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回家、我所見的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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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落月 , 02/02/2009:

三農問題作為一個問題已經存在了十餘年，無論是學界的一些學者專家做出怎樣的學術分析（關於三農問題研究的論文，從社會學到傳播學，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驚人高論（如農村土地私有化等），還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但似乎都與真實的農村相距甚遠。“農村”正在逐漸淪為一種話語分析的方式，成為這個喧囂時代的一種陪襯。就像財主家辦喜事的時候，總會叫上幾個窮親戚一樣，諾大的榮國府也有幾個破落的遠房，當然，這些裝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關愛。

　　 盛世之奧運會與農民何干？金融危機、股市樓市低迷貌似鬧得城市裏是人心惶惶，而在農村，一切似乎並沒發生過。該賭博的還賭博，該打女人的還繼續打女人……

　　 前些年，《中國農村調查報告》一紙風行的時候，我也看了，並且是在其還沒有出單行本，還沒有紅火的時候，在《當代》雜誌上看的。看完之後，也並不為然，因為，作為一個生於農村，長於農村的人，我認為這本書，距離真實的農村仍然很遠。當然，若說兩位作者是用農村這個題材而行沽名釣譽之事，有亂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說，這本書中的諸多內容，只是一種常識。在農村，大家都知道，只不過，這種常識，許多人不知道罷了，於是也就成為了一種“有力量、有勇氣的文字”。

　　 當然，在這裏，我要聲明的是，我說的農村，是我的家鄉，安徽東北部的一個地方。至於你若拿華西村來作為中國農村的證明，我也不與你爭辯。

　　 好吧，接下來，就將陸續寫上這次過年回家的一些見聞，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個真實的農村。對於一個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學習並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場尋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壯的返鄉，更是從後現代進入了前現代，從21世紀進入了中世紀，個中滋味，有憤慨，有悲涼，有心酸，有無奈，不一而足。

　　一、 早婚

　　 不得不先從早婚這個事情說起，這也是最讓我震驚又感到悲哀的事情，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農民的愚昧，是農村的落後。但無論用怎樣的字眼，這些事情的確是在農村發生了。

　　 根據我國的婚姻法規定，法定最低結婚年齡是男22周歲，女20周歲。

　　 可是在我們村，1991年出生的一個男孩，準備在正月裏結婚了（這個男孩，是在網上認識的我們縣另一個女孩，女孩的年齡我不知道，回家後過一次，那天很冷，其圍著圍巾包裹著臉，沒看出具體年齡，但我想，應該不大，因為在我們那，結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相當地震驚，當然更震驚的還有，這個女的，還在冬天裏打過一次胎（由此也反映，農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識的匱乏）

　　 回去之後，打聽了一下，在我們村以及周邊的幾個村，結婚的一般都在20歲之下。很少有超過20歲還沒有結婚的，除了在外讀書的之外。不然，過了這個年齡若不結婚，也就意味著可選擇性很小，或很難找物件了。

　　 有一天，我遇見了前面所說的那個男孩（在我讀書的時候，他還只是一個小P孩，並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問其，結婚領證了沒？他說沒有，我說，沒領證你就結婚啊。他說：不礙事。我問：那以後生孩子怎麼辦？他說：到時候再說唄。

　　 所謂的到時候再說，也就是請客送禮花錢修改年齡，補辦結婚證，不然怎麼給孩子辦准生證和戶口？

　　 又有一天，和我們村的大隊書記一個桌子喝酒，我問他農村的早婚事情，他說很普遍，不僅我們村，在我們縣，甚至隔壁的幾個縣都是這樣。對於這種事情，他也沒辦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這些孩子結婚之後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這個書記如是說。

　　 早婚，在我們那裏，現在可謂是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或曰是產生了群體仿效反應，一個看一個。你20結婚，我就19結婚，你19結婚，我就18結婚。基本上是沒有領結婚證的，在父母看來，早點給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點完成了任務，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學壞了。

　　 我們村的一個女孩，年齡就在19歲的樣子，年底的時候，回家辦了婚事。而孩子已經幾個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認識的。

　　 結婚證無法證明婚姻，只有在村裏辦了酒席之後，才是結婚。

　　 因為早婚的現象，回去之後，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結婚。按照他們的話說，因為我到現在還沒結婚，在村子上，他們就被別人瞧不起，抬不起頭來，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早婚的現象了。

　　 至於上面有人說要交代背景，我們村，安徽東北部的一個縣的一個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許多村莊一樣。千余人左右，全是一個姓氏，有四個房系，有點像宗法制的鄉村，人均4畝地左右，除了田裏的收入之外，村裏的青壯勞動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說，村民的生活並不是很窮，在我們村，這幾年就豎起了幾座兩層小樓（造價一般在15萬左右），有人還買了一部夏利車（6萬左右），當然，村子裏窮的人也很有。

　　二 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現象。在農村，一般結婚後一年內就會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內沒生孩子的，就會被嘲笑，被歧視。（我們村的一對夫妻，結婚四年多了，沒有孩子，男的就經常毆打女的，不過，據說，女的已經去醫院檢查過了，沒有問題，而男的死活不願意去檢查）

　　 農村的這些女人，可以說是沒有青春的，在結婚、生育之後，很快就變得蒼老。剛20歲出頭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歲一樣。

　　聽說，村上一個女子，年齡剛20，08年春天結的婚，冬天裏，小產了一次。

　　 在農村，一向都是結婚之後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按照國家法律規定，貌似頭胎是男孩的，不允許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幾年，這些頭胎是男孩的，並且已經結紮過的婦女，紛紛去重新做手術，然後再生一個。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經40，兒子94年生的，今年已經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個男孩，這次回家看見了，才1歲大。

　　 90年代計劃生育抓緊的時候，農村的婦女都要強迫去結紮，我一直認為，結紮是一種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細想想，也沒有其他辦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沒法指望農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藥。

　　 可現在呢，這些結紮過的婦女，而且都接近40歲的年齡，又紛紛去再做手術，再生孩子。

　　 父親說“這幾年，一個看一個，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邊的路上走來一個步履蹣跚，挺著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認識，問母親是誰，母親對我說是某某。本來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兒，三年前因病死掉了，（當時回家的時候，我曾經路過她的墳，死的時候才十五六歲的樣子），家裏只剩下一個男孩了，於是又去做手術，現在又懷上了。

　　 可她的年齡呢？我沒問，不過根據我的推測，應該在45歲之上了。

　　 這就是農村，真實的農村，45歲的女人和18歲的女人，共同懷孕待產。這也就是新農村，有了網戀，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齡產婦，可以說是與城市接軌了。

　　 在村口的那個房子的一面牆上，赫然粉刷著一行防治愛滋病的大字（具體的標語內容忘記了）。

　　三、死亡

　　 每次過年回去，我都會問父親，這一年，村裏死了誰。整個村莊都在老去，村子裏的那些我熟識的人，長久地停留在我記憶深處的人，都會在某個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當然，我也會和他們一樣死去。墓地，我都選擇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將會埋葬在那塊如今滿是青綠麥子的田裏。

　　 而我從來不關心，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裏降臨，因為他們都與我無關。起碼與我的記憶無關，

　　 08年，我們村子裏死去了三個人，一個女人，兩個男人。除了那個女人，是因為偶然事故，從我們村一戶人家新蓋的兩層小樓上掉下來，摔死的之外（摔傷了頭部，不治身死），我想說得是那兩個死去的男人。

　　 兩個男人，死去的時候都才60左右，一個59，一個60出頭。都是因為突然被檢查出來得了癌症晚期。然後，在熬了不到半年後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們都是村子裏做農活的很厲害的人，當然，沒有醫保的他們，不會去想著檢查身體，就像是自然界的動物，安靜地存活，安靜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襲來。

　　 在農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一種幸福定義“有吃有喝，沒病沒災”。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著死亡，因為，每每總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後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這兩個男人，那個60出頭的，我不是很熟悉，暫且不提。而這個59歲的男人，則是需要說一下。按照輩份，是我爺爺的父親輩。

　　 他有兄弟兩人，他是老大，家裏有個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遠近十幾裏都很聞名（手工製作的那種，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來的、然後三斤芝麻換一斤麻油）。

　　 年輕的時候因為窮沒娶上媳婦，後來在80年代，買了一個雲南的女子，後來，在為他生了一個女兒之後，跑了。之後，他就一直撫養著自己的女兒，單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婦，有兩個孩子，不過，在我讀初中時候的某一個夏天的午後，在自家的梁頭上吊自殺了，據說，死的時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親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後，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婦組成一個家庭，但因為年齡相差較大，弟媳婦沒同意，後來，弟媳婦又招了一個男人進門。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於胃癌。夏天被檢查出來，元旦的時候死的。

　　 暫且不去敍述村上的這些往事，畢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輕浮的。（初二那年，我們村一年之內，有三個年輕女子，喝農藥自殺了。恰巧的是，她們的墳，分別在在村子的三個方向上，一時間人心惶惶，說剩下的那個方向上，還會再有一個）

　　 年前的一個午後，我去田裏溜達，遠遠地看見一座新墳，上面還有幾個花圈。回家之後，趕緊問父親，那是誰的墳。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間又會多出幾座墳來。

　 說到死亡問題，順便再提一下火葬問題。之前政府強制實行火化，這也使得，在我們縣的廠紛紛倒閉之後，火葬廠竟然存活了下來，據說效益還不錯。初三的暑假，曾經作為娘家人，去過一次。

　　但是由於農村的習俗，雖然火化了之後，仍然要用棺材，講骨灰盒放進裏面，然後辦喪事，下地。

　　 後來呢，這裏面就產生了貓膩，只要出錢（據說是好幾千，當然數額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廠收了錢之後，也會出具證明。（查也查不到，除非開棺，這是很危險的，很容易造成警民衝突）

　　 當然，若是有權勢的，不交錢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屍體，直接下葬。

　　 之前幾年，還鬧得要在村裏設置統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後來也不了了之。現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裏。成為鄉村田間的一種點綴。區別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墳頭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為了節省耕田，現在看來，起碼在我們縣，成為了一種形式，甚而成為權錢交易的灰色地帶。

　　 竟然連死人的錢都掙

　　四、教育（1）

　　 據官方消息說，目前大學生中，農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漸下降。

　　 年前，參加一場婚禮，酒席上與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個鄉村小學的老師。年齡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認識，喝酒，開始聊天。

　　 桌上一個人，掏出一款手機，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計價格也就幾百塊錢左右。另一個人問：劉主任，這又是從哪里搞來得新手機？那個叫劉主任的說是某某送的，校長一個，他一個，後勤主任也有一個。

　　 那個問話的人，笑著大聲說道：腐敗啊，黨都是讓你們給毀了的，看來我要退了。

　　 然後眾人繼續喝酒，吹牛，我在旁邊安靜地聽著。

　　 一個中年老師，剛做過手術（據推測，估計是痔瘡一類的），說自己前幾天喝酒，只能站著，說“我現在就像孔乙己一樣，站著喝酒”。眾人大笑。

　　 孔乙己，這個詞讓我當時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農村也許常有，而魯迅卻沒有。

　　 這些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老師，我有一些高中同學，後來去讀了師範專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師的，大多出去打工。當然，沒有關係農村的這些學校也很難進。

　　 後來我放開了和他們喝酒，肆無忌憚地說著一些粗俗的話，最後我醉了。

　　 雖然，農村實行了九年制義務教育，但基本上，這些都是空談。大量的農村孩子輟學，或是熬到初中畢業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個鄰居下的一個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學沒有畢業，身體都還沒長成，在外打工已經一年。春天的時候去採茶，後來去了南通的一個家庭工廠內，做箱包的，包吃住，一個月500元錢，從來沒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點多開始做活，我問她，晚上什麼時候結束，她說不一定。有時候都到10點多。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麥子後她去的，大半年掙了2900塊錢回家。

　　 2900元錢，一個15歲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並沒有一句抱怨，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命吧。她們是認命的孩子、順從的孩子。

　　 她才15歲，頭髮也拉直了，有點都市的影子，只是那雙手，粗糙的像個老人一樣。都是傷口和繭子。

　　 15歲的年齡，所謂的花季雨季的歲月，所謂的青春，可是對於他們來說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機號碼給了她，讓她遇到什麼事情可以給我打電話。

　　 在農村，經常流行的一句話是“讀書不讀書都一樣，反正都是打工”，或“讀大學又怎樣，出來還不是打工？”

　　 很汗顏和慚愧地說，我是我們村上這十年來，也可以說是自78年恢復高考以來，第一個考取重點大學，第一個讀研的人。可就這樣的一個諾大的村莊，近十年內，算我在內，考上大學的（本科）也才三個人而已。（說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涼，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鐵屋子裏，沒有醒來的人一樣）

　　 回家最怕的是別人問我工資多少，因為在他們看來，我在上海（上海對於他們，成為了一種文化想像，一個遍地是黃金的大城市）讀了所謂研究生了，畢業後，起碼也要上萬元的工資，還會有人給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沒有這麼多的時候，他們都會說，我看讀書也沒什麼用，XX初中沒畢業在外面打工，一個月都好幾千。

　　 對於這些，我能爭辯什麼呢？

　　 我們縣高考升學率之底，很難想像，估計是安徽最差的一個縣了。全縣人口是80多萬，08年參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還包括大量的複讀生在內），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餘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複讀生占了大多數，（我是2000年高中畢業，我一個同班同學一直復習到2004年，才考取一個省內本科，）

　　 小學教育差，導致初中教育差，然後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競爭中，完全沒有實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學的，也都基本上是縣城的孩子）

　　 我一個高中同學，現在縣裏一個高中當老師，今年帶高三畢業班，年後，去和他喝酒，他說，班上70人（文科班），學校給他的基本指標是一個本科，三個本科是超額指標（只要分數夠三本就行），我問他估計能考上幾個，他說最多也就五六個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無非複讀，或是外出打工。然後回家結婚生子

　　 因為是高三，初四就開學了，初四上午，我同學非得讓我去給他班上的學生們說上一些什麼。讓我給那些孩子勉勵一下。

　　 站在講臺上，面對一群孩子，我無法給他們說啟蒙，說自我救贖，只能給他們描述大學的美好生活，勉勵他們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說現在社會競爭壓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學習。

　　 目前在我們縣，職業技術培訓學校開了許多，不僅縣城裏，鄉鎮了也有許多。培訓的技術，無外乎縫紉，電焊等。然後，就將他們輸入沿海的一些工廠內。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長看來，這才是人生的正確道路。（讀高中，花錢又不一定考取大學，考取了大學也沒啥用）

　　 我也並不認為，讀大學對於他們來說是唯一的一條出路，但我想,讀了大學之後，無論怎樣，起碼可以認清自己，認清一些這個社會，不會再渾渾噩噩地生活下去。

　　 當然，這裏又存在著一個啟蒙者的悖論，究竟是清醒者痛苦？還是沉睡者痛苦？是該讓他們睡去，等有一天，他們自然地醒來，還是把他們叫醒？叫醒之後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金字塔，我對那些十七八歲的孩子說，我不期望你們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頂端，但我也不希望你們淪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們能夠在中間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時候也會半開玩笑半生氣地說，當初，還不如不讓你去讀書呢，不然，現在我們也就可以抱孫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們差不多大的，都已經抱上孫子了。

　　 聞此，我很難過。因為父母說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正在農村流布的觀點。

　　五 農村低保

　　 在農村，有許多事情的發生，的確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就如低保來說

　　 剛才百度了一下，看到這樣的官方消息：

　　 通過個人申請、評審評議、審核、報批和監督檢查等一系列制度設計來保證制度在實施中的公開、公平、公正。縣級民政部門負責審批，由鄉鎮、村委會具體受理。

　　 申請農村低保的基本程式是，由戶主向鄉（鎮）政府或者村民委員會提出申請；村民委員會開展調查、組織民主評議提出初步意見，經鄉（鎮）政府審核，由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審批。鄉（鎮）政府和縣級政府民政部門對申請人的家庭經濟狀況進行核查，瞭解其家庭收入、財產、勞動力狀況和實際生活水平，結合村民民主評議意見，提出審核、審批意見。在申請和接受審核的過程中，要求申請人如實提供關於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況等資訊，並積極配合審核審批部門按規定進行的調查或評議，有關部門也應及時反饋審核審批結果，對不予批准的應當說明原因。

　　 而在我們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幾歲的孩子，全都享受著低保，有許多青壯年的勞動力，也在享受著低保，而我的爺爺奶奶，今年都八十多歲了，卻沒有低保。（當然，以我們家的狀況，贍養爺爺奶奶不成問題，但這件事，讓人委實很生氣。）

　　 父親和我說這件事的時候，很憤慨，“誰送禮給書記，誰就有低保，誰上面有人，誰就可以有低保。”

　　 所謂的申請、調查，公正都成為了紙面的笑談。

　　 低保成為了權力這個大棒之後的那根胡蘿蔔，大隊書記想給誰就給誰，成了安撫與拉攏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為了一種額外的福利待遇。該有的沒有，不該有的卻有了。誰家權勢大，有，誰家上面有人，有，誰家送禮了，有，誰家是刺兒頭，容易鬧事的，有。

　　 我家沒有，雖然，我爺爺今年85、奶奶80了。

　　我寫這些並非是品頭論足，而只是想寫一下我所見的農村情況。對於我本人而言，也沒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農村痕跡的意思。無論面對誰，我都坦言，我是農村出來的。

　　此外，我也並非說是要讓農民全湧入城市（某些學者所謂的在城市形成貧民窟的觀點，實在是笑談），但你也不可以坐視農民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然後被咀嚼一番、榨幹了青春之後，成為渣滓。

　　沒有人有權力，有何正當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說，農民就應該為這場國家現代化運動做出犧牲。

　　他們生而為農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 農村的政治問題

　　 “我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留著保衛我自己，另一顆留著參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們村一個70歲的老人站在我們家門口，所說的話。

　　 他什麼職務都沒有，連黨員都不是，經常熱衷於參與村上的事情，諸如核查村委會的帳，去縣裏上訪等等。

　　 我父親說這個人現在還經常在家裏寫東西，我問都寫得是寫什麼？

　　 ——還能是什麼，都是那些大道理唄。

　　 我不知道他是否讀過馬列的書，但他經常會把馬克思掛在嘴邊，說起話來振振有詞。

　　 “農村需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把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馬克思的唯物主義看問題，這個社會已經變了80%”，我拿出手機，將他的這些精闢的語言記錄下來。

　　 從縣城裏坐車回家的時候，在路邊的一個村口，赫然掛著一個大紅條幅，在冬日的村口，顯得特別醒目。條幅上寫著：村民直選，是建設鄉村基層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這樣的條幅，我啞然而笑。民主，直選，多麼誘人的字眼。

　　回家之後，問父親，在選舉的時候，拉選票的現象特別嚴重。“選舉不過是走個過場，上面讓誰幹，就是誰幹”，我們村的那個書記，今年69歲了，被稱為“不倒翁”，在大隊書記的位置上，起碼已經佔據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戲稱其為“胡書記”，說其很會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會暗地裏指使別人去做。

　　 此外，還有農村的發展黨員問題，誰想入黨，必須要經過大隊書記這一關，先送禮，再表示忠心，於是，發展黨員，也就成為了培養個人親信的渠道。起碼要確保入黨者不會危及其地位。而有幾個所謂的刺兒頭，怎樣也無法入黨。也就意味著其無法進入政權，再這麼折騰，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搗。而當權者隨便安排一個罪名，就可以將其搞定。

　　 當年我們村有個光棍漢，特別地仗義執言，經常一個人去縣裏和市里上訪，反映問題。他在路邊的溝渠裏挖了一個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時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裏取水打農藥。別人都給用，就是不給大隊的幾個幹部家人用，為此還打過一架。後來，他領養了一個別人遺棄的女嬰。一個光棍漢領養一個女嬰這樣的事情，本來是無可厚非的。但村裏硬說其違背了計劃生育政策，還讓鎮子上的派出所將其帶走了。不知道其在裏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來後，變得老實多了。

　　 “喝紂王水，就不能說紂王無道”——這是父親經常教育我的一句話。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說一些稍微憤慨的話時。

　　七 土地問題

　　 我們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畝左右（每畝660個平方），95年的時候，重新分配過一次土地，之後就一直沒動過，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婦，生了孩子，都沒有土地，而像我這樣的，戶口早已經遷出，但在家裏還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內。

　　 95年動過土地的時候，說是30年內不再動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來，作為解決農村問題的一劑良方，這次回家，和村裏的一些人談到此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就是：土地兼併。（我和他們說，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買賣了，他們說，那很快就有人賣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幹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實，農民對於土地的眷戀的熱情正在逐漸下降，村裏許多有錢的人，都去鎮子上或是去縣裏買了房子，平時都住在縣城裏，只有每年兩次農忙的時候才回來。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村種植了許多經濟作物，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們家曾經就種過近10畝的棉花、也種過近十畝的薄荷，和三五畝的西瓜），可現在，都是一季麥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機械化操作。（雇用聯合收割機，直接把糧食拉到家，有的戶，收完糧食就當場賣掉，帶了錢走人）。然後將秸稈在地裏燒掉，再種下一輪。

　　 雖然沒有土地買賣，但在農村可以租土地來耕種（300元/畝/年），有的人家不願意種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將土地租給別人種。

　　 再說一下，去年的賣地問題。有一條正在建設中的高速公路經過我們村（貌似是從許昌到宿遷的），修路要佔用農田，這其中分為兩種，一種是路面占地，另一種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墊路基）。

　　 前一種的價格是18000元/畝，後一種的價格是12500元/畝（價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後的水塘還可以用來養魚獲利等，但我懷疑這個差價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積很大，有好幾塊，一塊就有80畝。（我們家的土地被劃了4.5畝）能夠賣地的，都很開心。人們不再稀罕土地。只嫌棄賣少了，沒有說多的。

　　 至於說土地拋荒的現象，我們那裏沒有，因為自己不種，可以承包給別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戲吧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事情，關於這次修路賣地的問題。村上有的戶是攤到了，有的沒有。

　　 攤到的就很慶倖，沒攤到的就很沮喪。於是就有人提議說要把這些賣地的款拿出來村上平分，然後再重新分配土地。這是平均主義思想呢？還是集體主義時期思想的殘留呢？

　　 這樣的提議當然不了了之，但的確很吊詭，值得反思。

　　 一些三農學者常說土地目前成為了農民的束縛，成為了阻礙農民現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說土地是農民生活的最後保障，是返鄉之後的最後棲息地。但無論是怎樣的看法，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就是：農民已經不再深深地愛著這塊土地。

　　 艾青說：“為什麼我眼中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而如今，這塊土地也許正在淪為雞肋。

　　八 文化問題

　　 我一直認為在農村/農民那裏，不僅有政治、經濟問題，而且還有文化問題。暫且不論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我認為，這個文化問題，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農村和農民的生活狀態和形式，影響著消費行為的選擇，也影響著他們的人生選擇。

　　 我也一直很困惑，農村的文化是什麼？有沒有農村文化，是什麼樣的文化在農村發揮著作用？

　　 都說儒家文化在影響著國人，但在農村，你很少能夠看到仁愛、看到友善。你所能夠看到的只是自私與貪婪、愚昧與無知，看到的只是爭強好勝、看到的是勾心鬥角。那些質樸純真善良的農民哪里去了？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

　　 打架、吵架、通姦這樣的事情是屢見不鮮，尤其是春節裏，因為賭錢、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後是鬧的頭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後，可以繞著村，罵一圈，想罵誰就罵誰，語詞低俗。誰家兄弟多，拳頭硬，誰就可以欺負鄉鄰。

　　 十七八歲的男孩子，留著長髮，染了顏色，並且還帶了耳釘。十六七歲的女孩子，說自己喜歡的人是李宇春，在課本前面寫上“非主流”三個字，作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們不知道WTO，但知道麥當勞，知道網戀，會用qq找女朋友。

　　 農村沒有報紙，基本上每家一戶電視，最近兩年剛通了有線電視網路（許多人家因為收費，而不裝有線）。縣電視臺裏永遠都在播放著性藥和豐胸廣告，用詞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幾年，我們那裏（基本上隔壁幾個縣都是）還興起了一種很另類的嗩呐文化。遇到紅白喜事，基本上都會請一個嗩呐班子到家（誰家不請，就沒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時候，嗩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嗩呐，有好多種樂器、都賣力地演奏。而現在，只有三兩個嗩呐，配之以電子琴。

　　 當然，我要說的不是這個，而是，這些嗩呐班子都會請一個女人，年齡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兩三分，到晚上的時候，就會濃妝豔抹，登臺高唱一些黃色小曲，說一些低俗笑話，然後和一個搭配的男人打情罵俏。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性愛”為主題。有些時候，還會玩脫衣舞遊戲。（我都在台下看過脫胸罩，脫內褲的——非全裸，不是從裏面脫，就是從外面脫得剩下三點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處，都齊聲叫起好來，或高喊著“脫啊、脫啊、脫啊”。即使是喪事，也會有這樣的演出，無論是親人還是村人，臉上都看不到一絲的悲傷。若不脫，眾人都會說這個嗩呐班子不行，不過癮。我想，魯迅筆下的看殺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說到信仰問題，的確，基督教最近幾年在我們那裏（不僅是我們那裏）很興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歲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禮拜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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