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1月24日旺報報導《南都娛樂周刊》採訪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的一段話十分駭人聽聞，報導說顧曉鳴表示「台灣眷村很底層，…，房子都很破、很底層，連到村外都沒辦法，像貧民區一樣」，後來我找到原文，原來是南都娛樂周刊訪問顧曉鳴談馮小剛導演《私人訂制》口碑和票房沒達到預期的大罵事件，以前常見「以古非今」，繼韓寒「藉台灣罵大陸」後，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也作了類似的事，他說馮小剛王朔崔健是娛樂圈的大院子弟，「大院在“文革”以前，那個地方是特權的地方。但是眷村基本上不是特權的所在地，而且房子都很破的，是很底層的，他們連到村外都沒辦法去的。就是那种貧民區一樣的，把他們圈在一個地方，這是很大的區别。」云云。

顧曉鳴本身是歷史系、旅遊管理系教授、社會學家，復旦大學也是中國一流的重點大學，但我要不客氣的批評，他關於台灣眷村的相關評論顯然是謊言。這有兩種可能，他是道聽塗說、看了三流的戲劇以致於有錯誤的想像，或他根本沒研讀過相關著作便胡拼亂湊一番。眷村人怎麼會沒辦法到村外呢？又不是一個城堡把眷村圍起來，雖有人說眷村是「竹籬笆」，但這「竹籬笆」可是有門可以自由出入的，眷村人無論要上班上學購物都能出村子，外人也可以進去，以眷村文化的一個特色來說好了，眷村黑道不能向村外發展，難道在村裡面打鄰居嗎？

另一點是「…但是眷村基本上不是特權的所在地，而且房子都很破的，是很底層的，他們連到村外都沒辦法去的。就是那种貧民區一樣的，把他們圈在一個地方，這是很大的區别。…」這段話。

南都娛樂週刊1月23日報導說「…按照一些學者的定義，大院子弟是建國後在北京黨政軍機關大院長大的幹部子弟，以50、60後為生力軍，部分40後做補充，“文革”在京各大高校、中學的派系鬥爭在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版圖上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群落和現象…」，把這些人替代為台灣眷村人也未嘗不可外，眷村文化最引以為傲的一部份「將軍村」，至少可以比擬「大院」吧？連蔣曉雲「都是因為王偉忠」都說「…讓後人知道台灣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軍區大院」外面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台灣的「軍區大院」比不上北京的大院嗎？

我在2004年時曾去拜訪一些廢棄眷村，轉眼也10年了，當時也拍了一些照片，一丁點都沒有這些眷村像「貧民區」的感覺，一個社會學家到底有何根據講這些話？台灣網友喜歡說「有圖有真相」，我就貼幾張照片來看看：

三重一村，家家有院子與冷氣，哪裡像「貧民區」？

建國十二村廢棄已久也遭遇過幾次火災，除了門窗被拆外，經過這麼多事故仍保有當年的良好建築，還有些房有院子。

台灣過去有許多人從政治投票傾向來批評眷村，從前是說眷村「竹籬笆」與社會有隔閡，最近從台灣官方文件看到說眷村是族群融合的象徵！？現在更多的是彩繪眷村，這樣的眷村就是彩色的嗎？中國部份學者欠缺學術專業，對現在眷村人的處境與受到台灣政府如何的照顧都屬於無知的狀態，引喻失義也就罷了，以訛傳訛指皂為白的竄改歷史才最令人心驚！

我並不喜歡馮小剛，曾批評集結號背後的思維，但就算你們再怎麼討厭北京大院子弟，也不應該替台灣大院子弟漂白造假！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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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眷村子弟 樸實中帶鄉愁

旺報 記者簡立欣／綜合報導 2014年01月24日 04:09

大陸「大院子弟」和台灣「眷村子弟」看來類似，都在相對封閉環境下長大、多少都有民族主義情結，也出了很多文化人、娛樂界人士。不過大陸學者釐清，兩者很不同，因為台灣眷村很底層，「像貧民區一樣。」

作家朱西甯及3個作家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電視圈王偉忠、戲劇界賴聲川等都是眷村人士，也都善用他們的眷村經驗發表作品。

《南都娛樂周刊》採訪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指台灣眷村文化在某些方面和大院有點像，也輸出一批優秀作家、藝術家，跟大院文化輸出的那批人有何不 同？

顧曉鳴斬釘截鐵地說：「很不一樣！（台灣眷村子弟）他們會有鄉愁。」顧曉鳴解釋，大院在文革以前是特權所在地，有驕傲感；台灣眷村卻不是，而且房子都很破、很底層，連到村外都沒辦法，像貧民區一樣，把眷村子弟圈在一個地方，和大院有很大區別。

另外，眷村子弟是大陸遷台後代，裡面形形色色有各種語言，因此是大陸文化和台灣生活狀態混合成的特殊事物。相較之下大院子弟生活的狀態比較單一。

顧曉鳴說，馮小剛在大院長大，從藝術面來看，他的作品跟大院外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很有隔閡，和一般群眾也很有隔閡。

細數娛樂圈大院子弟：馮小剛赴王朔飯局居末席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c.m.news.cn/ent/2014-01/23/d_126046885.htm

 2014年01月23日 08:08:59  來源：  南都娛樂周刊

　　顧曉鳴：“馮小剛這一次是自覺不自覺的華麗裸奔”

　　南都娛樂周刊：馮小剛在網上跟影評人掐架這事您怎麼看？

　　顧曉鳴：其實馮小剛走到這一步很不容易，但一個人要毀掉自己是很容易的。我感到很可惜。馮小剛有一種悲天憫人的很好的素質，他的《唐山大地震》也好，《一九四二》也好，他其實有這種情懷。但他沒有把這種情懷堅持下去，這是非常可惜的。其實我們內在深處都有一個“小”，都有一個不好的習氣，都有驕傲、自私，乃至有一種痞氣，如果得意忘形了，以為自己了不起了，或者講憤怒忘形了，那麼一不小心就會把自己西裝底下的東西暴露出來了。我們上一時期所迷戀的那些馮小剛式的喜劇、王朔式的調侃，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馮小剛那些電影從今天看來，它們的價值、功能已經盡了，他們的水平其實都是不夠的。今天這個事件的發生，是中國電影和中國電影人像蟬蛻皮一樣進入到新的境界的重大文化事件，馮小剛開始感覺到了時代那種非常大的壓力，這時他失態了。馮小剛一定是很敏感的，知道這個時代要離他而去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現在長大的一代，他們拍的喜劇片、他們所玩的橋段、現在網上很多這種幽默的橋段，馮小剛和王朔都沒有了。所以現在的壓力，對于這些敏感的電影人來講，這一次他是內心有意識的非常大的反彈，那就是抗拒。

　　南都娛樂周刊：像馮小剛、王朔這群從軍隊大院出來的子弟他們在性格上或是作品表達上有什麼樣的共性？

　　顧曉鳴：很多導演都是大院裏面出來的，人家都是雷厲風行，拿腔拿調。大院裏出了好多非常有剛性的，非常有分量的作品。大院裏面有種氛圍往往是敢去做，尤其是八十年代的時候，敢于表白，敢于描寫，不是優柔寡斷。還有一點，馮小剛、王朔他們既不是“文革”裏面主要的參與者，甚至也不是受害者。他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因為年齡的關係，很幸運地只是目睹了這樣的一段時間。但這使他們變得玩世不恭，以一種特殊的身份，更廣泛地參與到北京的社會中間去。他把北京草根的這些東西，很雜的東西混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內心深處有種強悍。同時他們也帶有這個時代裏的正義感，所謂正義感就是為窮人講話，他們也有種愛國的，革命的感情。所以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以後，馮小剛就變成一個非常復雜的混合體。所以大院既有那種正義的、紅色的，但同時因為大院越是有特權，在“文革”期間被衝擊得越是厲害。所以那批人其實都有一種突然被拋到大街上的感覺，那就形成了他們以後敢于在一個新浪潮來的時候，用比較調侃的方式去表達自己。同時當機會來的時候，敢于去拍電影，敢于去做一些他們不敢做的事情。一直到他們敢于在大庭廣眾裏面、在公眾頭上去拉屎。他那種行為就像是什麼都不怕了，敢把我全部的真相，全部的外衣，全部的東西脫掉。所以馮小剛這一次是自覺不自覺的“華麗”裸奔。包括今天馮小剛能到這一步，就像“文革”期間貼大字報一樣的，看上去都好像講道理，其實都是謾罵。表面上我們都是大辯論，其實都是亂扣帽子，都是用很惡毒的語言。

　　南都娛樂周刊：臺灣的眷村文化在某些方面和大院也是有點像，眷村也輸出的一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這跟大院文化輸出的那一批人，有什麼不一樣嗎？

　　顧曉鳴：很不一樣，他們會有鄉愁。大院在“文革”以前，那個地方是特權的地方。但是眷村基本上不是特權的所在地，而且房子都很破的，是很底層的，他們連到村外都沒辦法去的。就是那種貧民區一樣的，把他們圈在一個地方，這是很大的區別。另外，眷村最重要的是大陸過去的，所以他裏面形形色色，各種語言。其實是大陸的文化和臺灣的那種生活狀態形成了一個特殊的東西。大院子弟他們算是有特權的，因為是有驕傲感存在的一代。回到馮小剛，馮小剛在大院長大。他的東西，從藝術本身，我這不是扣帽子，他跟大院其實歸根到底和大院外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很有隔膜的，他和一般的群眾其實也很有隔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