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中利用了許多數學原理，博弈論是其中一。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也是以博弈論得名。

　　博弈論是數學的一門，更確切地說是運籌學的一個分支，博弈論關心的是日常經濟生活問題，理論是從棋弈、撲克和戰爭等帶有競賽、對抗和決策性質的問題中借用的術語，聽上去有點玄奧，實際上卻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博弈論大師看經濟社會問題猶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於遊戲之中，所以多從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瑣事入手，容易為人理解。

　　博弈論又有所謂＜非合作博弈——納什均衡＞這個延伸，有個著名的例子，叫「囚犯的兩難處境」。

　　話說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殺，財物被盜。警方在此案的偵查過程中，抓到兩個嫌疑人，並從他們的住處搜出被害人家中丟失的財物。但是他們矢口否認曾殺過人，辯稱是先發現富翁被殺，然後順手牽羊偷了點兒東西。

　　於是警方將兩人隔離，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進行審訊。由地方檢察官分別和每個人單獨談話。

　　檢察官說：「你們的偷盜罪已有確鑿的證據，刑期起碼一年。但是，我可以和你做個交易。如果你坦白供出同伴的殺人罪行，我只判你三個月的監禁，但你的同夥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夥檢舉，那麼你就將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個月的監禁。但是，如果你們兩人都坦白交代，那麼，你們都要被判5年刑。」

　　二人該怎麼辦呢？他們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坦白或抵賴。

　　顯然最好的策略是雙方都抵賴，結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偷盜罪。但是由於兩人處於隔離的情況下無法串通。所以，按照「納什均衡」的理論，每個人都是從利己的目的出發，他們選擇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監禁———3個月，但前提是同夥抵賴，顯然要比自己抵賴要坐10年牢好。這種策略是損人利己的策略。不僅如此，坦白還有更多的好處。如果對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賴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還是應該選擇坦白交代，即使兩人同時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總比被判10年好吧。

　　所以，兩人合理的選擇是坦白，原本對雙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賴）和結局（被判1年刑）就不會出現。這樣兩人都選擇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結局被稱為「納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為每一方在選擇策略時都沒有「共謀」（串通），他們只是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策略。

　　好了，上面是「非合作博弈論」的分析，也能在許多範疇上給與精確合理的解釋，比如市場上的價格戰甚至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戰便是。

　　但單以「囚犯的兩難處境」這例子而論，沒有法官在場，檢察官一人說話算數，並且可以自訂刑期，這只有極權國家才有吧；況且，當中還忽略了一項最重要的考量－－義。

　　朋輩間，不管是串謀為非作歹也好，戰場上的戰友合作也好，最講這個「義」字，即是說，坦白供出同謀就是沒義氣，這還了得，以後怎麼能做人。

　　義薄雲天，義所當為，義無反顧，義不容辭，捨生取義，這個「義」有時比死還要緊，香港警察局裡供奉的唯一神明是關雲長關二哥，這位美髯公同時亦是黑道中人信奉的精神代表，關公幾乎就等于「義」的活解釋。

　　「義」是中國人，或者更準確的說，是中國男人特有的情操，可以上溯到桃園三結義或更久遠的年代，男人們結義金蘭後就有了生死與共的盟約，終生不能背棄，即管威脅到生命也決不皺一下眉頭，何況區區幾年牢獄之苦。

　　我們當然不能說那兩個人一定結了義做兄弟，但能夠一起犯案，某程度上有了默契，有了一種不用說出來的「義氣」的維繫。

　　一般人有一套基本的道德標準，同樣的，黑道上也自有不成文的道德規範，殺人放火不算什麼，背叛和出賣卻正正違背了「義」，不義，沒義氣，被視為不恥和受人唾罵的，以後如何能在江湖立足，一個出賣兄弟的人，如何躲得過人家背後指指點點，將來如何取信別人。

　　「背信棄義」是無形的心理罪責，兩個囚犯現實的考量中，不能不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