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從拼盤論到政治（"公"）、經濟（"私"）分立論

　　以社會整體動態平衡的觀點看，一個社會的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是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不可割裂的。但西方主流經濟政治理論故意以拼盤論將這兩個領域分別貼上"私"與"公"的標籤，以示"公私分明"，實際上是用來掩蓋大資本在經濟和政治這兩個領域的權力之間相互為用的一致關係。

　　無論是經濟領域，還是政治領域，任何一個關係比較緊密的群體，無論大小，就是一個小社會，就有它自己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就有對內和對外的" 公"與"私"。否則為什麼，如果一個企業的人員將企業的資金挪作"私"用，我們就說他盜用"公"款呢？一個企業的事務，對於大社會來說是"私"事，但對於每個企業成員來說卻是"公"事，因為如前所述，任何企業的運作都要涉及生產資料以及產品中所包含的、屬於"公"的天然和集體智慧價值以及所有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而且，也如前所述，在現代社會化、當今全球化大生產的歷史條件下，一個企業的運作不僅事關企業所有成員的生計利益，一個企業、尤其是大企業財團對社會上人們的消費生活和思想意識、對大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滲透、誘導和干預，還廣泛深遠地影響著、甚至左右著一地、一國、乃至世界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生計命脈。可見，"私"與"公"是不可能絕然分割的。總之，"私"中有"公"，"公"中有"私"，不公不私，又公又私。

　　拼盤論將政治與經濟、公與私絕然分割的結果，就是（1）將現代企業這種"當代資本主義最強大的群體組織形式"賦以"准個體的法律地位"，隱去"其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的地位"，從而"將經濟這個基本社會領域排除于自由、平等、民主等政治原則的應用範圍之外"[4]，於是企業內部關係的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反而在"經濟自由"的大旗後面巧妙地得到了掩護；（2）將大資本在"公"的領域所竊取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權力，從其背後所謂"私"領域內的金權專制這個根子上剪斷，然後將大資本從"私"領域的那個專制根子（通過遊說、獻金、全民選舉、輪流坐莊等政治把戲）延伸到"公"領域的、對於全社會的金權專制，巧妙地打扮成"自由"、"平等" 、"民主"的神聖形象，反過來又以此將那個"私"領域的金權專制根子深深地埋藏起來、保護起來。拼盤論的魔力真是不可小噓啊！

　　（六）從拼盤論到世界扁平論

　　拼盤論的又一個妙用就是將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說成像遊戲拼版那樣，是一個扁平劃一的"全球化"整體，最典型的說法就是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 • 弗裏德曼的一本書名所宣揚的："世界是平的"。世界為什麼一下子變得平坦了呢？據說那是因為現在不再存在前蘇聯自上而下的帝國統治、不再存在東西方之間的柏林牆、再加上運輸成本下降、通訊成本下降，世界變成了一個通行無阻的自由競爭的大市場。這種"扁平"論調的實質是：它無視西方國家一方面在南北之間高高築起無形的"邊界牆"、極力阻止外來勞動力向他們那裏自由流動"搶飯碗"〔5〕，一方面用武力手段和武力威脅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自由"流動搶奪天文數字的利潤開路，無視資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之間深深的利益鴻溝，也就是巧妙地掩蓋了美元帝國集團從國際層面自上而下直至百千萬血汗工廠、從意識形態話語到地緣政治到軍事佈局到金融貿易關係的全面霸權。

　　是的，在"平等勞動"、"和諧共存"的意義上，世界應該是"平"的，也就是說，世界必須剷除居高臨下地主宰一切的霸權。但這只是世界大多數人民企求的理想目標，而不是當前的現實。要使之逐步成為現實，首先必須使經濟政治理論和實踐回歸到在多層次上和之間動態平衡的天道上來。

　　上面從"單一價值源泉論"、到"狹隘'勞動'定義"、到"勞資自由交換論"、到"量化萬能論"、到"政治經濟分立論"、到"世界扁平論"，厘清了當今世界的最大毒瘤國際壟斷資本霸權從人類社會的經濟細胞中孵化滋生，到馳騁市場、強食弱肉，到吞併國家政治權力，到稱霸世界、無惡不作，這樣一條發展黑線賴以得逞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根源。找到了根源，就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對症下藥。唯一有效的良藥就是在世界東方很大一部分人口中自覺奉行了數千年之久的動態平衡之道。這一天地大道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自覺奉行"與否對人類自身的福祉卻是極為緊要的。那麼動態平衡之道在當代世界範圍內將如何展現呢？

　　筆者曾于四年半前撰寫了題為《政治經濟學新論：價值三源泉和聯合所有制論》的長文，第一次揭示了商品價值的三個來源，並在此基礎上第一次提出了生產資料應歸人類社會三級共同體（全人類共同體、各別民族國家共同體、基層企業共同體）聯合所有、基層企業勞動入股、勞資合營、全員民主管理這樣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長遠目標設想，論證了這一設想的理論合理性和予以逐步實現的現實和未來可行性〔6〕。著重討論了基層企業勞資之間經濟民主、管理民主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注：所謂"逐步實現"，即不排除在操作層面上，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保留一定規模的中小型私有經濟、並在更長的時期內保留私有制的尾巴。）

　　人類社會三級共同體聯合所有制的問題，除了基層企業內部關係的動態平衡之外，在當今世界的國際政治情勢下，還涉及到民族國家在縱橫兩個方向上的各種宏觀關係：橫向上，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聯結為國家組群的文明體之間；縱向上，國家與其內部的少數族群之間、以及國家與世界性國際權威機構（如聯合國）之間。而所有這些關係中當前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所謂文化衝突、或文明衝突問題。數百年來，人類不同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一直是殖民主義者、帝國主義者、霸權主義者，用來在其勢力範圍內或其競爭對手的影響範圍內，實施挑撥離間、分而治之圖謀、玩弄地緣政治的一張王牌。渾身散發著銅臭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從來都沒有尊重過其他國家和族群的文化，而始終推行其文化霸權主義的路線。有時他們也虛偽地利用多元文化主義這一口號，一方面藉以安撫國內少數族群、以鞏固壟斷資本在國內的統治，另一方面對其不聽話的掠奪物件國/地區、或競爭物件國/地區進行離間分化、令其自相殘殺、以便各個擊破、同時轉移世界人民抵制、反抗其霸權主義的鬥爭矛頭。總之，他們實際所推行的，還是企圖強迫整個天下皈依他們金錢拜物教的單一文化主義。所以，以動態平衡這一東方哲學原理闡述文化問題，揭示西方心物二元主流文化理論的錯誤，是當前世界話語權爭奪中的一個突出任務。下面只是一個嘗試。

三、心物一元、多維整體文化觀

　　（一）人類文化多樣性和趨同性的統一：關於終極普世價值

　　按照動態平衡的世界觀，人類文化在總體上應該是多樣性和趨同性的統一。

　　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源自有史以來不同地區、不同族群所處自然環境、生存條件的不同所導致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差異：

　　　　源自地中海北岸、中亞和西亞的西方文化、及東西之間的阿拉伯文化，主要與多山近海、或乾旱的草原甚至沙漠這樣的自然生存條件相聯繫，那些地區不最適合農業、而適合航海貿易或遊牧業，因而在精神文化方面，磨煉出了特別強悍的開拓、冒險精神、和宏觀社會關係方面的個人主義世界觀，常伴有海盜行為、或戰爭掠奪等黷武傾向；

　　　　而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亞文化源自土地平坦遼闊、氣候溫和適宜的、數千年發達的農耕生活，因而孕育出了安土重遷、強調天時地利人和、即人天、人地、人際關係的和諧協調、陰陽平衡，強調心性修養、虛靜守下、不貪欲、不妄為、守常道這樣的精神文化傳統。

　　但在長達數十萬年或可能二、三百萬年的史前時期，無論哪個地區的人類先民面臨的是大致相同地惡劣的自然生存環境（如見之於東西方經典中關於諾亞時代和大禹時代洪水為患的記載），同時都只有原始低下的生存技能，靠採集野果或圍獵野獸為生，到後期才慢慢地有了農耕、畜牧。那時候，無論哪里的原始氏族公社內部，所有成員之間基於直觀直覺的血緣關係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一生俱生、一死俱死、命運與共的強烈一致意識。

　　雖然那時由於生存本能的驅使，不同的氏族或部落之間也有野蠻的爭鬥，雖然後來隨著人的生產生存能力的提高、私有制的出現以及少數強勢者的貪婪，原來氏族成員之間的高度一體化開始分化，沿著微觀（家庭、個人）和宏觀（部落聯盟、國家、世界）兩個方向，展開了在人類社會多個層次上全方位的、連續不斷的、既"文明"又野蠻的爭鬥，雖然如此，但是，那個曾經延續了比人類文明史長達數百倍之久的原始艱難生活，在人類的集體潛意識中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命運與共"意識基因，反映到社會倫理就是博愛精神，這見之于各大文化的經典記載中，如中國道家的"損有餘而補不足"（《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佛家的慈悲眾生，儒家的仁愛天下，以及同屬於亞伯拉罕宗教體系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的共同經典所宣講的"愛你的鄰人，就像愛你自己一樣" （《聖經•舊約》）這一真正的基督精神。

　　相比之下，人類的"文明"史還只是短短的一刹那。自有文明以來，儘管由少數人挑起的爭鬥連續不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程度越來越激烈、危害越來越慘重，但同時，隨著人類生產生存活動規模的社會化、全球化、乃至太空化，緊密聯繫的範圍不斷擴大，彼此依賴的程度不斷加深，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於超越家庭、民族、國家、乃至人類物種的"命運與共"意識也在與日俱增，這是原始氏族時期那種狹窄眼界範圍內的共命運意識所不能比擬的。

　　今天，人類一體、人天一體意識的種子正在頑強地發芽、成長，一反少數人極端自我中心主義之道而行之，努力磨合不同文化之間的歧見，而給世界帶來希望。建基於這種意識的博愛精神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價值，或曰終極價值，或普世價值。其他一切自我標榜為普世價值的價值觀都要受到這一終極價值觀的檢驗。無論人類還要走過多麼曲折的歷程，這一終極價值觀必將逐步消弭人類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和歧見而走向天下大同。

　　（二）天地大道、宏觀社會、個人心性之間的多維互動：普世價值的實現路徑

　　當然，在如何使這種博愛精神在一切社會關係中得以實現的路徑問題上，以中國道-法家為一方，與佛、儒及西方宗教為另一方之間存在著根本的思想路線分歧。前者以心物一元、滲透一切之"道"為制高點，由道生法、由法生德、以德固法、以法從道，在天地自然、人類社會（宏觀和微觀）、各別個人多個層次之間、即從宏觀到微觀、從微觀到宏觀不斷反復推進多維整體的動態平衡。其中，人類宏觀社會是處於這些層次中間的關鍵層次。所謂"多維整體的動態平衡"就是指人類宏觀社會上與天地自然（即人天關係）、下與各別個人、以及本身內部宏觀關係這三個方面的動態平衡。

　　社會關係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宏觀指的是社會各大群體之間的經濟政治權益關係（如階級關係、管治關係、族群關係、國際關係），微觀則是指與上述宏觀權益關係並無直接關聯的純粹個人關係（如家庭親友關係、鄰里同事關係、路人邂逅關係）。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前者是關鍵。如果宏觀關係是祥和協調的，那麼微觀關係就不會差到哪兒去（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改朝換代後的初期，社會秩序都比較好，幾乎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或者在合理、有序的民眾政治運動高漲期間，社會刑事、民事案件會大大減少）；反過來，即使在某個範圍內表面上的微觀關係普遍和順，人人彬彬有禮，也不能說明深層次的內外宏觀關係就一定是溫和順暢的（如今日西方）；當然，如果微觀關係長期普遍惡化，那麼問題一定是出在社會的宏觀關係上，要真正解決問題，還得從宏觀著手。

　　黃老學派的經典文獻《道德經》和《黃帝四經》最清楚不過地表明：道-法家的著眼點不僅僅局限於體現在微觀人際關係中的和協精神，不是離開了人天關係和社會宏觀關係來談論各別個人的博愛、慈悲、仁德之心、來談論道德教化、來鑒別聖人賢者的，而是將這些精神原則作為"天之道"在人間社會巨集微觀所有層次上的動態展現去認識和遵循的，而不是單純從某種主觀的善良願望出發的刻意貪求、強求。

　　同時，一個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心性的修煉，以使之合乎天道，固然離不開他主觀上有意識的自我要求，但更離不開他所處的、包括人類社會歷史在內的、整個天地自然無限時空的循"道"運轉這個宏觀環境對他的薰陶、啟發（其本人不一定意識到）。一個人之能夠成為道德高尚的人，是天道運轉對其意識的外在叩擊與他願意正視並順從天道的主觀願望相結合的結果，而決不僅僅是（雖然不排斥）他個人閉關冥想、向內求索的結果。

　　黃老學派還認為，僅僅宣傳人間博愛精神是不夠的。要讓這種精神轉化為活生生的、巨集微觀各個層次上的社會經濟政治關係，則必須通過諸如社會功勳制、全民監督制、節制資本、常平倉等已經行之有效的、以及有待推陳出新的、符合多維整體動態平衡之道的各種制度，以法治的形式加以實行，使得那些真正有德有能之人自然而然地得到公眾的識別、推舉、監督、愛護，使他們得以代表各個層次上的社會全局，讓上述各種制度得以建立和實行，以均平地保障所有個人和群體通過平等勞動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和利益。

　　但是，儒家、佛家、和西方宗教思想在下面這一點上是共同地與上述道-法家路線相對立的：他們相信一個超自然的絕對精神，即超然"物"外之"心"，可以越過包括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時空運轉這個"物"世界的媒介，或者僅僅通過某幾個半神半人的先知苦口婆"心"的言傳身教，就可以在人們"心"中普遍地化為博愛、慈悲、仁德的種子，並得以開花結果，結出博愛、慈悲、仁德的宏觀社會關係之果。這就是為什麼儒佛倫理一般只局限於論述社會微觀關係，為什麼西方社會學也局限於微觀社會關係之分析，而將統合經濟政治文化的宏觀社會理論排拒於"社會學"學術大門之外的哲學思想根源。在筆者的《儒家如何背離了動態平衡之天地大道？》一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思維路線的原子論方法論實質及其事與願違的必然結果。退一步說，即使一個社會的多數人都懷有博愛、慈悲、仁德的精神，如果這種精神沒有同時體現在社會的宏觀經濟政治關係中，這個社會也仍然不是博愛、慈悲、仁德的。因為，無數微觀局部之機械加總並不等於宏觀全局。何況，像他們那樣"心"、"物"割裂的結果，必然是"心"之墮落，社會之道德淪喪，懷有博愛、慈悲、仁德之心的人只會越來越少，人類社會必然走向崩潰，就像今天的世界。

　　下面就具體地回顧一下，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上述思維路線是如何將人類拖垮到今天這個地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