山”，下面“合”，我的中文軟件沒有這個字）。到印尼是父母因為戰亂的選擇，不是我的選擇，因此缺乏對印尼的認同。小學、中學都在“愛國”的華僑學校就讀，所以民族情感強烈，身在印尼，胸懷祖國。我剛就讀初中，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接著是“抗美援朝”，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海外憤青，覺得世界革命，就應該革到像印尼這樣的“亞非拉”半殖民地國家，所以為在那里的愛（中）國活動洋洋自得。甚至到一九六五年印尼的九卅政變，我都站在中國共產黨與印尼共產黨的立場來看問題。一直到文革讓我認識到共產黨的欺騙與作惡，對前半生做出反思，才覺得在印尼從事愛（中）國活動的錯誤，對不起養育我十七年的印尼土地。將心比心，如果印尼人在中國從事對中國的顛覆活動，中國政府允許嗎？因為拒絕融入印尼社會，拒絕加入印尼國籍，因此一九五五年回國也是必然的選擇，于是成為中國的新移民。

雖然那時中國還貧窮，我還是甘之如飴，積極與中國社會融合，避免“照顧”，擺脫“華僑習氣”，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因此很少人可以看出我的華僑身份。但是這經不起長期的考驗，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我的華僑新移民身份，可以享受海外寄來僑匯所享有的特權。再就是文革後期，我開始認識共產黨的罪惡後，沒有與國內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而有離開中國的特權。為了補償這個愧疚，我一直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希望中國的同胞可以早日脫離苦海，為此成為共產黨的黑名單。

移居到香港成為大英帝國的“三等公民”也是我的選擇，甚至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因為打從大饑荒到文革，父母都勸我離開中國。開始是還有革命雄心而拒絕離開，後來是擔心到香港無法生存而不敢離開。到對共產黨基本絕望後，才離開中國到香港成為新移民。與過去回國有大批物質隨駕不同，來香港基本兩手空空，雖然有老媽接應，然而經濟實力還是薄弱，所以非得打工維生不可。對養家糊口來說，可說是從來沒有的緊迫，存摺里最多時也只有幾千港元。暑期開學，小孩子的學費、書籍費、服裝費都是問題。那時不敢想像只要一個月失業，會是什麼光景。

然而，我沒有打退堂鼓，像有些人那樣，回到中國各處演講批判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的黑暗。因為我覺得做英國人的三等公民，比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翁來得自由，至少沒有政治上被批判的恐懼。我珍惜這個自由，充分享受這個自由，在香港這樣一個彈丸小地而大鳴大放，發展起我的評論事業。從而落得被中國政府兩次沒收回鄉證的命運。

不想被中共再度統治移民美國

這還不要緊，更糟糕的是好景不常在，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我不想給共產黨第二次統治，只能拜別讓我可以充分發展的香港，移民美國。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價值觀的認同方面自然沒有問題，能夠以優秀人才身份留居美國，也是我非常感恩的地方。所以也一度準備在美國終老。後來又決定離開美國，還是因為雖然自己認同美國文化，卻無法“使用”美國文化，只能一直在華人圈子里活動。雖然與中國民運人士有接觸，與法輪功、藏獨、疆獨，尤其與台獨人士有接觸，但是始終感到做不到更多想做的事情。

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大量中國新移民進入美國社會，讓華人社會認同美國的價值觀逐漸變化，使人非常憂心。而美國對中國的姑息政策也使人失望。正在這個時候，台灣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系越來越火熱，甚至到北京去聯共制台，而自己多次受邀到台灣參加研討會，也認識台灣許多朋友，因此掀起不如到台灣這個“前線”發展的念頭。而台灣本土意識的增長，加強了對抗共產黨統一的力量，也加強我回台灣的決心。

在美國生活在新移民圈子里，說實話，對他們的一些作為實在不敢認同。尤其是中國新移民，自願移民美國，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偷渡美國，但是到了美國，好不容易取得居留權，卻只愛美國的錢，在政治上則認同中國的專制制度，這種吃里扒外的作風，實在可悲。說穿了，無非是“利己”而已。中國人的精明，在移民與居住過程也展現無遺。他們可以鑽美國法律空子，處理好所有存款，然後以窮人身份享受到美國的福利；做生意的，其偷稅、漏稅本領在各族群中，也應該是首屈一指。當然，我們不是富豪，收入有限，因此為了貪便宜，也會配合商家做出這些勾當，這是我們對不起美國的地方。

定居民主台灣成為台灣“頭家”

在美國做新移民的時間最短，只是八年多時間，又到台灣來做新移民。台灣是民主國家，這是我最大的認同點。而文化上的接近，也容易發揮我的特長。一到台灣，沒有任何陌生的感覺，因為太太是台灣人，而我自己又是香港僑生，所以一年就入籍，擁有投票權而成為“頭家”。台灣生活程度低，醫療健保比美國便宜許多，都非常適合已經沒有正常收入的老人，尤其是“老掉牙”的年紀，台灣裝假牙才需自費，補牙都有健保，實在難得。

當然我也很慚愧，作為新移民有這樣的福利。幸好一九八○年代我就開始給台灣報刊寫稿，尤其一九九六年開始每個星期在自由時報有專欄；依台灣的規矩，稿費中的兩成，都由報館扣下代向政府繳稅，所以我也是二十多年來台灣的納稅人。只是，作為台灣的“頭家”，參與台灣的民主運動相對較晚，那就在後面努力補上，在人生的最後歲月，能為台灣人多做一點事情，以報答台灣這塊土地對我的接納。

抱著這樣謙卑的態度，我在台灣認識了更多的熱愛台灣的朋友，這是新移民難得的晚年。如果不是馬英九集團熱衷投共，面臨第二個九七的威脅，日子還可以過得更自在一些。但這也是命中注定，只能用奮斗來改變這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