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中國的亂，離不開外國勢力的操縱，這篇文章清楚的告訴了我們當時的情況，也可以教育許多關心中國、希望中華民族再度騰飛的同胞們，在中國統一復興之路上能看得更清楚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與他們在兩岸的所做所為，這樣知古鑑今比較可以不受蒙蔽。此文章為轉載，不知道原作者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日為師，還是以俄為師？——孫逸仙晚年歧路

20世紀開始的時候，還有一件事不能忘記，那就是在中國領土上發生的日俄戰爭。兩支外國軍隊，為什麼會在中國打起來呢？這與他們爭奪中國領土有關。縱觀一部近代史，真正對中國有領土要求的，其實就是這兩個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動用了一切辦法，其中既有軍事進攻、又有文化侵略，既有政治脅迫、又有“經濟援助”，既有思想輸入、又有人心收買，真可謂不擇手段，不遺餘力。
與此同時，中國人在西方文明相距較遠，日本、俄國就在跟前的情況下，先是選擇了學習日本，走明治維新之路；後來又選擇了學習蘇俄，走十月革命之路。這種路徑選擇有一個最重要理由，那就是救亡圖存。
被視為革命先行者的孫逸仙，在辛亥革命以後，先後選擇了“以日為師”和“以俄為師”的道路。而這種選擇，其實是以出讓人權與主權為代價的。
1912年，孫逸仙接受袁世凱任命擔任全國鐵路總辦，聲稱要在10年內修築20萬公里鐵路，“使中國全境四通八達”，讓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強國”。這與毛澤東1958年所誇的海口如出一轍。第二年，他以考察實業為名，前往日本訪問，目的是為了借款築路，並試圖促成中日同盟對抗沙俄。然而當他正準備起程回國時，發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這一事件使他放棄原有計劃，全力以赴地發動“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逸仙再次亡命日本，並1914年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該党不僅把黨員分為享有不同權利的三種類型，還規定要以按指印、立誓約等方式，來表達對孫逸仙的絕對服從。孫逸仙甚至還把“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之類的話，寫在入黨誓約中。這種作法與現代政黨的組織原則毫無共同之處，因此受到包括黃興在內的絕大多數國民黨人的反對。在這個問題上，孫逸仙除了受中國式秘密會黨的影響外，恐怕還從日本文化糟粕中（比如集體觀念、等級制度、武士道精神等等）得到許多啟發。
從此以後，孫逸仙進一步走上了崇尚武力的道路。就連權威的《孫逸仙傳》（尚明軒著）也不得不承認，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他的“所謂軍事行動，不過是在各地聯絡舊軍隊，收買退伍軍人和土匪，組織暴動，或進行暗殺，即通過金錢的作用，‘利用土匪，運動軍隊去打倒袁氏。’”值得注意的是，要做這些事情需要大量金錢，因此除了向南洋華僑募集外，前面提到的與日本方面的暗中交易，絕非空穴來風。在日本，年過50的孫逸仙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穫，那就是娶了剛過20的宋慶齡。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孫逸仙回到國內，繼續從事武裝鬥爭並發動護法運動。不久，他在廣東與廣東省長陳炯明在聯省自治的問題上發生矛盾，結果被陳逐出廣東。關於這一事件，國共兩黨都嚴厲譴責陳炯明的“背叛”行為，只有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認為：陳氏主張廣東自治，是想建設一個模範的新廣東；孫氏主張用廣東作根據，是想用武力統一中國。“這兩個主張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孫氏使他的主張，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達以求他的目的，於是……遠處失了全國的人心，近處失了廣東的人心，孫氏還要依靠海軍，用炮轟廣州城的話來威嚇廣州的人民，遂不能免這一次的失敗。”
正當孫逸仙被趕出廣東走投無路的時候，李大釗專程從北京到達上海拜訪孫逸仙。兩天後，孫逸仙在李大釗、林伯渠和宋慶齡的陪同下，與蘇俄全權大使越飛的代表會晤，商討中國革命和遠東局勢。從此，孫逸仙走上以俄為師的不歸路。
作為蘇俄的代理人，李大釗曾通過當年的同學、後來擔任了吳佩孚副官的白堅武拉攏過吳佩孚，但沒有成功，這才把目標轉向孫逸仙。早在辛亥革命時，列寧曾指責孫逸仙是“以其獨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動的民粹主義理論”，是“極其反動的空想”。正因為如此，他要花大筆金錢讓第三國際在中國成立一個支部。據說1921年該支部在上海召開成立大會時，曾向每個代表發放200大洋充當旅費。毛澤東是長沙地區的代表，這二百元相當於他當小學教師兩年的工資。到了1923年該支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獨秀在會上說：“党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領到經費約有一萬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這筆經費分給了各個小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聯絡和發行週刊的工作上。”他還說：“去年我們只有二百黨員，今年入黨的大約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個工人。”“現在共產黨員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國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婦女三十七人，另外有十個同志還被關在牢獄裏。”（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二冊第523頁）這樣看來，能夠使用這筆錢的人很少，平均到每個使用者手中，應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孫逸仙與蘇俄代表的溝通似乎相當順利，並最終走上了聯俄聯共、以俄為師的道路。孫逸仙從蘇俄那裏得到多少援助不得而知，但是蘇俄因此而派遣大批顧問來到廣東，幫助孫逸仙改組國民黨。到了北伐成功國民黨上臺以後，中國開始與一黨專政結下不解之緣。
對於國家面臨的這種狀況，徐志摩與張奚若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于1925年在“仇俄友俄”大討論中曾有過討論。詩人徐志摩說：他之所以要發起這場討論，是因為“中國對蘇俄的問題，……到今天為止，始終是一個不曾開刀或破口的一個大疽，裏面的膿水已經擁聚到一個無可再淤的地步，同時各地顯著與隱伏著的亂象已經不容我們須臾的忽視。假如在這時候，少數有獨立見解的人再不應用理智這把快刀，直剖這些急迫問題的中心，我怕多吃一碗飯多抽一支煙的耽誤就可以使我們追悔來不及。”
相比之下，被稱為“大炮”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則直言不諱地指出：他之所以仇視蘇俄，是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僅僅吸取我們的資財，桎梏我們的手足，蘇俄竟然收買我們的良心，腐蝕我們的靈魂；帝國主義只想愚弄我們的官僚和軍人，蘇俄竟然愚弄我們的青年和學者；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國家還唱尊重我們地土主權的口頭禪，蘇俄竟然羌無原故的佔據了我們的外蒙古（他們的中國朋友還替他們解釋說應該佔據）；帝國主義的國家僅暗中幫助我們的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竟明目張膽的在廣東做我們的高級軍官和外交官！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強暴惡劣的手段，在這個毫無自衛能力的國家裏橫行無忌，‘如入無人之境’，還要說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我倒要問不是敵人是甚麼？”
隨後，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說：蘇俄最大的罪惡，“在他以金錢的勢力和宣傳的手段，一方面使我們社會上本來很有希望的分子舍了腳踏實地救國救己的途徑，去弄那搖旗呐喊，務虛名忘實際的依賴事業，一方面扶助我們社會上極惡劣勢利分子排擠那極好的公正分子，小之足以阻止我們的真正解放，延長我們的束縛期間，大之足以引起世界戰爭，增加我們的無窮負累。”之所以有此判斷，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照蘇俄現在的手段辦下去，我滿保你不要幾天中國社會將完全變成了流氓搗亂的局面（北京現在差不多已經是的了）：一般的青年除共產主義外，不知有學問；除盧布外，不知有廉恥；除傾陷異己外，不知有事業；除蘇俄使館外，不知有中國。這些人除替人做走狗，做爪牙，做奸細，一言以蔽之，做工具外，我不知有甚麼用處。”
張奚若指出：除了在外交方面施展陰謀外，蘇俄還從兩個方面擾亂我們的內政。“第一，他告訴孫逸仙說‘中國問題，完全是個外患問題，並非內政問題；只要能把帝國主義趕了出去，萬事就都好了。’孫先生明白終身，糊塗一時，（或者是因為要利用假裝糊塗）就把這種似是而非（頂多也是半是半非）的話告訴了他那在中國社會上本來很能有大作為的國民黨，大唱‘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諸口號，好像只要條約一廢，大難自平的樣子。這種捨本逐末、舍己求人的叫囂，……是蘇俄妨害我們內政改革的第一罪。第二，上邊說的青年和學者雖然沒有判斷力，沒有常識，可憐得很，但比較上終算是些好人。若蘇俄在中國的朋友，只是他們這樣一群人，那大概還鬧不出甚麼十分大亂子。可是蘇俄的朋友，絕對不止他們。他們外，還有那些更無識、更無恥，更不安分，更好搗亂的一部分。蘇俄支配中國內政的原則是利亂，不是利治，所以這些人的興趣和動作也就是趨亂避治。越亂越好，越糟越有趣。……此等事偶見於一事，影響已經夠壞，永遠如此，那還能成嗎？這是蘇俄妨害我們內政改革的第二罪。”
張奚若最後說：“總之，只要我們能自強，能自己先像個人，能把國家弄的像個國家，那帝國主義式的敵人，不打自倒。日本是先例，土耳其，乃近證。反之，若照現在的辦法做下去，自己先站不起，那裏配說打倒任何敵人。蘇俄就是使我們站不起來的魔鬼。所以我說他不但是我們的敵人，並且是我們最厲害的敵人。”
參加這次討論的還有梁啟超、丁文江、陶孟和、張慰慈等一大批著名學者，可惜由於暴徒放火燒毀了報館，使這場討論無疾而終。
張奚若早年參加過同盟會，還當過孫逸仙的秘書，他的話不僅指出孫逸仙晚年的錯誤選擇，也印證了中國20世紀的歷史。可惜這些歷史真相不是被歪曲，就是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