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與中國內戰的起源（194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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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志華，原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年第10期，第115-131頁

內容提要：

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以後，沒有像中共希望的那樣支持他們奪取政權，而是命令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以建立聯合政府；與此同時，國民黨對美國的依賴又迫使蘇軍借助中共軍隊的力量制約國民政府接管東北政權，從而為中共實現東北和華北自治的方針提供了條件；1945年11月初，蘇聯迫於國際和輿論的壓力，強迫中共退出大城市和中長路沿線地區，劉少奇不得不提出“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新方針；蘇軍撤離之前感到國民黨的反蘇情緒以及美國的介入威脅到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再次鼓動中共接管長春以北的大中城市，於是形成了國共在東北激戰的局面。隨著蘇軍撤退，中國內戰爆發，並為日後的全球冷戰開啟了亞洲的大門。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冷戰與中蘇同盟研究”（05BSS00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本研究得到上海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B406）。

戰後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的關係，是冷戰國際史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國學者起步較早，1992年出版的牛軍和楊奎松的兩部重要專著，都較多涉及到這個問題，其史料特點是使用了大量當時難得一見的中共中央文電。接著，挪威學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專著，更集中地討論了美蘇冷戰與中國內戰起源的關係。此後，各國學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問世。本文參與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

其一，出現了新的檔案文獻。2000年俄國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二十世紀俄中關係：文獻與資料》的第4卷第2冊，收集的是1945年的檔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兩冊，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初的檔案。這三本檔案集公佈的1945-1950年中蘇關係檔案資料共815件，此外還有作為附錄的幾十個檔。就中國檔案而言，最有價值的是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譜》，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與東北局、重慶代表團之間的往來文電。這些有關中國內戰時期的檔案文獻十分重要，對於這段中國歷史，特別是蘇聯與中國內戰之間的關係的研究，應該說是不可或缺的。無論最後的結論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據這些新的檔案文獻，對過去討論的問題進行重新審視。

其二，需要觀察問題的新視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國歷史作為主線，重點在於論述中共對革命和內戰的考慮及其戰略、策略的變化，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即作為國際背景的蘇聯對外政策及冷戰格局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不是孤立的。戰後初期，中共的戰略和策略受制于蘇聯的外交方針和美蘇關係的現狀；內戰後期，中國革命的發展和國內局勢的變化則反過來引起了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變，進而影響到整個冷戰格局的改變。這些現象說明，蘇聯的戰後對外政策及冷戰戰略和策略與中國的革命和內戰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研究者需要考慮：在冷戰緣起的過程中，蘇聯對外戰略的構想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了其對中國內戰的方針；把中國內戰的起源和結果作為一個案例，如何解讀蘇聯對冷戰的戰略構想及其變化。

本文主要考察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與中國內戰起源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史達林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中國是一個與蘇聯接壤卻無法納入其勢力範圍的大國。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以後），盟國對中國的支持和援助主要來自美國，也是羅斯福在開羅給蔣介石戴上了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因此，戰後中美關係的發展前景是可以想見的。但是，中國又是蘇聯最大的鄰國，兩國邊境線長達數千公里，因而構成對蘇聯東部安全的潛在威脅。為了建立東方安全帶，史達林以參加對日戰爭為誘餌，說服美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簽署了一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從而達到了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以及在中國東北地區享有獨佔權益的戰略目標。為實現這個戰略構想，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方針的重要內容，同其他共產黨活躍的歐洲國家一樣，也是推行“聯合政府”政策。

1945年6月，第 11-12期《布爾什維克》雜誌發表的一篇評論員文章稱：戰後中國必須有一個“由戰時所有民主黨派、團體和組織所加強的國家民主陣線；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和民主的力量”。這個公開發表的言論實際上反映了史達林多次與美國人談話時表達的立場，也就是他在戰後提倡的“聯合政府”政策。在4-5月間兩次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談話中，史達林稱蔣介石是“無私的”，是“愛國者”，但應在政治上對中共讓步，以求得軍令的統一。史達林還表示，不能認為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蘇聯從來沒有，今後也不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同美國一樣，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個在蔣介石統治下的民主和統一的中國。

顯然，史達林認為在中國出現的應該是以資產階級政黨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與此不同。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 ”，即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推翻國民黨的一黨專制。對此，莫斯科是十分瞭解的。然而，中共當時似乎並不清楚史達林的主張。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的最後報告中指出，“國際無產階級長期不援助我們”，因為“沒有國際援助”，就要“學會自力更生”。不過，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中共相信“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一定要來的 ”。所以，儘管早在6月就聽說了有關中蘇條約的內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會“承認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對於延安來說，蘇聯出兵東北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更使毛澤東驚喜的是日本突然宣佈無條件投降，這似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與蔣家王朝爭奪天下的天賜良機。毛澤東一度認為，通過武力的較量立即實現中共的主張可能是最佳選擇。8月9日蘇聯兵分三路進入東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識到這有可能導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在此歷史突變之時，應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進行廣泛的進攻，迅速擴大解放區，壯大我軍，並須準備于日本投降時，我們能迅速佔領所有被我包圍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規部隊佔領大城及要道，以遊擊隊民兵占小城。”同時要求華中局即日派部隊奪取南京、上海、武漢、徐州、蕪湖、信陽等大城市和要點，沿津浦、滬甯、滬杭線各中小城鎮則由地方部隊動員民兵佔領，同時宣佈江蘇、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長人選名單。

中央還指出：“不怕爆發內戰，而要以勝利的內戰來制止內戰和消滅內戰”。11日，延安總部命令八路軍華北、西北部隊向熱河、察哈爾、遼寧、吉林等地進發。12日，中共又調整了華中部署：在江南不再佔領各大城市，只奪取廣大鄉村及縣城，“準備內戰戰場”，若內戰勝利，就原地繼續擴展，若內戰失利，則轉入閩浙贛，創造新局面，但決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則全力“佔領津浦路及長江以北、津浦以東、淮河以北一切城市”，並“配合八路軍佔領隴海路”。顯然，中共的戰略是利用蘇聯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權力真空，控制廣大的原日偽佔領區，準備奪取中國的半壁河山。

此時，遠在大後方的蔣介石面對突變的形勢，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作為緩兵之計，就在中蘇條約簽字的當天，即8月14日，他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但周恩來一眼便看出，蔣介石“請毛往渝全系欺騙”。20日蔣再次來電催促，中共仍不為所動，繼續抓緊進行部署。毛澤東一方面命令晉綏和晉察冀部隊配合蘇軍“ 奪取張家口、平津、保定、石家莊、滄州、唐山、山海關、錦州、朝陽、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針對華中局打算在上海發動武裝起義的報告答復說：你們的“ 方針是完全正確的，望堅決徹底執行此方針，並派我軍有力部隊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義條件，照此辦理。”

就在中共積極部署，準備奪取華東、華北、西北、東北大部分地方政權的關鍵時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給中共中央發來電報，指出：中國不能打內戰，否則中華民族就有被毀滅的危險，毛澤東應赴重慶進行和談。在史達林看來，中共拒不和談而堅持武裝奪權的方針，必將導致遠東局勢的緊張。史達林既不相信中共的軍事實力，也不瞭解中共的最終目標，但他知道一點：無論中國內戰結局如何，都會破壞業已簽訂且為莫斯科得意的中蘇同盟條約及蘇美共同構建的雅爾達體系，從而給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帶來不堪設想的後果。因此，中共必須像西歐各國共產黨一樣，在蔣介石領導的“聯合政府”的框架內尋求和平與穩定。

對於來自莫斯科的“國際援助”，中共固然沒有抱多大希望，但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史達林會下一道“不許革命”的禁令，這不啻向毛澤東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張。21 日，中共中央致電華中局，取消上海起義計畫。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聯合發出指示：“蘇聯為中、蘇條約所限制及為維持遠東和平，不可能援助我們。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及廣大鄉村，擴大並鞏固解放區，發動群眾鬥爭，並注意組訓軍隊，準備應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時，總體戰略也只能由選擇“革命”方式轉向選擇和談方式：“我黨在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下準備和國民黨談判，爭取有利於我黨及人民的條件”。

至於蘇軍管制下的東北，中共還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堅持“迅速爭取東北”，只因不明蘇聯的立場，所以決定先派幹部去那裏發動群眾，建立地方政權和地方武裝，是否派軍隊佔領，還要視情況而定。同日，毛澤東給蔣回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23日蔣介石第三封電報再邀，毛澤東次日答復，周恩來先去，他本人“準備隨即赴渝”。

戰略方針出現如此急轉彎，是需要給全黨和全軍一個交代的，原因當然主要是蘇聯表明了態度。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棗園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詳細解釋了這個問題。毛在分析了戰後進入和平階段的兩種情況（可以佔領或無法佔領大城市）後指出，由於得不到蘇聯的幫助，“沒有外援不能克敵”，“我們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況下進入和平階段”。至於蘇聯為什麼不能幫助中共，毛澤東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釋說，美蘇需要實現國際和平，“蘇如助我，美必助蔣，大戰即爆發，和平不能取得 ”。毛還對比了希臘和中國的情況：蘇聯沒有援助希臘，是因希臘為英國所必爭，而中國則為美國所必爭。如果中共佔領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國必然進行干涉。

顯然，毛澤東已經看出，中國不在蘇聯的勢力範圍內，並斷定蘇聯進軍中國的區域大概會限定在東北三省。所以，中共在關內的一切軍事行動都不會得到蘇聯的援助。於是，出路只有一條：“在全國範圍內大體要走法國的路，即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而在中國，聯合政府的形式“現在是獨裁加若干民主，並將占相當長的時期 ”。目前“我們還是鑽進去給蔣介石洗臉，而不要砍頭”，將來再“實現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看來，中共是不得不走這條“彎路”了。第二天毛澤東發出的一個指示當是對上述講話的注釋：“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佔領政策”；“力爭佔領小城市及鄉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軍中國戰區司令官魏德邁的邀請電，遂開會商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去重慶談判。在第二天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講述了中共參加重慶談判的原則和方針。既然談判，就需做出讓步，中共的原則是“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達到妥協。讓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區是廣東至河南的根據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據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據地”。但是，在隴海路以北直到外蒙的地區，“一定要我們佔優勢”，“東北我們也要佔優勢”。毛說，如果不答應這些條件，就不簽字，並“準備坐監獄”。“隨便繳槍”是絕對不行的，延安也不會“輕易搬家”。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雖然講的是走法國式的道路——這是對史達林路線的準確理解，恐怕也是說給史達林聽的，但實際準備實行的談判方針及其所確定的目標與史達林的設想有重大區別：第一，史達林主張的是共產黨進入由資產階級政黨掌權的政府，而毛澤東設想的“聯合政府”卻是要與國民黨平分天下，至少來個武裝割據。第二，史達林要求共產黨放棄武裝鬥爭，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澤東卻堅持無論如何不能放下槍桿子的原則。第三，史達林設想的“聯合政府”是長久之計，而毛澤東卻把和平談判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總之，迫於形勢，毛澤東不得不委曲求全，親赴重慶與夙敵蔣介石談判，而內心卻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聯合政府”實屬一廂情願，最後解決問題還要靠武裝鬥爭。

在重慶談判過程中，莫斯科對國共和談的結果以及中共的實際立場已經逐步有所瞭解，但除了堅持建立統一政府的原則外，並沒有再發表具體意見。8月30日，在重慶的蘇聯大使彼得羅夫報告說，周恩來在與他會談時表示，“根據全部情況判斷，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打算解決共產黨的問題”，但“我們不可能指望蔣介石會做出過多的讓步”，其主張的實際結果“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被消滅的結局”。周恩來強調，中共歷來一直進行著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如何“從武裝鬥爭急劇地轉向和平建設”，幹部和群眾都沒有準備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報和意見。彼得羅夫的回答是：“周恩來同志在黨政工作方面經驗相當豐富”，“將能夠正確地評價中國目前的局勢並採取正確措施。”

9月6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告訴彼得羅夫，在談判中，“毛澤東要求將包括首都北平在內的5個省轉交給共產黨人，以便使他們能夠在那裏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養自己的軍隊”。赫爾利聲稱，英國人支援在中國“分而治之”，而史達林則告訴哈裏曼，“允許在中國建立兩個政府”是“愚蠢”的。以此為出發點，赫爾利一再建議蘇聯和美國共同發表一個支持國民政府得聲明。彼得羅夫對此沒有回應。同一天，毛澤東也拜訪了蘇聯大使。毛澤東介紹說，談判表明，蔣介石極力要“繼續實行一黨專政”，並用武力封鎖共產黨的地區和軍隊。

所以，“聯合政府”已經談不上了，他們只同意讓共產黨和其他黨派代表加入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對於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指出，“如果國民黨同意將除特區以外的5個省——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和熱河的行政管理權移交給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同意放棄華南和華中的解放區”。最後，毛澤東表示中共的讓步是有限度的。為此，毛和周恩來、王若飛一再追問，蘇聯對此持有什麼立場，“如果美國將幫助國民黨軍隊消滅共產黨軍隊，蘇聯將會採取何種步驟”。彼得羅夫只是一味強調：“蘇聯非常希望看到中國在政治上統一，兩黨的談判應該繼續下去，並通過相互的讓步達成一致意見。”第二天，彼得羅夫又向東北特派員蔣經國表示了同樣的看法。

10月10日，就在談判協定簽字的當天，毛澤東再次拜會蘇聯大使。毛說，將要發表的聯合公報表明中共取得了勝利，是將來“進行宣傳的某種依據”。但又強調，“蔣介石不會履行達成的協議”，“他會繼續進行反共的軍事準備”。因此，“中共的軍隊也正在三個主要方面加緊作應戰的準備”。毛接著說，“消滅國民黨的幾個師”沒有問題，中共唯一擔心的是美國會公開干涉中國內政，並問蘇聯人，如果美國出兵怎麼辦。中共沒有明說的願望當然是希望得到蘇聯的支援和援助，幾天前周恩來就提出了同樣問題，當時彼得羅夫未置可否，現在面對毛澤東的提問，彼得羅夫的答復也只是：“必須通過和平的途徑妥善調解局面，儘量避免與美國人發生武裝衝突”。

目前尚未發現有關重慶談判更多的俄國檔案，不過，蘇聯使館的態度應該說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場。顯然，史達林此時堅持的原則仍然是建立以國民黨為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為此，在中國必須避免內戰。不過，彼得羅夫作為外交官的謹慎表態也說明，史達林並不想強迫中共接受某種具體做法，他為自己的實際行動留下了充分的迴旋餘地。畢竟，提出 “聯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種手段，就目的而言，有一點莫斯科與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須保證對中國東北的控制。

二、史達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佔東北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