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潔淨、明亮的地方

──格林威治村的華盛頓廣場 

　　　　　　　　　　　　　　　　　　　　　　　　／嚴華菊

摘要:夜幕低垂，每看到〈明亮的棋子〉燈罩下散發的昏黃燈光，有一種想要拿起一本書坐在燈下閱讀的衝動……我想起了海明威《一個潔淨、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1933）中那位坐在樹影下的老人，他並不是為了買醉才一直待在咖啡廳裡，而是因為店內潔淨、明亮、安詳的氣氛，讓老人不忍離去；老人渴望的不僅是一個乾淨的地方，更隱喻著心靈的追尋。不論任何年齡，人們在黑暗的夜晚中都需要亮光，可親的〈明亮的棋子〉彷彿城市中一個潔淨、明亮的地方，一個讓人們駐足與沉思、維持平衡與秩序的避風港……

夏日午後，紐約格林威治村的華盛頓廣場公園（Washington Square Park）總是吸引各式各樣的人潮：除了正在討論功課、排演戲劇的紐約大學學生，和坐在公園座椅及有限的草地上野餐、閒聊、閱讀、休息的人們外，公園中央的噴水池旁聚滿了欣賞街頭藝人和搖滾音樂演出的男女老幼，兒童們在兩個遊樂場玩耍，不同大小的狗分別在大、小狗園內嬉鬧，還有年輕人在公園的小丘上練習滑板或奔跑。空中瀰漫著音樂、嬉鬧、掌聲、歡樂聲，如果此時你可以忍住暫時不戴耳機聽iPod或講手機，應該可以聽到身旁的人戲劇般內容的對白。就在此起彼落的聲響中，有一群人似乎完全不受任何外在的干擾，專心地坐在公園西南角落的椅子上下西洋棋。

雖然從1960年代開始，在包括小羅斯福總統夫人Eleanor Roosevelt與都市研究者珍‧雅各（Jane Jacobs）等當地居民的強力抗議聲中，車輛從此不能再從第五大道穿越華盛頓廣場公園，但穿梭在公園四周的嬰兒車、腳踏車、慢跑者、滑板少年、遛狗者、松鼠等，還是構成了一幅繁忙的交通景象。即使到了日落黃昏，園內的街燈亮起，公園還是熱鬧非凡，特別是拱門下放映的露天電影、即興的戲劇表演、逕自坐在草地上拿著吉他高歌的年輕人，都引來路人的注意；另一端，附近居民與學生三三兩兩地坐在公園的角落，享受夏日微風。直到夜幕低垂，人潮逐漸散去後，公園才又恢復些許寧靜。

過度使用的華盛頓廣場公園　

佔地9.4英畝，位於格林威治村心臟地帶的華盛頓廣場，在1827年正式成為公園前，還是一片沼澤、貧困窮人的無名墓地和絞刑示眾的現場。相對於公園北方被稱作「The Row」的一排大理石、希臘列柱、精雕細琢的鐵欄杆等建築細節組成的紅磚房屋，廣場南方是德國、愛爾蘭等移民居住的廉價公寓。因為兩者間的懸殊差異，當1889年為慶祝華盛頓總統就職百年，而準備在公園北方豎起一座由當時知名的McKim Mead & White建築事務所的懷特（Stanford White, 1889-92）設計的紀念拱門時，引起了許多人士關切，質疑在靠近貧民區的地方設立高雅、豪華拱門的正確性及必要性。但當時的市民藝術委員會（Citizens Committee on Art）主席Henry Marquand卻獨排眾議，堅持美感、建築、藝術不應有貧賤富貴之分，而是屬於每位市民的。

凱旋門造型的木質拱門在公園北方豎起後廣受民眾喜愛，有關單位便在紀念活動結束後兩天，宣布以大理石重新製作一座永久的〈華盛頓廣場拱門〉（Washington Square Arch, 1895）。兩名藝術家Alexander Stirling Calder與 Herman MacNeil於1916與 1918年，先後在拱門北側加上分別代表將軍與總統身分的華盛頓全身像。Beaux-Arts 造型、77英呎高的拱門，很快地成為格林威治村的象徵和紐約地標，站在拱門中央剛好可以看見不遠處的帝國大廈。但歷經近百年的日曬雨淋與空氣污染，大理石雕像的表面逐漸惡化，讓人無法辨識華盛頓的五官；直到2004年，在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與270萬美元的修護費後，才又重新呈現華盛頓雕像的原貌。

從19世紀末開始，格林威治村便是文人交會的地方；1916年，杜象與幾位藝術家在半夜偷偷登上拱門，宣稱華盛頓廣場為「自由、獨立的新波希米亞國度」，開啟了格林威治村作為崇尚自由、兼具率性與反叛特性的藝術現場，以及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發表意見的地方。1950年代的華盛頓廣場公園是詩人、歌手與藝術家逗留的地方；1960年代，廣場上聚集了無數示威抗議的民眾。華盛頓廣場公園在80年代成為販毒者的天堂，一般人多不敢靠近它，直到1990年代經警察與市政府整頓、驅離毒梟後，公園才又成為眾人聚集的公共場所。教室與宿舍都圍繞在華盛頓廣場公園四周的紐約大學是這裡最大的地主，公園儼然成為校園的一部分，每年五月的畢業典禮也是在廣場中央舉行。現在的格林威治村已搖身一變，成為高級住宅區，少有人負擔得起超過2000美元月租的單身公寓。但公園附近的咖啡廳、小酒館等，仍保留著藝術家聚集時的頹廢風味，讓嚮往波希米亞風情的人，有個懷舊的去處。每次經過公園時，總會看見藝術家、紐約大學學生、格林威治村居民、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齊聚一堂，不斷地在眼前交織。

雖然在成立後歷經幾次整建，華盛頓廣場公園內部與附近的道路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公園北方的紅磚房，還保留著Henry James的《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 1880）書中的模樣，只是現已成為紐約大學的辦公室。十九世紀下半葉，義大利移民提議由 Giovanni Turini（1841-1899）刻畫準備拔劍的義大利建國之父〈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88）與John Quincy Adams Ward（1830-1910）設計，紀念鋼鐵工程師〈何利〉（Alexander Lyman Holly, 1890）的兩座銅雕，至今依舊站在原始的大理石基座上。除了概念藝術家羅倫斯‧韋納（Lawrence Weiner, 1942-）受公共藝術基金會委託，於2000年創作取代園內既有人孔蓋的作品，以及紀念911事件而放置在園中草地上的一塊石頭，鮮少看見其他公共藝術作品在園內展出。這也難怪，因為一般設立公共藝術的目的，不外乎為了吸引人們，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對於早被絡繹不絕的人潮過度使用的華盛頓廣場公園而言，實在不需要再以添加的作品來吸引更多人群。

大型彩色燈罩與西洋棋子　

或許因為公園沒有閒置空間和對臨時設立的藝術作品缺乏興趣，格林威治村藝術家瑪裘瑞‧考司（Marjorie Kouns）花了五年時間，與紐約市文化局、公園管理處、華盛頓廣場社區委員會、公園內的棋手等個人與團體溝通、協調後，才實現了多年來在華盛頓廣場設置藝術作品的心願。不僅她的作品呼應所在地的人文環境，贊助者也是來自華盛頓廣場附近的星巴客咖啡廳、格林威治村的房地產公司等社區成員。由於使用現成物與暫時的媒材，考司只花了5萬多美元便完成〈明亮的棋子〉（Well-Lit Chess Pieces, 2005），這個費用可能只是一些大型公共藝術的零頭而已。

大小不同的26個彩色燈飾散佈在華盛頓廣場內，當華燈初上、公園的四個角落與噴水池周圍的路燈亮起時，考司的作品給予人們一種回家的感覺。放在原有街燈外的彩色燈罩，配合著街燈下的公園座椅，不僅讓公園角落的路燈看來像檯燈、將公園變成了客廳，溫柔的光線也為幽暗的夜晚增添寧靜的氣息。

考司將塗了壓克力塗料與密封亮光釉的耐熱帆布捲成圓桶狀，再用鋼繩與 U型螺栓固定在公園的街燈上。鮮豔的紫色、綠色、黃色、紅色、橘色、藍色的燈罩上，繪製有眼睛、英文字母、心電圖、幾何形狀、花與抽象圖案。部分考司的燈飾只是簡單的圓桶狀燈罩，有的燈罩下面則掛有一個個耳環般的串珠裝飾，為原本簡單的燈飾增添華麗的姿態。相較於東南角熱情的紅色與黃色燈飾，東北角的燈飾以冷淡的藍色、紫色調為主。此外，公園西南角的燈罩上以西洋棋為主題的圖案，恰巧配合了街燈下的西洋棋桌，以及站在草地上與花叢間的11個大型西洋棋子雕塑。

〈明亮的棋子〉除了26個彩色燈罩，還包括一位國王、王后、主教，兩個騎士與城堡，與四個小兵，總共11個3至6英呎高、2至3英呎寬的大型立體西洋棋子。藝術家利用細鐵絲格網圍在現成的不鏽鋼棋子框架外圍，再用絨布細鐵絲捲管（pipe cleaner），將上千個彩色、甚至有紐約地鐵票造型的木質、塑膠、鐵薄片，一層層地繫在大棋子的細鐵絲支架網上，最後將一個個棋子固定在草地上或花圃中，便大功告成。考司還在一座小兵棋子雕塑旁，放置了一個裡面裝有裝飾棋子用的薄片的塑膠杯，供人們收藏她使用的材料。不選擇大理石、鋼、銅等傳統雕塑材料，而利用現成物與暫時的媒材，〈明亮的棋子〉反映了來往於這個角落的各階層人物：大西洋棋子雕塑、下棋的棋手、觀望棋賽的人們與路人等，形成了趣味組合，彷彿一場大型棋賽正在進行著。

考司的大棋子所在的公園「西洋棋角落」，又被當地人暱稱為「蛇坑」（the snake pit）；這個角落和公園南方販賣西洋棋組的Thompson街，構成了紐約的西洋棋區。每天一大清早，就有人坐在西洋棋角落，等著人下棋；下班後或星期假日，想下棋的人多到要排隊才有機會大展身手。參與棋賽的人多是附近居民、紐約大學師生、觀光客，或是已在此地下棋多年的專業棋士，他們可能就靠著贏每場棋的3美元獎金過活；公然賭博當然是違法的，但並沒有人介意這些小錢的交易。下棋讓人們暫時忘卻工作或生活的煩惱，西洋棋不只是他們的樂趣、一種運動或競賽，更是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童話故事中常出現會思考、自己移動的西洋棋子，既嚴肅又刺激的棋賽與幽默造型的棋子，是藝術家創作的靈感。就像下棋的人視西洋棋為生命的一部分，考司體會西洋棋和生命一樣，都是充滿機智、機率、機會，具有不同的可能。她將公園當作戶外藝廊，讓忽然出現的作品，刺激人們的對談及與旁人的互動；或許藉由這些超過半個人身高的大棋子與公園棋手組成的畫面，能引發人們思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使平常對藝術沒什麼興趣的專業棋手，也覺得這些回應公園特色與自己生活的創作，讓公園除了四季變化之外，也因公共藝術而展現不同的風貌。

考司自1980年起，便在華盛頓廣場公園南方的Bleecker街上的個人工作室創作，從事公共藝術發展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製作前與人們交談、作品完成後回答欣賞者的問題，都是刺激考司創作的元素與過程。她的燈罩、壁畫、地畫，曾出現在紐約的時代廣場與Christopher街，以及香港、歐洲等地。不論是使用何種媒材，考司從每個人都可接近的公共藝術之合作特性出發，對作品與觀者間的關係特別感興趣；利用出現在公共場所的作品，刺激人們的好奇心，進而駐足觀看。她期待自己的作品不僅帶給人們歡樂，也能夠引發討論、反應群眾與社區對作品之好惡之情，使得當旁觀者成為創作的一部分的同時，更讓藝術進入人們的生活中。

公共空間與「第三地」　

紐約市人口密集，大多數人家的空間都十分有限，更沒有幾個人擁有私人花園，因此人們常把家附近的咖啡廳當成客廳，視公園為自家的後院。〈明亮的棋子〉的燈飾把公園裝扮成客廳的樣貌，讓人們思考：當在都市內的公共生活與公共空間逐漸消逝之際，個人在公共空間內的私人活動範疇與模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公園和咖啡館、酒吧、轉角的商店、理髮廳、小餐廳、書店一樣，成了我們在家與工作場地之外，流連與社交的「第三地」。Ray Oldenburg 《The Great Good Place》書中的「第三地」（the third place）， 是社會意識的心臟、公民社會的基礎；人們需要第三地和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對話，它對公民社會與社區活力有深遠的影響。〈明亮的棋子〉提供人們在喧囂、匆忙的城市中，一個慢下來的理由，提醒我們人與人之間友善互動的重要性。

〈明亮的棋子〉與站立近百年的華盛頓廣場拱門與園中的銅雕截然不同之處，是它的暫時性；作品反映了從19世紀的公共雕像到今天公共藝術設立的變革：不朽的材質製作紀念偉人生平事蹟和歌功頌德的雕像，被利用現成物或任何媒材製作、描述社區與一般市井小民的作品所取代，反映時空的公共藝術成為所在地、人文、環境的一部分，而不再僅是街道的裝飾而已。相較於剛花了270萬美金維護的〈華盛頓廣場拱門〉，經濟的〈明亮的棋子〉提供人們一個思考、交流的機會，證明了不是只有昂貴、充滿華麗裝飾的作品才能夠發人省思。

2005年夏天過後，華盛頓廣場公園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耗資1千6百萬美元的重金改造計畫除了將修護園中的座椅、道路、噴水池，把當初從59街搬到廣場的噴水池移到拱門中央、建構嶄新的兒童遊樂場外，還將剷除示威抗議人士與表演團體常使用的一個小舞台，和少年們練習滑板的三座鋪有柏油的小丘，最重要的是要在公園四周架設四英呎高的鐵欄杆，以便晚上上鎖、讓人無法在夜間進入園內。不滿公園現狀的居民，認為這項整修計畫早該執行了，希望能讓公園回復到1827年剛完成的樣貌；但有人質疑：整建計畫並未考慮到同樣使用公園的棋士與兒童，在公園關閉期間，那些人要去哪兒下棋或玩耍？更多人擔心鐵欄杆限制了人們活動的時間，不僅忽略了只有在夜間才有機會造訪公園的人們，修建後的華盛頓廣場公園更將失去原有的自由、開放的魅力，而變得和其他公園一樣，沒有任何特色。

當都市的生活角落充斥著相仿的商店、咖啡廳、大賣場、書店，那些具有地區性、提供人們互動的地方似乎越來越少了。集結了地方歷史與期望的「真實」的地方，才能夠給予人們實在的經驗；這些經驗並非由同一個模子複製、或是講究速成的空間就可以達成的，而需要時間累積、藉由環境與居民互動、綜合了集體與個人的記憶，才會產生的結果。也難怪擔憂華盛頓廣場整建計畫的人們，感嘆格林威治村的精神會隨著新的公園出現而消失。

平常人們熟悉的公園，因為考司的燈飾與棋子而變得有些陌生。夜幕低垂，每看到〈明亮的棋子〉燈罩下散發的昏黃燈光，有一種想要拿起一本書坐在燈下閱讀的衝動；微弱的燈光當然不適合在夜晚閱讀時使用，或許它也提醒了人們在家中讀書的樂趣。當夜裡下起雨來，從燈罩上垂下的水滴彷彿滾動的淚珠，雖然不能坐在燈下被浸濕的公園座椅上，還是可以撐著傘、站在燈光下，望著搖動的樹影，引發無限的想像。

我想起了海明威的《一個潔淨、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 1933）中那位坐在樹影下的老人，他並不是為了買醉才一直待在咖啡廳裡，而是因為店內潔淨、明亮、安詳的氣氛，讓老人不忍離去；老人渴望的不僅是一個乾淨的地方，更隱喻著心靈的追尋。不論任何年齡，人們在黑暗的夜晚中都需要亮光，可親的〈明亮的棋子〉彷彿城市中一個潔淨、明亮的地方，一個讓人們駐足與沉思、維持平衡與秩序的避風港；而我們就像站在街燈旁草地上的西洋棋子一樣，即使遇到暫時的挫敗也不能停止向前。(本文收錄於<紐約藝術時區--sometime in New York>，嚴華菊，典藏藝術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