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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景亚鹂:西安碑林“镇馆名碑”如何实证唐时文化交融?--景教碑下部及两侧刻有叙利亚文-波斯的祆教、摩尼教,叙利亚的景教
2023/02/23 22:15:12瀏覽56|回應0|推薦0
中国官方要求抵制西方“三权鼎立”等观点 时间: 2023-02-27 07:40:54
来源: 侨报网综合 编辑: 江塔
【侨报综合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文件,要求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等观点。
--smarter chinese should not blindly worship 西方“宪政”“三权鼎立”等观点, but inherit over 5000 history IQ ourself 观点 is the best. beside we can see since taiwan dirty LDW destroyed ROC 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caused rotten politicians from president to the bottom (same as usa). dont forget 西方观点 definitely not fit in China who has the most popullations.
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资料图。(图片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26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文件写道,要牢牢把握中共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全面贯彻中共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将中共的领导贯彻到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全过程各方面。
其中提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广大法学院校师生和法学理论工作者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
文件还要求,要教育引导法学理论工作者努力做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中共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法学院校和科研院所党组织要从严落实好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切实把好方向、管好阵地、建好队伍。
此外,文件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法学院校区域布局与学科专业布局更加均衡,法学教育管理指导体制更加完善,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重点领域人才短板加快补齐,法学理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能力持续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更加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

大熊猫“乐乐”死因初步确定 中方为接返“丫丫”做准备 时间: 2023-02-26 02:14:04
来源: 侨报网综合 编辑: 江塔
【侨报网综合讯】近日,旅美大熊猫“乐乐”的离世以及“丫丫”的健康情况备受关注。中国动物园协会26日发布消息,“乐乐”的死因已初步确定,中方已为接返“丫丫”做好准备。
2月4日,在孟菲斯动物园,市民在大熊猫“乐乐”的照片前悼念。(图片来源:新华社)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消息,中方赴美大熊猫专家组抵达孟菲斯动物园后,与美方专家共同完成了对大熊猫“乐乐”的尸体解剖检查,解剖排除了导致动物意外死亡的如肠扭转、主动脉破裂、肝脓肿破裂或大出血等常见病因。观察到心脏病变,初步判定是其死亡的原因,但需要进一步的病理检测结果确认。
同时,专家组现场察看了大熊猫“丫丫”的健康状况,调阅了其体检报告和健康月报。评估认为,目前“丫丫”除皮肤病导致的毛发脱落外,食欲良好,粪便性状正常,体重稳定。专家组还就“丫丫”的被毛异常情况与孟菲斯园方进行了讨论,并就“丫丫”的饲养和护理向美方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报道称,中美双方正在积极协调,办理有关手续,争取早日运输大熊猫“丫丫”返华。目前,中方已经发放了进口许可证、检疫许可,确定了检疫场所,做好了相关准备工作。
据此前报道,25岁的“乐乐”于1日早晨被发现死亡。中国相关部门对“乐乐”突然去世十分关切,通知美方妥善保存尸体,并及时组建专家组,尽快前往孟菲斯动物园,与美方专家共同开展大熊猫死亡原因调查。“乐乐”的离世也让两国人士更加关注“丫丫”的健康。有志愿者近日向媒体表示,“丫丫”除了大面积皮肤病、疑似营养不良、拉肚子,还伴有刻板行为。不少中国网民呼吁在今年4月租借协议到期之前,让“丫丫”提前返华接受治疗
--丫丫 is lucky, cant believe usa dont know how to cure 丫丫大面积皮肤病!

湖南“臭豆腐”首次出口 经海运销往北美 2023年02月23日 16:01 来源:中国新闻网
韶山海关工作人员在臭豆腐包装线上查验。 李新辉 摄
  中新网韶山2月23日电 (何古璇)2月22日,一批重3.5吨、经液氮锁鲜的“臭豆腐”由长沙海关所属韶山海关验放。这是湖南首次出口“臭豆腐”食品,自湖南王新状食品有限公司仓库启运后,经深圳口岸,通过海运运抵北美餐桌。
--thats right let we know what new food-related products export so can pay attention. Expect can buy here soon, many years didnt eat my favourist 臭豆腐.
  臭豆腐是湖南的特色小吃,鲜香麻辣,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极具地方特色。此批出口的臭豆腐,采用古法发酵工艺、陈年黑茶打粉上色,运用液氮锁鲜技术,全程冷链运输,保质期可以达到18个月,顾客购买后经简单复炸即可“还原”成地道美味的湖南小吃。
  收集国内外豆制品、油炸小食等相关标准,严格执行出口食品检验检疫规定,落实通关便利措施……今年春节前,韶山海关了解到新搬迁到湘潭的湖南王新状食品有限公司有出口“臭豆腐”的计划,立即组织骨干专家送政策上门,提供从质量安全管控、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备案、报关报检、拟制证书、通关物流等“一条龙”服务。
  韶山海关还指导企业开展自检自控不断优化出口管理模式,引导企业提前申报;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标准,确保科学包装保持无菌环境,有针对性的研发、科学配比,兼顾营养、健康和口感;针对企业加急发货的需求,安排工作人员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完成备案注册。
  在韶山海关的指导下,王新状食品已经顺利完成HACCP体系认证,达到出口欧美食品的标准,并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企业有意向出口到货物实际出口的全流程。
  湖南王新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壮表示,下一步,公司还计划将臭豆腐出口至大洋洲、东南亚等地,丰富海外消费者的餐桌。(完) 【编辑:叶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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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确认陕西洛南盆地百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 时间: 2023-03-12 08:26:46
来源: 中新社 编辑: 李明
【侨报网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12日称,考古人员对位于陕西洛南盆地的夜塬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确认了洛南盆地百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该盆地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存在百万年前人类活动信息的重要地区之一。
洛南夜塬遗址发掘工作照。(图片来源:中新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中新社报道,洛南盆地是中国旧石器遗址分布最密集、出土石制品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盆地内发现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大型石刀等阿舍利工业类型石器,对研究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夜塬遗址位于洛南盆地西部,属于旷野类型旧石器遗址。本次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南部,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掘证实遗址地层堆积厚达24米,出土石制品12000余件,类型包括备料、石核、石片、修理工具、断块和碎屑等。
经研究分析,夜塬遗址在不晚于距今110万年前便有古人类文化遗存,当时人类的石器加工技术属于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工具主要为简单修理的刮削器、砍砸器等。距今约78万年至25万年前后,虽仍为简单石核石片技术体系,但古人类的石器技术持续进步,工具中新出现了单面修理、形态较规整的手镐。
从距今约25万年开始,人类活动进入繁盛期,并一直延续至距今10万年左右,古人类在此期间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物,在简单石核石片技术继续发展的同时,新出现了形态规整、修理精细的手斧、三棱手镐、薄刃斧等具有阿舍利技术特点的工具。
考古专家介绍,本次发掘出土遗物数量众多、内涵丰富,初步构建起了洛南盆地百万年以来古人类石器技术的发展脉络。此外,本次发掘也为中国境内阿舍利技术的出现和流行时代、早期人类的迁徙扩散以及旧石器时代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河南二里头考古背后有哪些“黑科技” 时间: 2023-03-10 04:16:43 来源: 《解放日报》
编辑: 少年
【侨报网讯】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公认的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综合运用各领域科技考古取得研究成果最多的遗址之一。
《解放日报》9日报道,在由中科院考古所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二里头遗址考古与夏文化研究系列学术讲座”中,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科技考古。
什么是科技考古
在考古发掘中,手铲是考古研究人员的必备工具。通过手铲发掘,考古研究人员挖到了很多古代的人工遗迹和遗物。他们挖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挖到了商代的墓葬,挖到了汉代的城墙,还挖到了唐代的宫殿。
然而,随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不断推进,我们在全面建立了古代物质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多的问题。比如,遗址的绝对年代、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及变迁、古人的体质特征、古人获取食物资源的生存活动情况、古人的生活方式、古人的营造方法、古人制作各种器物的工艺、古人的社会组织、古人的丧葬习俗、古人的祭祀特征、古人的文化交流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探索的问题要比几十年前复杂得多、深刻得多、全面得多。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图片来源:新华社)
再来看看世界考古学发展的现状和方向。在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所著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共有16个章节。其中,只有3个章节与科技考古没什么关系,其他包括考古学史、证据的多样性、遗址与遗迹的调查和发掘、断代方法与年代学、社会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内容都涉及科技考古。
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碳14测年方法确立并应用于考古研究以后,不断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技术应用于考古学,使考古学研究不断完善,思路不断开拓。比如,借助遥感来了解地下遗迹、遗物的形状和特征,通过基因研究了解古人的体质特征。不再是简单地通过器物的形状、纹饰来探讨不同地方的物质文化的交流,而是借助测试来分析器物的成分、结构,以确定它们来自哪里、有哪些共性等等。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考古?科技考古就是以考古学研究的思路为指引,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技术应用于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通过对考古遗址所在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取样,对多种遗迹和遗物进行鉴定、测试和分析,对各类与考古研究相关的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在一定程度上认识遗址或遗迹的空间信息、遗存的绝对年代、自然环境的特征、人类自身与体质相关的特征、人类的多种生存活动以及生产和社会行为特征,获取更多、更丰富的古代信息。
进入21世纪,在坚持考古学传统的地层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否更加科学、系统、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之一。
二里头有怎样的山川面貌
科技考古大致可以分为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冶金考古、陶器考古、玉石器考古、纺织品考古等领域。这些领域的众多科研成果,为考古遗存测定了绝对年代,复原了当时的自然环境状况,为研究古人的体质、基因、饮食等特征提供了各种信息,涉及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方方面面的研究,勾勒出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诸多细节。
今天,我们以二里头遗址作为一个精彩的案例,来讲述科技考古在考古工作中的运用以及取得的成果。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邑,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程中,科技考古的诸多领域都介入其中。可以说,它是迄今为止我国综合运用各领域科技考古取得研究成果最多的遗址之一。
第一,年代测定。
碳14测年方法是考古学中最主要的确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它通过在考古遗址中采集动植物遗存、含碳沉积物或其他含碳物质,测定生物体的死亡或沉积物的形成年代,以此推测考古遗址存在的绝对年代。这是目前考古研究的“标配”。
从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就开始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遗存进行碳14测定,这个工作目前仍在继续。通过研究基本确定,二里头遗址一共分四期: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680年,二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680年至公元前1610年,三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610年至公元前1560年,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560年至公元前1520年。
从更大范围来看,包括二里头在内的郑洛地区中,新砦遗址的早期年代为公元前1870年至公元前1785年,晚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790年至公元前1720年。王城岗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样,几个相近地区遗址的年代框架基本确立。
第二,环境考古。
环境考古主要是运用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地球化学、古地磁学、古生物学、沉积学和年代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古代自然环境进行综合研究。
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木炭的研究发现,遗址周围分布着大量的栎树阔叶林、杂木林和少量的松柏针叶林。这些树种大多喜暖湿,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气候总体上是温暖湿润的。
史前的二里头有怎样的山川面貌呢?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多次发生洪水事件,其中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洪水事件直接与二里头都邑的兴起相关。那次洪水属于特大洪水,洪水过后,这里出现了广阔平坦的泛滥平原,平原上的冲积土土质肥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特别是泛滥平原上多积水洼地,利于稻作生产。
洪水还造成了古洛河的决口和改道,导致洛河在二里头以西就注入伊河,从而使洛河和伊河合并成伊洛河。学者们推测,当时的二里头北依邙山、南傍伊洛河,二里头遗址位于冲积平原最南端的高地上。这与今天的环境地貌并不相同,正是通过环境考古,复原了当时二里头的样貌。
环境考古还发现,二里头遗址周边的野生动物有中国圆田螺、多瘤丽蚌、洞穴丽蚌等10余种贝类,鲤鱼等鱼类,龟、鳖、鳄等爬行类,雉、雕科、雁等鸟类,兔、豪猪、鼠、熊、虎等哺乳动物。周围的植被和野生动物为当时古人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二里头居民以什么为主食
第三,人骨考古。
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人骨标本共有76个个体。其中可以判断性别的有44个,男性15个,女性29个。男女比例为0.52比1,男性明显少于女性。这与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发现中男女比例约为1.5比1、男多女少的情况不太一样。
在这些人骨个体中,可准确判断年龄的有38个,其中未成年人有18个,最小的是个夭折的婴儿,仅有一例个体属于老年,多数为壮年。平均年龄约为23岁,整体来看非常年轻。这也与其他考古情况不一样,一般来说,新石器时代男性的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女性比男性小一两岁。
有专家认为,这个结果可能和人骨样本少有关系,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从人骨的形态特征来看,当时的二里头居民基本属于“古中原类型”,与河南龙山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大致相同。“古中原类型”是介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和南亚类型之间的体质类型。
另外,对二里头遗址28个人骨个体的线粒体DNA研究结果显示,单倍数种类较多,显示其母系来源多样,说明当时的二里头可能是一个父系社会。
从二里头遗址人的碳氮同位素测试结果来看,当时居民的食物结构以小米为主。锶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大部分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也有少部分是外来人口。
第四,动物考古。
动物考古的主要工作是对出土的动物遗骨进行研究,区分它们是家养动物还是野生动物。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内以家养动物为主,当时的居民获取的肉食资源主要来自家养动物。
通过对出土家养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确认这些家养动物为猪、狗、黄牛、绵羊,其中猪的地位最高,数量最多。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人和动物遗存的碳氮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当时猪、狗、黄牛的食物主要是小米的秸秆。说明这些家养动物不是放养的,而是人工喂养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通过对绵羊的研究发现,二里头二期时,大部分羊在3岁前就被宰杀了,应该是用于食肉。但到了二里头四期,大多数羊在3岁后才被宰杀,年龄超过6岁的羊占50%以上,这与产羊毛为目的的宰杀模式十分相近。
第五,植物考古。
研究发现,在二里头植物遗存中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从一期到四期,稻米的出土比例都很高,和粟(即小米)不相上下。根据统计数据,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现水稻遗存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在各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水稻所占比重都相对较低。
之所以出现这个特殊现象,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根据环境考古的结论,当时的气候条件温暖湿润,环境适于稻作农业,所以在二里头遗址周边曾经大规模种植水稻。另一种可能是,这些稻谷是从其他种植水稻的地区运来,专门供贵族食用的,这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青铜器生产已相当成熟
第六,冶金考古。
冶金考古的方法主要包括金相分析、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和电镜观察等。研究发现,从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纯铜所占的比例不断减少,青铜的比例不断增加,特别是四期青铜的铅含量有较大提高,说明合金材质发生了较大变化,这可能与使用的矿料来源和冶炼技术的变化有关。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铸铜作坊只能进行熔炼和铸造,说明获取矿料和冶炼是在其他地区完成的。目前科学家仅初步探明红铜从采矿到冶炼的整个产业链,锡和铅的产业链尚有待于今后的研究。
二里头时期的青铜器制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之前的铜器只有铜矛、铜铃、铜镜等小型铜器,到二里头时期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礼器。当时青铜器的生产涉及复杂的社会管理制度,需要有效地组织、调配、计划和管理,进行长距离调运金属资源。从冶炼、配制合金,到制作陶范、组合铸型,再进行浇注,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制作工艺,需要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密切合作。北京大学的陈建立教授指出:“陶范的制作是金属铸造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陶范和陶器的成形、纹饰制作、烧制是两种不同的工艺。当时的陶范工匠可能是一个脱离于陶器制作、拥有特殊技术传统的独立匠人集团,而且这种制范技术是世代传承的。”
第七,陶器考古。
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陶器制作原料大致相近。一期的纹饰以篮纹为主,二期以后以篮纹和绳纹为主,还有种类繁多的其他纹饰。
研究显示,陶礼器与日常用陶器的胎土成分有明显区别,二、三期时居住于宫殿区的王室贵族所使用的陶器,在防渗水能力、原料及制作技法上都要优于普通居民使用的陶器。研究发现,陶器制作的作坊中,有专门制作陶礼器的,也有专门制作日常用陶器的。
第八,玉石器考古。
二里头遗址利用的石料种类达32种,以砂岩为最多,安山岩次之,几乎所有的石料类型都可以在伊洛河两侧露出的地层及岩体中找到。
当时的石器制作技术以磨制为主。通过对石器宽度、厚度和刃部角的测量发现,石刀、石铲、石斧等器类的专业化制作程度较高,石镰、石钺次之,可能当时存在专门化的石器加工业。
玉器以闪石玉为主,制作工艺上先以片切割技术生产毛坯,然后采用琢制、锯切割、管钻穿孔和研磨抛光等技术,具有一定的技术流程。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器嵌片大小只有几毫米,其毛坯的制作使用了打制、研磨和锯片切割技术,毛坯边沿经过仔细打磨,形成各种形状,说明当时的技术非常高超。这些玉器产品都是贵族专用的。
勾勒古代中国的历史细节
最后,我们来把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与其他古文化遗址进行一番比较。
科技考古的结果显示,二里头遗址的居民当时已经能够生产五谷(粟、黍、水稻、大豆、小麦),有了4种家畜(猪、狗、牛、羊),出现了青铜器、陶礼器、绿松石器等,制骨作坊以牛骨为多。
如果把二里头遗址和商朝后期的殷墟遗址进行比较,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殷墟遗址中也发现了五谷,家养动物比二里头更多,除了猪、狗、牛、羊,还出现了鸡和马。金属、陶石器制作方面,殷墟遗址出现了铸铜作坊、制陶作坊、玉石器作坊,制骨作坊也以牛骨为多。如果说二里头遗址是门类齐全、初具规模,那么殷墟遗址则达到了规模化、规范化、系统化。
再把二里头遗址和更早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比较。我们发现,龙山文化遗址有五谷,有4种家畜,出现了小型的简单的铜器,也有了陶礼器,但制作工艺与二里头遗址存在明显差距。龙山文化的玉石器多磨制,骨器以鹿骨为主。可以看出,龙山文化还处于更早的文明雏形阶段。
如果把龙山文化和更早的仰韶文化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仰韶文化遗址中没有小麦、大豆、黄牛、绵羊和铜器,陶器和石器的制作工艺更简单,骨器以鹿骨为主。显而易见的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殷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再以5个相近地区的遗址考古来进行比较。西坡、二里头、王城岗、新砦、瓦店遗址都位于今天的郑州附近。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属于仰韶时代庙底沟类型的西坡遗址中,农作物有粟、黍和水稻,家养动物仅有狗和猪。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属于龙山文化的瓦店、王城岗和新砦等遗址的文化层里,出现了五谷和4种家畜。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王城岗、南洼、皂角树和新砦等遗址的文化层里,都出现了剪羊毛的现象。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新的生产力要素不断出现。虽然在不同的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有不同的政治中心,执政的统治集团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在比较统一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运转的。
科技考古为我们更加精确地勾勒出古代中国的历史细节。无论是回顾新中国考古的历史,还是审视当下,科技考古在考古学中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科技考古必将大有可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光辉历史,通过包括科技考古在内的全方位的考古学研究,中国学者一定能够为展示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自己的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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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发现距今6000多年石制蚕茧 2023年02月23日 20:42 来源:中国新闻网
考古人员在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工作。(资料图) 吉林大学供图
  中新网长春2月23日电 (郭佳 曲家伟)记者23日从吉林大学获悉,过去一年,该校考古团队在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首次发现2枚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期的石制蚕茧。
  2019年以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单位联合对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进行了调查与发掘,曾发掘出的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之一。
  2022年,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在师村遗址共发掘6座房址、8座瓮棺、10座墓葬、600余座灰坑等,所获遗存大致可分布于仰韶时代的早期和中期、东周、汉代等几个时期。该遗址自发掘以来石雕蚕蛹和陶制蚕蛹出土总数已达到6枚。
  “石制蚕茧的发现,与石雕蚕蛹共同揭示着早在6000多年前,在运城盆地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核心区域内,蚕在先民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研究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方启说。
  此前,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在师村遗址中发现了很多“石球”,但它们并不是趋近浑圆的“石球”,其底部有磨平甚至凹陷形制,这与蚕卵极其相似。
距今6000多年的石制蚕茧。(资料图) 吉林大学供图
  结合石雕蚕蛹、石制蚕茧、“石球”蚕卵等重点发现,以及2022年度该遗址主要发掘成果,方启对师村遗址聚落性质与功能提出了大胆判断。
  方启认为,师村遗址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般生活聚落,而是某大型生活聚落旁边专门以养蚕缫丝为主的原始手工业作坊聚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董新林对方启的判断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他说,根据现有发掘情况看,师村遗址的生活气息并不显著,以生产作坊为主的聚落遗址或者是大型生活聚落的生产劳动功能分区,这样的判定符合现有发掘区域的所示情况。
  为了揭开师村遗址隐藏着的秘密,吉林大学考古团队已经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目前,他们已在师村遗址附近的辕村遗址上,完成了文物采集、地表踏查和相关勘探工作。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乔梁指出,师村遗址与辕村遗址是否存在其他较为密切的社会联系,仍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掘不断进行揭示,但是以手工业生产作坊场所来对仰韶文化早期的师村遗址进行定性,是可以成立的。(完)【编辑:王昊】

东西问·镇馆之宝 | 徐大珍:楚大鼎何以体现浪漫楚国“最后的倔强”?2023年02月23日 19:44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2月20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二),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合肥2月23日电 题:楚大鼎何以体现浪漫楚国“最后的倔强”?
  ——专访安徽博物院副院长、文博研究馆员徐大珍  中新社记者 张强
  1933年安徽寿县楚幽王墓出土的楚大鼎,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安徽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楚大鼎亦称铸客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腹围284厘米,是战国后期楚国青铜饪食器,重达400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
  楚大鼎何以体现楚国人“最后的倔强”?楚大鼎经历过怎样的颠沛流离岁月?楚大鼎文化元素如何在现代传承?从事文物研究、管理、文化创意工作三十余年的安徽博物院副院长、文博研究馆员徐大珍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楚大鼎何以体现楚国“最后的倔强”?
  徐大珍:夏商周时期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的使用与祭祀、战争紧密相连是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青铜器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青铜采冶铸造技术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最高生产力。
楚大鼎也被称为“铸客大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近400公斤重,1933年出土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楚幽王墓。受访者 供图
  安徽地处南北之冲,交通便利,作为中原和南方诸国的过渡地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皖南地区铜矿资源丰富,是中原王朝青铜器铸造原料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江淮地区古属淮夷,夏、商、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为获取铜矿资源,与众多淮夷小国或战或和,促进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深深影响了安徽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江淮地区成为大国必争之地,中原文化、群舒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所以先秦时期的安徽呈现出多彩瑰丽而又多元包容的文化面貌。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继承了许多商周文化特点的楚文化,其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楚人充沛的幻想与激情、深厚的家国情怀。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器也是闻名海内外。
市民在安徽省博物院参观楚大鼎。受访者 供图
  楚文化所体现的楚人的政治文明、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器物文化等,都对后世汉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安徽出土的汉初漆器、青铜器等,可以看出汉代承接了楚文化元素和气质。
  安徽寿县是楚国最后的都城,遗存众多楚国器物,最具代表意义和影响力的,当数国家一级甲等文物——楚大鼎。
  楚大鼎圆口、方唇、鼓腹、圜底、附耳,耳的上部外侈,三蹄足。腹饰一周突起的圆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外壁模印菱形曲龙纹,足根部高浮雕兽首纹。鼎口平沿处阴刻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腏(zhuì)、伸腏、睘(huán)腋腏为之”,前足足根和左腹下外壁各刻“安邦”二字。左腹外壁近底处还有极细的刻文。
  目前,关于“铸客”二字,学术界有两种解释,一为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说明战国时期的工匠身份比较自由;二为管理工匠的低级官吏。
  楚大鼎体量巨大,造型设计上处处追求力量与气势的完美结合,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楚大鼎铸造时期,楚国已从称霸一时的超级大国变成强弩之末,但楚大鼎上的“安邦”二字,仍体现出楚国拔山盖世的雄心壮志和愿景,彰显了楚人“最后的倔强”。
  中新社记者:楚大鼎经历过怎样的颠沛流离岁月?
  徐大珍:楚大鼎出自楚幽王墓,是目前为止唯一已确定为楚国国君的墓葬——寿县李三孤堆。历史上经历三次盗掘,这里共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其中很多流落在全国各地,甚至于海外。最早被盗出土的一批文物有800余件,当时的民国政府将它们收归在那个时候安徽省的省会安庆。
楚大鼎。视觉中国 供图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的李辛白,紧急将包括楚大鼎在内的700多件楚器埋在院子里,后在著名考古学家李济的帮助下,将这批楚器打包运至南京,再后又随故宫文物一起西迁至重庆,最后一路颠簸到了四川乐山,得以度过抗战岁月。
  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批文物被运回南京。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避免国宝再次流失,楚大鼎从南京被运回安徽芜湖,1952年在合肥安家,终于结束了近20年的颠沛流离。
  楚大鼎体量大,颠沛流离的岁月使其伤痕累累。1954年至1955年,安徽邀请苏派青铜修复师金氏兄弟,完成了对楚大鼎及其他重量级楚王墓出土青铜器的修复。
  如今,楚大鼎能安然于展厅里,得益于无数先辈的无私奉献,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赓续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这也呼应了楚大鼎上铭文“安邦”的含义。
安徽省博物院工作人员展示楚大鼎文创产品。受访者 供图
  中新社记者:楚大鼎文化元素如何在当代传承?
  徐大珍:2014年12月13日,为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祭广场,永久设立国家公祭鼎,该鼎以楚大鼎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如今,鼎已失去其原有食器功能,但不能低估鼎在中华文化中的分量,鼎文化已融入中国人的基因,它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对现代人有学习和借鉴意义,通过它可以了解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楚大鼎文创产品雪糕。受访者 供图
  近年来,为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文物“活”起来,安徽博物院深度挖掘馆藏文物和地域文化内涵,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深受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欢迎。
  其中,安徽博物院自主创意的“铸客来了——文物冶铸盲盒”,产品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品牌理念源自楚大鼎的铭文“铸客”。这款文创产品以文化为核心,以体验为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古代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了解中国古代辉煌的青铜文化,传递中国古代匠人精神。2022年6月上市后,这款产品频频出圈,得到众多互动文创爱好者的喜爱。
  中新社记者:中国青铜文明何以成为世界青铜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徐大珍:青铜文明是世界各文明的共性,世界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西亚、欧洲等地区,而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西北地区的甘肃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遗址。虽然中国青铜文明相比西方青铜文明发展较晚,但堪称世界青铜文明中的一朵奇葩。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齐家文化的青铜镜。视觉中国 供图
  西方青铜时代基本是简单粗糙的工具,哪怕是礼仪用品,也是很小的雕像;制作技法比较单一,主要是锻打和失蜡法,以锻制来雕刻纹饰。中国青铜器以陶质块范法铸造成形,浑铸、分铸、铸接、叠铸等制作技术成熟,所铸的青铜器造型复杂、装饰繁缛精美,同时很多青铜器上还铸刻铭文,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在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首个特展“宅兹中国”上展出的春秋晚期镶嵌绿松石神兽。张亨伟 摄
  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以礼器为主,是国家权力和社会等级的象征,分为食器、酒器、兵器、杂器等,中国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这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青铜器以独特的器型、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世人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锻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科学研究价值,堪称中华文明的缩影。(完)
  受访者简介:
  徐大珍,安徽博物院副院长、文博研究馆员,从事文物研究、管理、展览策划、社教宣传、文化创意工作三十余年;出版地域文化研究专著2部,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安徽博物院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获得国务院普查小组颁发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称号;策划的《匠心—文物背后的匠人精神》《皖乐徽声--安徽音乐戏曲文物展》入选国家文物“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览项目。【编辑:姜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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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 | 景亚鹂:西安碑林“镇馆名碑”如何实证唐时文化交融? 2023年02月21日 21:34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2月20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二),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西安2月21日电 题:西安碑林“镇馆名碑”如何实证唐时文化交融?
  ——专访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景亚鹂  中新社记者 阿琳娜
  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博物馆,珍藏着一块碑,它向世人“讲述”了一段尘封往事,实证唐朝的文化交融。唐太宗时期,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来到唐都长安,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龄率仪仗出城欢迎。唐德宗时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立于长安大秦寺,记载了景教近150年间的传教历程和教义教规。
  被称为中国“景教第一文献”的《景教碑》,见证了怎样一段历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块石碑如何“衍生”出一门国际性学问?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景亚鹂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镇馆之宝】唐《景教碑》见证了怎样一段历史?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景教碑》为何会成为“镇馆之宝”,它见证了怎样的文化交流史?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期初入中土,直至《景教碑》刻立近150年间,景教传教历程以及教义教规。此碑由景教僧侣景净撰文,吕秀岩书并题额。碑高280厘米,宽99厘米,碑文32行,满行62字,楷书。碑上所书“大秦”,泛指东罗马帝国范围,包括叙利亚等地。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碑文首末行和碑下部及两侧刻有叙利亚文,碑左右两侧刻有70名景教僧侣的叙利亚文署名。此碑记载了景教在大唐传播的“珍贵片段”,如贞观九年阿罗本等入华,贞观十二年太宗敕令“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唐玄宗时,命其兄弟五王亲临景寺设立神坛,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圣写真”置于景教寺内,并为寺院御笔亲题匾额。唐代宗时,每逢圣诞日,还会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等。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局部。碑下部及两侧刻有叙利亚文。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据《景教碑》所述,景教从唐太宗直至立碑的唐德宗时期,除武则天外,最高统治者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在“兼容并蓄”的思想下,来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叙利亚的景教等得以在唐土传播。
  景教要在唐都长安发展,既需要争取朝廷的允许和资助,又必须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同和拥护,故非常重视“本土化”。如确定教名时,因“景”有“光”“明”之意,故将本教定名为“景教”,乃“光明灿烂的宗教”,并称其教祖为“景尊”,教会为“景门”,教堂为“景寺”等。景教还借用佛、道用语,与儒家伦理结合,推行慈善救济、医术诊病等,景教士汉译大量景教经典,传播弘扬景教教义。
  《景教碑》刻立60多年后,佛教遭遇空前的“会昌法难”。受此连累,景教亦遭重创,《景教碑》遂湮没无闻。近800年后,《景教碑》在明代天启五年(亦有三年说)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胜寺)或其附近,其地应为唐长安城义宁坊大秦寺旧址。
  中新社记者:《景教碑》出土至今近四百年,为何由一块石碑“衍生”出一门国际性学问?
  景亚鹂:《景教碑》出土近四百年间,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不计其数,由一块石碑“衍生”出了一门历久不衰的国际性学问。其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两类,一是根据碑型,考察碑的形制、书法、辨别真伪以及出土时间地点等。二是根据碑文,从语言学、神学、宗教史学的角度,解读碑文内涵等。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多种景教文献表明,在藏经洞封闭之前(约11世纪前半期),敦煌一直还有景教徒活动。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的铜十字架,被推断为宋代景教徒遗物。元代景教传播,从当时来华西方人著作中有所反映,如马可·波罗来华时仍发现景教徒甚多,并对他讲述其祖先信奉景教之事。
  随着新的景教遗物的发现和考定,国内外学界对景教的研究始终方兴未艾。
  中新社记者: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文物中,还有哪些具有文化交流“印记”的名碑石刻?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数千件石质文物,其中《不空和尚碑》《窦师纶墓志》《吴德鄘墓志》等均见证了唐朝东西方文化交流“盛景”。
  唐《不空和尚碑》,是不空和尚弟子为追叙先师功绩而立的碑刻,主要记述不空的生平事迹和师承情况。释不空为北印度人,自幼入唐,师从金刚智学习密宗,曾赴印度和狮子国取经,携带大量密宗经典返回长安翻译。他与鸠摩罗什、玄奘、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翻译家。在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皆被奉为“灌顶国师”。其弟子惠果曾在青龙寺向日本和尚空海传授密宗,空海回国后将密宗传到日本。
唐《不空和尚碑》。张远 摄
唐《不空和尚碑》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窦师纶为唐代画家、工艺家,出身关陇望族,先祖为鲜卑纥豆陵氏,后改为汉姓窦氏。窦氏与北周、隋、唐皇室均有联姻,且在工艺营造方面有家族传统。窦师纶受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加之工艺巧思的深厚家学,创造出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纹样主题的“陵阳公样”。“陵阳公样”是对萨珊风格的联珠团窠纹的继承和创新,纹样加饰团窠环,单层联珠环发展成为双层复合式联珠环。主题纹样在选用龙、凤等中国传统动物的同时,吸收海外织物中常见的祥禽瑞兽,如狮子、大象、孔雀等,以及多种想象性的添翼神兽。这种风格的织锦图式对唐代及周边国家的织锦图案影响深远,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
唐《窦师纶墓志》盖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唐《窦师纶墓志》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吴德鄘出身于宦官世家,唐大中七年监岭南节度兵马兼市舶使。所任“市舶使”乃掌管外来船舶之事务,检查出入海港船舶、管理外商等。广州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最迟到唐大中起,监军兼领市舶使已成惯例,市舶使由临时差遣改为有固定任期的常设使职,其人选由朝官逐渐变为皇帝身边的家臣宦官。这既说明唐王朝对岭南贸易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了唐代岭南贸易,在中国海外贸易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商贸之繁盛。
唐《吴德鄘墓志》盖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唐《吴德鄘墓志》拓本。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中新社记者: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碑刻文物涉及众多中国古代书法大家,博物馆如何以书法为“媒”,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景亚鹂:西安碑林的源头,可从唐代立于都城长安务本坊国子监的《开成石经》《石台孝经》碑说起,其历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对《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碑的第一次迁移,最终形成于北宋。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迁至现址,距今已有900余年历史。它是一座以古代碑刻和石刻艺术品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收藏了汉朝至民国各代碑石、墓志、石雕和宗教造像等数千件文物,被称为儒家典籍的石质图书馆、内容丰富的史料档案库和一部直观的中国文字发展史。
西安碑林博物馆。张远 摄
  西安碑林以其珍贵的书法碑刻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至高地位,是闻名中外的书法艺术圣殿。唐代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欧阳通、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等都有作品展陈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汉字五体”在西安碑林都有珍宝。20世纪以来,西安碑林书法殿堂,作为陕西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已成为外国友人领略中国书法精髓和艺术魅力的窗口。(完)
  受访者简介: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信息学会理事,西安唐代文化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员,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专家委员会委员等。主持国家社科项目以及西安市社科课题六项,主要从事古代文献学、碑刻学的研究。【编辑:叶攀】

做女红、养宠物、看表演……宋代女性:我很忙 2023年03月09日 14:55 来源:北京青年报
  宋朝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在墓葬中也有所彰显,受“视死如生”丧葬观念的影响,墓葬装饰也趋于世俗化、平民化。墓葬通常利用砖雕壁画等来模仿多层铺作,并砌出倚柱、斗拱、梁枋、门窗等,有的还砌有桌椅、衣架、镜架、灯檠等砖雕家具陈设,将墓室营造成生人生前的居室或庭院布局。在众多壁画中,女性题材的出现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多姿多彩的宋代女性生活画卷。
  女红
  黼黻文绣,吟咏机杼
  女红一词指的是妇女采桑、养蚕、纺织、刺绣、缝纫等事。
  河南荥阳槐西宋墓东壁壁画中左侧绘有许多女红的工具,如交股剪、熨斗等,右侧两名女子正在对着镜子梳妆,整个画面暗示着梳妆、缝纫、熨烫等一系列日常生活场景,营造出一个女性专属的特殊空间。
  豢养宠物
  盐裹聘狸奴,猧子缘地走
  宋人喜欢驯养体型较小的宠物,如猫、鱼、狗、鸟等。当时出现了一种长有白色、黄色长毛的狮猫,因其长相俊美,经常被达官贵人等养在家里,倍受喜爱。
  “猧子”是唐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小狗,但是由于引进路途的困难,当时只能在贵族家偶见一两只。到了宋代,养犬的家庭已经从唐代的宫廷贵族扩展到了富裕百姓,甚至在城市中还出现了专门的宠物市场。在墓葬壁画中也出现了小狗站在门前等待主人的场景,可见,宠物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猧 ㄨㄛˉ音倭 基本解释 一种供人玩的小狗。《元微之诗》“鹦鹉饥乱鸣,娇猧睡犹怒。”
【宋代】 成彦雄“猧儿笑靥唤不醒,满窗扑落银蟾影。”
范成大《春日》诗之一:“药栏花暖小猧眠,雪白晴云水碧天。

  除此之外,女性也在家中养花为乐。这一时期墓葬中的鲜花图像骤然增多,不仅在细长颈瓶中插花,一些女性的发髻上还戴有簪花。
  宴乐
  古乐齐鸣,长袖善舞
  宋人宴饮聚会,必饮酒作乐。宋杂剧一般由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孤、旦等角色行当组成。参军色即引戏,又叫竹竿子;末泥若参与表演,即较正面;其中副净是经常装聋作哑、作滑稽表演的角色;副末是以副净为对象,打趣逗乐的角色;孤为扮官吏的角色;旦为女性角色。
  在上演杂剧时还有演奏杂乐与之相配。散乐早在周时就有记载,历代也多与杂技百戏相杂,包含多种民间技艺与音乐形式。如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的壁画中的散乐表演,除了中间有一舞者外,其余十人均有演奏乐器,其中1人吹笙、1人吹排箫、3人吹筚篥、1人吹横笛、1人弹琵琶、1人击拍板、1人击大鼓、1人击腰鼓。
  抚育子嗣
  彩枕伴梦,祈佑平安
  北宋后期至南宋时期,战乱频繁、生育多难、婴儿夭折率很高,当时的人们认为儿童容易受邪祟侵扰,再加上宋代有“不举子”(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之风,墓葬中便出现了许多婴孩图像,来祈求孩童健康长寿。天真无邪的孩童或是赤裸或是身着肚兜,或是站立或是蹲跪,手里拿着杖头傀儡等玩具尽情地玩耍嬉戏。河南省济源市勋掌村出土的童子傀儡戏枕,亦是祈求、福佑子嗣的典型代表。宋人把枕头视为接触身体的重要物品,并赋予其镇宅、驱邪、宜男的功能,相信如果孩童枕睡这种枕头,便可以保佑孩童的身体健康。
  孝亲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以农耕经济为基础,宗法制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忠孝”是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对于女性来说,忠孝也是修身立命的根本。当女性出嫁后,尽心尽力地侍奉和顺从公婆被认为是一个好儿媳应尽的义务。她们承担着“主中馈”的重要职责,湖北檀溪墓地196号墓出土的备宴图中便出现了身穿盛装的主母袖手站立,目光冷静地监督侍者备宴,并亲自下厨顺孝高堂。当家庭宴饮时,儿媳有时恭敬地拱手而立,有时还会捧着食物或酒水前来进献,时刻维系着自身在家庭中的本分,丝毫不敢逾越。
  宋代墓葬壁画图像既是逝者生前生活的再现,也是其对死后生活的美好愿望。这些图像既有女性内闱生活的真实再现,也有女德彰表的理想模式,它们共同构筑起宋代女性日常生活的种种侧影。
  文/丰羽(中国人民大学考古专业)【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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