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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文化】今古娼妓和養娼抓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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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文化】今古娼妓和養娼抓嫖

送交者: 愚人 於 June 03, 2016

娼妓這個行業是人類老早就有的職業,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只要有貧富懸殊,就一定有貧窮的女人用自己最原始的本錢賺錢生活。另一方面,只要有男人的性問題無法獲得滿足,包括無法娶妻,或者荷爾蒙超強,或者與配偶結合有心理或生理問題,或者別玩一種樂趣,就會成為買家。

早在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能相管仲就想到了把娼妓行業納入國家正式職業,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地下流行,這樣做,齊國靠管仲新政下的娼妓掛牌營業稅收也不少。其後,歷代王朝,都沒有正兒八經打擊過娼妓。倒是到了晚清時期,1905年新政時期的四川警察總監周善培(號孝懷,浙江諸暨人)卻偏要把警察,這個中國西化第一次出現的新生事物動用起來,要禁止娼妓業。

說到這裏,需要先把娼妓按字面意思分開定義一下。所謂“妓”,實際上是娼妓裏的高級等級,古代一般可分為四種,一種稱為官妓,一種稱為營妓,一種稱為私妓、一種稱為家妓。官妓者,常常是因為家庭或家族觸犯朝廷之法,祖父、父親、、公公、或公公之父、丈夫被斬首,或者流放,家族裏其他女性成員,只要年齡適合,就可能被罰入官妓裏。一般說來,官妓的文化程度最高,因為犯案家庭也曾顯要。唐代女詩人薛濤就是一個官妓,官妓往往都是效勞外放官員,為有些不能攜帶家眷在遠方上任的官員解決性需要。古代官員的文化程度普遍比現在中國大陸的官吏高,所以官妓也必須有一定的文化底子,而且有時常表現出一定的自由,不是哪個官員想嫖就能嫖上的。比如薛濤就自己在錦水邊築一香巢,看書寫詩,還把院子裏一口井的水用來制作信箋,被稱為“薛濤箋”,小巧秀麗,底色帶桃紅的粉艷。

營妓這個名稱有時候和官妓混淆起來,有時候又分得清楚。營妓可以指較低級的官妓,也多是刑人的女眷,她們常常是政府用來解決駐守邊關的將士的性問題。古代屯田邊關的將士很辛苦,政府也考慮如何穩定他們因生理需要的情緒,而政府一般禁止他們和當地少數民族女性接觸。例如清政府幾次明令,駐藏軍人不得與藏姬通婚,直到晚清才有所松動。這種情況下,就只得使用營妓的服務了。有些營妓設置在大城市裏的專門機關裏,被稱為教坊,裏面就安置營妓,隨時應召。明代白話小說裏有個故事,說是靖難之役裏,抵抗朱棣叛軍最堅強的山東巡撫鐵鉉,城破後被抓,不屈遇難。他的兩個寶貝女兒就被送進了教坊。那時永樂皇帝還沒有把首都正式遷往燕京,這個國家級別的妓院就設在南京,他老爸定鼎之都。這兩個美麗的烈士女兒,在教坊裏讀書度日,不願接客,還寫了一首詩自憐,中有兩句:“教坊落籍洗鉛華,一片春心對落花。”後來一位書生,對她倆的遭遇萬分同情,跑了很多門道,找到錦衣衛裏有憐憫心的一個將官,最後想法才讓兩女脫籍。據說兩女後來同嫁書生,隱居在深山終老。這個故事有一定的真實性,雖則明史專家吳晗考據詩不是小小姐所作,但未必能推翻兩女蒙難的事實。

再說私妓。私妓就是妓院裏正式掛牌的妓女,換句話說,妓院工作是有營業執照的,註意,有時私妓院也被稱為教坊,但切忌與上面一段的教坊混淆。妓女不見得可以任性地改行當家庭主婦。這是因為,她們都是幼年時候被家庭賣給妓院,那要相當大一筆交易費,是有法律合同的,稱為賣身契。妓女或妓女的恩公出得起這筆錢(往往還要加價),方可脫籍。否則的話,那就只待人老珠黃後對江州司馬哭訴“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幹”了。這些妓女們自幼賣到妓院以後,鴇母會根據她們的秉賦教授基本的技藝,比如聲樂、舞蹈、甚或繪畫寫詩。這當然就很高級了,不要說現在東莞的妓女水平不能比,就是天上人間的那些藝術院校的學生們恐怕都自愧莫如。六朝時期的名妓是蘇小小,她那首“郎騎青驄馬,妾乘油壁車”,對自由愛情的渴望洋溢在這首樂府風格詩的字裏行間。解放前西子湖邊尚有蘇小小墓,不知道解放初期西湖邊平墓行動裏毀了沒有?明清時期的南京秦淮河,釣魚巷一帶,十裏珠簾,河房外混濁河水裏的胭脂殘痕更是出了名的。明末余懷的筆記《板橋雜記》,事無遺漏地介紹了秦淮河多姿多色,個性各異的妓女。此外,蘇州和揚州也是盛產高級妓女的地方。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國旅華女作家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寫過一本小說叫《軍閥》(Warlord),不知道國內有沒有翻譯本出版?我這裏有一本英文的。在小說裏,賽珍珠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因蘇俄革命而逃離遠東的白俄女孩,輾轉上海等地,最後實在無法,把自己賣身到蘇州妓院裏,小說裏敘述了該女在蘇州妓院所受到的各種新奇的性技術訓練,令西方社會嘆為觀止。所以說,江南妓院裏不僅要培訓高雅的藝術,而且也要培訓性技術。此外,家妓則是指年幼時被賣到達官貴人的妓女,她們是不對外營業的。

妓聊完,再來定義娼。娼實際就是最低等的妓女,往往是沒有合法營業執照的妓女,在家私自接客。娼都屬於家庭情況極差,本人色媸,或大媽級別的婦女。娼,包括價格低廉的妓女主要服務苦力們的性需要。這是古代社會一個嚴酷的事實,那就是稍微有些錢了,便三妻四妾,本來由於社會殘害女嬰,所有男女比例多不平衡,而權勢階級卻又占有相當的婦女,結果貧窮的男子很多終身不娶。有一首古歌叫《雉南飛》,一個窮苦農夫五十多了,無錢娶妻,早晨到樹林裏,看見雌雄野雞追逐歡悅,不禁淒然傷感自己的命運,遂作此歌。無錢娶妻是一回事,人的生理本能需要不全是同一回事,可以娶不到妻子,卻可以通過娼妓解決性問題,否則這個社會就很難安撫下層百姓的基本要求了。這便是曾文正公一打下南京,便很快讓秦淮河妓院恢覆營業的原因。

解放初期十七年間,社會主義確實從理論上避免了男女配對的不均衡性,但也不是絕對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地富反壞子女就很難找到對象結婚。所以政府雖然自豪地宣稱,歷史上第一次徹底取締了娼妓業,但實際上並不絕對徹底。三年困難時期,成都市民流傳的,春熙路就有隱秘的站街女,一個餅子就可以賣身一次。我相信在極其隱秘的情況下,廣大農村地區仍然存在娼的。

再回到前面說了的周善培周大人的話題上,周大人痛感於國人的愚昧和頑劣,走馬上任後第一板斧就是禁娼。禁娼也包括禁妓。禁妓容易,當時成都有條街叫狀元街,那裏面鱗次櫛比著妓院,政府貼張封條似乎萬事大吉。可是還有很多娼們,晝伏夜出,禁絕卻也麻煩。周大人動用警察力量,挨家挨戶調查,經鄰裏告發,確定某戶女主是暗娼身份後,就在家門上掛一牌,曰:“監視戶”!讓其自愛。倘若有嫖客私自潛伏如監視戶屋,則警察派出所得知後,罰款不在小數。他這麽一掃黃,一時間全城風紀肅然,可是,娼妓們及其家庭的生活怎麽解決?他用勸業的辦法實在也解決不了,反而引起全城貧富嫖客們和娼妓們的怨聲載道。據說有個嫖客晚上偷偷跑到周府外,也給周大人掛了一張很大的“監視戶”牌子,成了成都官場民間的笑話。

如果說,我們永遠生活在毛澤東時代,那麽禁娼起碼可以最大限度地禁止,但是現在,一切向錢看的新時代,出現了嚴重的貧富懸殊,如何解決貧窮婦女的生活問題?不是靠道德說教就可以解決了的,周善培禁娼就是個失敗的例子。其次,還得考慮維穩這個當前和未來的大問題。據報道,不知是現在,還是未來十年,中國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男青年竟然比女青年多出高達三千萬之差!政府既然聲稱為人民服務,考不考慮男青年的個人問題?考不考慮三千萬男青年無法在成年以後的生理需要?就假定他們被迫做獨身主義者,卻不能不知道,他們實在需要人之正常生理欲望的滿足。倘若他們因無法滿足性欲而聚眾鬧事,這可不是開玩笑啊。

所以說,黨和政府如果知道自己無法恢覆三十年前的社會面貌,繼續掛社會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狗肉的話,那就得考慮是否可以向管仲取經,把娼妓業合法起來,正經地收取高額稅收,也滿足了三千萬性饑渴青年的人性需要。不要老停留在王毅那樣的低標準“人權”上,什麽解決了吃飯問題,就算吃飯問題解決了,性呢?我相信,政府裏有識人士絕對不把性要求和吃飯需要分開。

不管你政府像老毛時代那樣絕對禁止娼妓也好,還是恢覆解放前幾千年的賣淫合法化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可政府現在卻一方面高調掃黃,一方面卻對警察暗自養娼聽之任之,以此勒索嫖客的錢財,結果你的掃黃不過成了勒索嫖客的高額錢財的幌子。這樣表裏不一的治國只會使你們高唱道德治國的宣傳成為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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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得非常系統
當今中國的問題牽扯面太廣,估計好多事情得一起通盤變革才能解決。- 小朋友 6/03/16
謝謝小兄
你的想法我完全同意,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系統出了毛病。

根據中國歷史的經驗,秦以後,每一次長壽命朝代(一般在100年到300年)滅亡前夕,都出現了類似的道德淪喪現象。而且最有趣的是,幾乎都呈現了表面的繁榮現象,過去歷史教科書總是把古代朝代崩潰前總結為官僚腐敗,民不聊生,這是正確的,卻忽略了表面的異常繁榮狀態。這就很容易造成誤解,以為末世的城市地區到處都是饑民。但若仔細想想,倘若從皇帝百官到百姓都面有菜色,那反而不會出現叛亂,因為活不下去的百姓造反也搶不到糧食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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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舉幾個例子說明這一現象。

東漢末年,洛陽、長安等地呈現了十分繁榮的景象,按照漢末學者王符的《潛夫論》所載,城市和農村地區人競相比富,婦女也成天打扮,不願在家紡織幹活了,年輕貌美的姑娘,都爭相學巫,爭當巫婆騙錢。葛洪的《抱樸子外篇》也指出西晉末,社會的繁榮下的鬥富,婦女的爭艷。這兩個最後的燦爛時期,人口都達到了那個朝代的最高峰,例如東漢桓靈時期的人口(六千萬人口,超過了先秦和西漢的記錄數量)和西晉惠帝大亂前夕時期的人口。唐玄宗天寶末,人口也達到了唐興以來最高峰,不久就發生了安史之亂。北宋宣和時期的繁榮到達極盛,自上到下,享樂主義盛行,可以從北宋文人不少筆記裏看到,也可以從一個普通非文人的記載《東京夢華錄》裏窺視到。這一時期的全國人口數字也達到歷史上最高峰--一億人(據何炳棣)。南宋寧宗鹹淳時期,整個社會也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景象(可見《夢粱錄》和《西湖老人繁勝錄》),這兩個朝代很快就面臨的滅亡。明末萬歷-天啟-崇禎這個時期,雖然我們知道,從陜西大饑蔓延出來的農民造反,曾蔓延到到中原數省,然而江南宴安,京師則桃紅柳綠,如果沒有李自成叛軍和滿洲軍威脅的話,除了憂國憂民的士大夫讀書人的心裏壓了塊石頭,城市平民還耽於富足與遊樂之風,那是有明以來,最繁華的時候。民國蔡東藩中年以前,目睹了清王朝社會最後的余光,他在《清史演義》的前序裏說,晚清之時,社會繁榮,熙熙攘攘的景象。我這裏有一本1909年出版的《成都通覽》,內容非常全面,我仔細閱讀後的印象是,四川當時正在經歷自湖廣填四川運動兩百年以來的空前繁榮。

覺得現在的社會空前繁榮頗似上面所述的歷朝最後氣象。:) - 愚人 6/04/16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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