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前頭：

　　寫完「白馬寺的馬不白」之後，繼續寫續集－龍門石窟，寫寫停停的，現在第149期《美佛慧訊》和《美國佛教會創會五十周年特刊》開工在即，在找資料時讀到好友溫金玉教授這篇與白馬寺有關的文章，特貼上和大家分享。

　　轉眼今天就是大年初二了，趁著年味正濃，先向大家拜年，祝福朋友馬年大吉，事業志業一馬當先，事事馬到成功，精神如龍馬。

                                     驛涵合十祝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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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文化圈與中國文化圈是形成於古代亞洲的兩大文化圈。

　　從地理上說，中印儘管都處於亞洲大陸之內，但一直被青藏高原和喜馬拉雅山所阻隔，形成了完全異質的兩大文化，很長時間處於相隔離的狀態。西元前二世紀末，絲綢之路的開通，使這兩大文化圈的交流成為可能。從此，在這條路上行走的不僅是往來的商旅，還有各國的文化使者，佛教就是隨著商旅馬隊的清脆蹄聲傳入中原內地的。

　　佛教傳入中國的西漢末年，戰亂不止，土地兼併嚴重，百姓流離失所，社會動盪不安。王莽篡權，綠林赤眉起義，昆陽大戰，凡此種種使得人心不寧，社會失序。其時，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儒學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約束下，已陷於呆板僵化的境地，煩瑣迂腐的兩漢經學與神秘荒唐的讖緯之學，遭到社會普遍棄置，加之儒學奉行「未知生，焉知死」的原則，並推崇「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學術主張。

　　儒學核心理念所突顯的是經世致用的世間學問，而對人生歸宿、死後世界卻棄之未問，這樣在儒學中就天然地存在一塊未曾觸摸的思想區。這樣的狀態對於儒學來說是一個致命傷，使其人生價值指導的功能大大消弱。反觀佛教恰恰在對生命的感悟、對無常的正視、對苦難的體察方面有著獨到的見地。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佛教對生命的這份細微洞察，對終極關懷的深切關注，喚起了受難民眾的皈依意識，從而成為民眾信仰世界的又一個選擇。所以，從思想信仰層面來說，佛教的傳入正好打破了「儒術獨尊」、「萬馬齊暗」這樣單一的思想局面，為漢地百姓的精神信仰天空又增添了一顆耀眼的星辰。由此，在日後的文化演進過程中，也構築了儒釋道三教融合的中華傳統文化大廈。佛教的傳入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原有格局，也改變了佛教自身固有的風貌，這就是學者們經常說的佛教的中國化或佛教的化中國，也有的學者將此現象稱為佛教的本土化。可以說，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人類文化傳播史上的成功典範。

　　佛教傳入中國有多種傳說，在諸多傳說中，以漢明感夢求法最為著名，也最為流行。

　　相傳漢明帝劉莊夜寢南宮，夢見金人，身有日光，飛行虛空。次日以問群臣，得知夢中飛行者為佛，遂遣使臣前往西域求取佛法。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氏國（今阿富汗一帶）遇上了準備到中國宣講佛法的天竺（古印度）高僧攝摩騰和竺法蘭。並得佛經、畫像，用白馬馱載，他們一同跋山涉水，於永平十年（67）來到京城洛陽。漢明帝敕令修建寺院。由此佛法在中原大地弘布開來。儘管後世學者考證這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但它的文化象徵意義卻不可低估。因為文化的傳播與演進並非像一個事件那樣有時間、地點的準確發生，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佛教的西來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漢明感夢求法」的傳說正是對佛法東傳這一文化現象的一種象徵性表達，為這一文化事態確立了一個標識，最終成為帶有總結性的一個文化符號。同時，「漢明感夢求法」的傳說也昭示了文化傳播學的一個真理，即文化的交流傳播是雙向的，求法使者與西來高僧在絲綢之路上的不期而遇，就說明了印地高僧有將佛法弘布天下的宏願，中土大地也有對佛法的需求性。理論在一個民族中實現的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於這個民族的需要程度。

　　漢明帝為了接待西來高僧，就在洛陽城西雍門外建造了一所寺院，傳說為銘記白馬馱經之功，遂將寺院取名「白馬寺」。

　　在《高僧傳．攝摩騰傳》還有一說是：「外國國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啟王，王即停壞諸寺，因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其實在佛教史上「白馬」本身的寓義已無關緊要，真正的文化意義在於它是佛教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結果的標誌。

　　有了這一寺院，佛教就有了合法的生存空間；有了這一寺院，西來高僧就有了傳法佈道的基地；有了這一寺院，中國佛教就擁有了本土化的第一道場。白馬寺的建立，使玄遠虛幻的西來佛法有了清晰明確的見證，令「漢明感夢求法」的傳說有了實實在在的印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白馬寺被稱為「中華第一古刹」，它在中國佛教史和對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佔有了極其重要的地位。所以白馬寺一直被尊為「釋源」和「祖庭」。白馬寺由皇室建立，本身就體現了中國佛教的特色，也奠定了日後中國佛教法事依附於王權的發展模式。白馬寺在中華大地的誕生反映了佛法已初步為主流意識形態所接納，為民眾文化心理所認同。

　　在佛教初傳期，洛陽是中國佛教之重鎮，而白馬寺又是洛陽佛法中心所在，許多重大事項都發生在這裡，如梁慧皎《高僧傳》中，就將攝摩騰和竺法蘭在白馬寺合譯《四十二章經》的故事記載下來，儘管學界對於《四十二章經》的形成見解不一，但這一傳說同樣表徵了佛法初傳時的一種型態，那就是中國佛教發展的第一時期，主要是文本的譯介階段。

　　佛法初傳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讓中土人士能聽得明瞭、看得明白佛法到底在講什麼。佛教初傳期的譯經事業，幾乎都是在洛陽白馬寺展開的。歷千年之久的中土譯經事業就是由白馬寺肇始的。如今在白馬寺山門內大院東西兩側茂密的柏樹叢中，就有攝摩騰和竺法蘭的墳塚，在清涼台上還有二位高僧的塑像。這寄託著中國民眾對佛法初傳期篳路藍縷傳經授法的諸多文化恩人的追憶與感恩之情。

原文刊於《美佛慧訊》第110期，2007年9月出刊，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