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的社會責任

現在有人把言論自由泛化甚至神化，這樣就會為荒謬言論甚至謊言爭得所謂自由的空間。企圖經這樣的“神化”，使荒謬言論、謠言、謊言能有表達的自由而不受約束、不承擔社會責任

2009-1-19

甄言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的自由，但現在有人把言論自由泛化甚至神化，這樣就會為荒謬言論甚至謊言爭得所謂自由的空間。企圖經這樣的“神化”，使荒謬言論、謠言、謊言能有表達的自由而不受約束、不承擔社會責任。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相對的、有前提的，我們提倡、主張的言論自由亦是如此。言論自由既是權利，也有相應責任，任何權利都是與責任對應的，不能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因此,任何國家的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也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不是超越於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這種言論自由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前提。孟德斯鳩有言，“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的事情”，言論自由也是如此。言論自由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它既能促進社會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釁性、誹謗性語言而惡化人們間的關係；它既能成為弘揚公序良俗的載體，也能淪為敗壞社會風氣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會的各種憤懣和不滿，也能在特殊場合擾亂公共秩序。言論自由的兩面性，因現代通訊工具廣泛的影響力而增強了法制規範的必要性，使社會責任意識更加凸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論自由還應該遵守道德的規範。像粗口謾駡、污言穢語等違犯公序良俗的言論都應當受到約束，真正的言論自由應該是在法律、道德的約束內對自己觀點的負責任的理性表達。另外，言論自由還有不同場合、不同群體之分，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社會群體在享受著不同的權利的同時，也受著程度不同的約束。這在中國如此，在國外亦是如此。就言論自由而言，行政官員或公務員所受的限制就嚴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國家規定公務員在職期間無權向公眾發表個人的主張和意見，不得以個人的觀點來混淆國家在某一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等。

言論自由是為了真理的表達，而不是脫離法治約束、越過法治邊界、什麼都可以說的所謂自由言說。“文革”給我們一個沉痛的教訓，就是一旦沒有法律準則，可以自由地誣陷、甚至捏造罪名，構陷他人，這種自由是多麼可怕。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言說自由，同時也有批駁錯誤、荒謬言論的自由。任何法治社會對誣陷、造謠造成後果的還要依法處理，絕不能使危害國家、社會、他人的言論自由地氾濫。如果造謠、說謊的言論被允許，這不僅與法治建設的目標背向而馳，而且真正的言論自由也無從談起。言論自由必須有利於社會穩定，有利於形成社會共識、促進人民團結、推動社會進步，有利於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林語堂有言，“言論自由是個舶來思想，非真正國產。”西方所宣揚的言論自由是與話語權緊密相聯的，誰的話語權強，誰的言論自由就大，沒有話語權，言論自由就成為水中月，鏡中花，根本不是現實。在某些西方國家的這種政治和輿論環境中，借著話語權強勢，言論自由成了打擊別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薩嚴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體不惜歪曲事實、捏造虛假新聞，對中國進行造謠，這能謂其言論自由嗎？他們所主張的言論自由只是強勢下的盛氣淩人的言論自由、是罔顧事實打擊別人的言論自由。種種事實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論自由，在很多場合下變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雙重標準。他們可以隨意捏造一個藉口，對他人進行污蔑，這豈不是對其所宣揚的言論自由的絕好諷刺。

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已成為了一個思想多元、高度包容的現代國家，公民享有廣泛的言論自由和充分的表達空間，但有的人卻不顧這種進步和變化，抱著狹隘的意識形態偏見對中國的這種進步和變化置若罔聞，甚至惡意詆毀。這種做法違背歷史，也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