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達林左右逢源與中共獨佔東北的決心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消滅日本關東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東北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和東方安全屏障。作為簽署中蘇條約的對應條件，史達林已經向美國人和蔣介石許諾，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政府，而蘇軍則在3個月內撤離中國，希望以此換取中國政府的對蘇友好立場。但是，無論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還是著眼於地緣政治，史達林對蔣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國，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蘇聯不能把對東北的控制完全寄託在已經公開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動權牢牢掌握自己手中。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種途徑：

首先，通過大量的宣傳鼓動工作在東北地區營造對蘇友好的氛圍。在軍事推進過程中，蘇軍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不斷向中國居民發放各種宣傳品，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僅遠東第一方面軍政治部就用中文印製了86種、總數超過470萬份的傳單。在東北作戰的前4天當中，蘇聯散發和張貼的中朝文標語、傳單和宣傳畫就有9000萬份。此外，蘇軍還在當地出版報紙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養大批通曉漢語、朝語、日語的宣傳骨幹。僅第一方面軍總部在8月份就舉辦了大約200場報告會、座談會，組織音樂會或戲劇、電影演出160場。

其次，充分利用隸屬遠東方面軍偵察處的原東北抗日聯軍的中國和朝鮮幹部。40年代初，抗日聯軍在東北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失敗後，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幹部率殘部陸續退往蘇聯，組建國際旅，繼續堅持戰鬥。1942年7月，經共產國際批准，這支部隊在蘇軍統制下組成第88獨立步兵旅，並在遠東哈巴羅夫斯克營地接受訓練。對日作戰準備階段，該旅的任務是提供情報和嚮導。蘇聯出兵的第二天，旅長周保中便部署該旅準備反攻，與八路軍會師，解放東北。8月11日卻接到史達林的電報：“ 待命”。

日本宣佈投降後，周保中又致信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建議由第88旅接管長春，並為建立東北民主政府和人民軍作準備。如果接受這個設想，周要求蘇軍將該旅骨幹力量交給中共中央或八路軍安排。這個建議也遭到拒絕，華西列夫斯基下達了另一個指示：為了擴大蘇聯的影響，安排這些幹部分散隨蘇軍行動，協助佔領當局開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國幹部受命分四批到東北各大城市蘇軍指揮部報到。10月，該部隊建制被取消。顯然，史達林一方面擔心周保中的計畫破壞他對蔣介石的承諾，一方面需要把這支由中朝戰士組成的部隊留給自己用。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來控制國民黨行政當局對東北的接管進程和實際結果。應該說，前兩個措施不過都是為了使蘇軍能在東北站住腳，並擴大蘇聯在那裏的影響，而史達林明白，蘇聯的軍事力量遲早是要退出東北的。那麼，到底把東北的直接控制權交到國共兩黨誰的手上，才能保證莫斯科的實際控制和勢力範圍，史達林是有深遠考慮的。就蘇聯對中國以及東北採取的政策而言，國民政府的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可算是一語中的：“蘇聯只要看見中國有聯合政府，一切便好談。”最初，史達林在國共之間所採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場，與中共逐步確立的獨佔東北的戰略確實有些不合拍，以至一度引起毛澤東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最終還是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由於得知東北的行政權將交給國民黨，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還在猶豫是否派大部隊去搶佔東北。不過如前所述，控制東北已是既定方針，需要考慮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對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給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說：儘管受中蘇條約限制，蘇聯“必不肯和我們作正式接洽或給我們以幫助”，但條約中也明白規定“所有中國籍人員，不論軍民均歸中國管轄”，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我黨我軍在東三省之各種活動，只要不直接影響蘇聯在外交條約上之義務，蘇聯將會採取放任的態度並寄予偉大之同情”。同時，“國民黨在東三省與熱、察又無基礎”，且“派軍隊去尚有困難”，而“紅軍將於三個月內全部撤退，這樣我黨還有很好的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

於是，中共中央要求“晉察冀和山東準備派到東三省的幹部和部隊，應迅速出發，部隊可用東北軍及義勇軍等名義，只要紅軍不堅決反對，我們即可非正式的進入東三省。不要聲張，不要在報上發表消息，進入東三省後開始亦不必坐火車進佔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廣大鄉村和紅軍未曾駐紮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權及地方部隊”。“熱河、察哈爾兩省不在中蘇條約範圍內，我必須完全控制，必須迅速派幹部和部隊到一切重要地區去工作，建立政權與地方武裝”。對蘇軍只通報情況，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請求幫助，總之不要使之為難。高崗在9月3日一封電報中也稱：“對東北我黨必須力爭，中央已有充分準備及具體對策。”

中共軍隊突然大量出現在東北，一時搞得蘇軍不知所措。中共軍隊最初進入東北各地後的不同遭遇，說明了這種情況。冀熱遼軍區曾克林部進攻山海關時，不僅與蘇軍聯合發出最後通牒，還得到蘇軍炮火支援，到達瀋陽時卻受到蘇聯駐軍百般阻攔，被圍困在火車上整整一天；進駐瀋陽的中共先頭軍隊從蘇軍轉交的日本軍火庫中獲取了大量武器裝備，而徒手趕來的後續部隊卻吃了閉門羹，什麼也沒有得到；還有些進入東北的部隊，不僅得不到急需的通訊器材和印刷設備，甚至還被蘇軍繳械，並禁止他們在蘇軍佔領區活動。如此等等。造成這種局面的具體原因很複雜，有的顯然是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而表現出對中國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於對中共所屬部隊缺乏瞭解而產生的誤會，有的大概是基層指揮員不瞭解外交方針而擅自採取的行動，還有的肯定是佔領當局受制於國際輿論而有意採取的回避態度。總的講，問題的癥結在於，對於莫斯科有意採取的模糊政策，蘇聯軍人和中共領導人最初都沒有搞清楚，而他們之間又缺乏溝通和聯繫。

於是，9月14日華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飛到延安，傳達莫斯科的要求，並與中共領導人進行協商。蘇聯代表在會談中明確表示：蘇軍撤離中國前，國共軍隊均不得進入東北，請朱德命令已進入瀋陽、長春、大連等地的中共部隊退出蘇軍佔領地區；蘇軍不久即行撤退，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內部的問題由中國自行解決。而私下應允，已經進入東北的中共軍隊，如果不用八路軍名義，不公開與蘇軍接洽，蘇軍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提出希望中共派負責人前往東北，以便隨時聯繫，協調行動。錦州、熱河兩省則可以完全交給中共接管。16日，蘇蒙聯軍代表又轉告中共中央，“堅決要求八路軍主力火速北開”，接收其所佔領之內蒙古及東北各地，“確保北面及內蒙地區，以便同外蒙蘇聯經常保持聯繫”，蘇軍可接濟部分武器。萬不得已時，中共部隊可進入外蒙，“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讓敵人隔斷雙方聯繫”。在重慶的蘇聯大使也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中共當前的戰略重心，應當是集中兵力，“確保張家口、古北口、山海關之線，防蔣進攻”。

只派遣一名校級軍官向中共領導人傳話，表明莫斯科處事謹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瀋陽後報告，蘇軍對銀行、工廠、倉庫一律派兵監守，不准搬用，對火車、汽車、汽油、廣播電臺也“ 絕對全部控制”，還要求中共軍隊移至城外，均反映了這種情況。儘管如此，蘇聯的意圖卻很明顯：表面上國共軍隊都不得進入東北，但允許中共軍隊卡住進入東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蘇軍撤退，中共便可搶先佔領東北。這樣，蘇聯既沒有破壞中蘇條約，又能保證內蒙、東北地區在自己掌控之中。機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態促使中共更加堅定了進軍東北的決心。

經過14日下午和晚上的討論，劉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心把全國的戰略重點放在東北，把原來準備南下的部隊和幹部轉向挺進東北，並決定建立以彭真為書記的中共中央東北局，隨前來延安的蘇聯軍用飛機飛往瀋陽，加強對東北工作的領導。17日劉少奇向毛澤東報告：“東北為我勢所必爭，熱、察兩省必須完全控制。紅軍在東北現已開始撤退，據說在12月初將撤完，內蒙紅軍即將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靈廟一線。”為此，劉少奇提出“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18日又建議緊急調重兵部署在熱、察、冀東及東北沿海地區，阻止蔣軍北進，控制東北。19日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到10月初，毛澤東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設想的目標是：在華北、東北、蘇北、皖北及邊區全部實行人民自治，中央軍不得開入，僅平、津、青三地可暫時駐一小部中央軍，將來亦須退出；華北、東北各設政治委員會統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違背自治原則派遣官吏，已派者須取消。

在控制東北的問題上，史達林最大的擔憂在於美國勢力滲透到蘇聯的勢力範圍，隨著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的援助下不斷接近和開進東北，莫斯科的擔心越來越加重，態度也越來越明朗。蔣介石非常擔心因國軍不能及時到達東北，而共軍乘蘇軍撤退之機奪取優勢，故早在9月11日就讓行政院長宋子文向美國政府請求借船運兵。美國的態度也很積極，代理國務卿艾奇遜第二天便以備忘錄形式將此事報告總統。9月18日杜魯門總統答復：“駐西太平洋陸軍和海軍司令已下達命令，將按照魏德邁將軍所明確指出的日期和港口運送前往滿洲的中國軍隊提供船隻”，“參謀長聯席會議深信，在中國軍隊準備好登船前往滿洲之日，將有足夠的船隻為其所用”。9月24-27日，就有消息轉開，美軍將在天津、大連、煙臺、威海、秦皇島登陸，蔣軍將由空運和海運至平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國一再要求蘇聯公開保證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一方面是國民政府連連發出照會和通知：中國計畫在滿洲吸引外資，而美國有意投資；要求蘇聯開始考慮撤軍問題；中國政府的第一批軍隊將在數日內乘坐美國軍艦抵達大連。這如何不讓史達林心急？在與立法院長孫科的談話中，彼得羅夫默認：“美國人在北平、天津、青島和秦皇島登陸”，“是導致局勢更加嚴重化的因素”。而史達林則向蔣經國坦言：“蘇聯政府不願讓美軍進入滿洲。這是蘇聯的地盤”，“無論美軍、英軍或其他外國軍隊，都不應當允許他們進入滿洲”。既然認定國民黨是美國人的傀儡，那麼，要遏制第三國勢力進入東北，只能依靠共產黨。

儘管在重慶，蘇聯大使對周恩來尋求幫助的提問依然閃爍其詞，但在東北的蘇聯軍人卻對共產黨顯得格外坦率和熱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蘇共中央軍委委員在接待中共東北局負責人時，不僅熱情稱讚中國共產黨人，而且高度讚賞中共關於“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爭取控制東北的戰略方針。他還認為，“滿洲北部不成問題”，建議中共把主力部隊部署在山海關方面（15萬人）和瀋陽周圍（10萬人），全力阻止國民黨軍進入東北。為了增強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蘇方就通知中共東北局說，蘇軍準備把繳獲的所有保存在瀋陽、本溪、四平街、吉林、長春、安東、哈爾濱和齊齊哈爾日本關東軍的武器彈藥和軍事裝備，如數轉交給中共，並說明這些武器彈藥可以裝備幾十萬人。

10月上中旬，蘇聯一再拒絕國民政府關於國軍在大連登陸的請求，即使蔣介石親自出面也無濟於事。同時，對設立在長春負責接收工作的東北行營，也是百般刁難，設置重重障礙。蔣經國向蘇聯使館通報長春之行的感受時抱怨說，蘇軍不允許他們建立警衛隊，拒絕到除瀋陽外其他地區進行視察，還下令停止出版東北行營發行的《光復報》。與此同時，蘇聯卻與中共緊密配合，加快了對東北的控制步伐。蘇軍指揮部下決心“打開前門”，擬把南滿和錦州地區的行政權全部交付給中共，並應允在中共來不及接收的情況下，代為保存1個月。甚至在蘇軍完全控制的大連地區，佔領當局也希望中共在那裏建立起黨政領導機關。10月6日，中共得知蔣軍在大連登陸已被拒絕後，估計可能轉向營口、錦州和安東，於是請求蘇軍“一律拒絕，至少拖延一個月至一個半月”。

10天後彭真便報告，蔣軍“到營口、錦州兩處海岸企圖登陸，已被拒絕”，蘇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陸地阻擊。因中共軍隊一時無法到達，蘇方還答應再設法拖延幾天。而在蔣軍準備登陸的安東，不但出現了“民主政府”，還舉行集會，呼籲滿洲獨立，撤銷東北行營，甚至斷水斷電。10月19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後，決定按照蘇方的要求，改變過去分散佔領全東北的方針，而“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瀋陽之線，次要力量于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21日又提出：“竭盡全力，霸佔全東北，萬一不成，亦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

10月25日，蘇聯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軍將使用美國艦隊在營口和葫蘆島登陸。於是，蘇軍再次催促中共軍隊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業，逐步接收政權，並建議中共把領導中心移至瀋陽，還聲稱：“如果說過去需要謹慎些，現在應該以主人自居，放開些幹。”如蔣軍在11月15日前進攻，蘇軍可協同中共軍隊給以打擊。接到東北局的報告後，毛澤東“甚為欣慰”，即刻指示：“我黨決心動員全力，控制東北，保衛華北、華中，六個月內粉碎其進攻，然後同蔣開談判，迫他承認華北、東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蘇方意見“速在安東、營口、葫蘆島三處設防，加強軍隊配備，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飛機場，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權、工廠、兵工廠及武器彈藥”；最重要的是請求蘇方“拒止蔣方在兩個月內登陸、著陸”。28日，東北局便擬定了東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專員名單，準備“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權”。

因受制于外交，蘇聯無法滿足毛澤東的要求，經反復交涉，只得應允蔣軍“10月30日在葫蘆島、營口登陸，11月12日進至錦州、海城線，11月20日進至瀋陽，蘇軍則於11月 25日撤完”，還同意先頭部隊在蘇軍撤離前三天空運至長春和瀋陽。不過，蘇方也公開聲明，蘇軍數量不多，無法保證登陸部隊的安全，而且並不打算限制共產黨部隊，因為蘇聯“不會干涉中國內政”。同時，蘇方則通知中共，“同意我們在營口、葫蘆島作戰，他們不加任何限制”，還同意中共前往瀋陽和長春接收工廠、武器裝備，並更換除市長外的長春各級政府。為此，11月上旬毛澤東不斷發出指示。

針對國民黨軍隊在山海關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毛澤東要求“必務要將這一地區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來，以便在這場具有戰略性決定意義的戰役中取得勝利”。同時，要求部隊“爭取時間佈置內線作戰，決心保衛瀋陽不讓蔣軍進佔。一俟蘇軍撤退，我方即宣佈東北人民自治。”在長春，據東北行營的通報，中共調動了大批軍隊集中在機場附近，約 2000人已進出長春市，並示威性地包圍了行營駐地。11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講話：“派十九萬軍隊去東北，這是有共產黨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調動”。“總的來說，蔣一定攻，我堅決打”。“只要有現在的條件，蘇聯不幫助我們，我們也不怕。”只有此戰得勝，“我們才能提出東北自治的問題”。

然而，就在毛澤東準備利用蘇聯幫助的有利條件放手與蔣介石在東北一戰的緊要關頭，莫斯科的立場突然發生了變化。11月10日，史達林從他的休養地索契給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和米高揚發出一封密碼電報，指令他們“盡可能快地從延安和毛澤東部隊活動區域撤離我們所有的聯絡官員和其他人員”，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國的國內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上，我擔心我們的敵人將來會指責我們留在這些地區的人是中國國內戰爭的組織者，雖然我們的人並沒有控制任何東西”。這一指令立即得到貫徹執行。

第二天東北局報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陳雲，已允許在蘇軍撤退前五天內讓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並且不准我們在此期間與國民黨軍隊發生衝突。友方一再聲明，這是“莫斯科的決定 ”，東北蘇軍任何人員無權變動。如果五天中出現衝突，蘇方“只能繳我們的械”。友方還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應該是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最高的利益”。17 日馬利諾夫斯基命令中共軍隊撤出長春、瀋陽和哈爾濱，並不得阻礙國民黨軍隊在長春和瀋陽著陸。20日又“鄭重通知”東北局：“長春路沿線及城市全部交蔣 ”，中共軍隊一律退至鐵路線50公里以外；只要有蘇軍的地方，既不准與蔣軍交戰，也不許中共軍隊存在，“必要時不惜用武力”驅散；全東北境內，包括錦州至山海關段，均不准作戰。同日，蘇軍駐哈爾濱衛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滿分局和軍隊三天之內撤出哈爾濱，中共部隊撤出後，蘇軍即通知國民黨政府，來哈接收。

在重慶，蘇聯使館也告誡中共代表王若飛，“為了避免遭到美國和中國輿論的反對”，中共最好不要試圖佔領長春路，並注意減少與蘇聯使館和駐華機構的聯繫。24日，蘇聯心安理得地照會中國政府，現在可以毫無阻礙地向瀋陽和長春空運部隊了，蘇軍對東北中共軍隊“未曾予以任何幫助”，並表示蘇軍可延期一兩個月撤離，以利中方接收。駐長春蘇軍指揮官還向東北行營副參謀長董彥平保證：“決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動，嚴格保護各政府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住宅，並禁止一切對中國政府不利的宣傳”。後經雙方協商確定，為確保中國政府順利接收，將蘇聯撤軍完成日期改為1946年2月1日。

蘇聯的態度為何突然改變？從史達林密電和蘇聯參贊談話的口氣看，莫斯科的擔心主要在於美國對東北事態發展的不滿及其製造的輿論壓力。蔣介石對這一點看的很清楚，早在10月19 日他就有意向蘇聯大使建議：採納美國的提議，召開第二次五國外長會議解決中國問題。11月8日蔣介石又在內部討論時提出“將東北行營撤至山海關，同時聲明不放棄東北，以使蘇聯違約之真相大白於天下”。一個星期後，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發出照會：由於接收工作無法進行，決定於17日起將東北行營“遷移至山海關 ”。同時，中國又照會各國使領館，告蘇聯阻礙接受工作。隨後，蔣介石迅速將這一決定告訴華盛頓，並抱怨蘇聯人未能執行1945年中蘇條約，希望與美國積極協調行動，防止局勢繼續惡化。

莫斯科面臨的壓力還不只此，從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遠東，蘇聯急於插手促成對日和約，反復就盟國對日管制機制問題與美國進行磋商。在近東，伊朗危機趨向國際化，對蘇聯感到絕望和恐懼的德黑蘭政府開始求助於美國和聯合國。針對蘇聯關於修改蒙特勒公約的訴求，美國也開始關注土耳其海峽問題，並提出了國際監督的建議。於是，蘇聯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都需要繼續與美國保持一致，並爭取美國支持自己的主張，這裏當然也包括中國問題。所以，當11月下旬美國倡議召開三國外長會議解決這些國際問題時，蘇聯不僅積極回應，而且立即開始與美國進行緊密接觸和協商。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長會議做出美蘇同時從中國撤軍的決議，以及國務卿貝爾納斯對史達林履行中蘇條約抱有樂觀態度，就毫不奇怪了。

於是，史達林再次拋出了 “聯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與蔣經國會談時史達林說：“蘇聯政府已經從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為他們不同意中國共產黨人的舉動”，蘇聯政府仍然“ 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並認為中國“不能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儘管“中國共產黨人不同意這一點”。史達林還一再辯白，蘇聯政府對中共的情況不瞭解，也未向中共提過任何建議，莫斯科對中共的行為不滿意，更不能為他們的行為負責。而對中共，史達林則希望他們放棄已經制定的目標。

1946年1月，蘇聯使館告誡中共在重慶的談判代表，目前提出東北問題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央政府和來華調停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都沒有提到這個問題；“中共應該尋找和平解決所有軍事和政治問題的道路”。蘇聯大使還警告周恩來：“在滿洲發生戰爭，尤其是傷及美人，必致引起嚴重後果，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的絕大危險。”以至周恩來不得不向蘇聯人檢討說，“對中共來說，與美國人的關係是一個新問題”，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軍應該把東北交給中共，是因為“不懂得整個國際形勢的複雜性 ”。而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周恩來指出：看到中共能以軍事力量抵抗國民黨進攻以利談判時，他們就歡呼，看到中共要獨霸東北、華北時，他們就驚呼。

毛澤東確實需要再次改變戰略方針了。得知蘇聯態度改變後，中共中央最初決定，一方面“照顧友方信用”，“服從總的利益”，一方面“仍須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準備一切條件于蘇軍撤走後殲滅頑軍”。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針仍然是“在顧及蘇聯國際信用的條件下力爭大城市”，希望蘇軍能把“錦州、葫蘆島及北甯路之一段 ”留給我們，並“盡可能推延蔣軍進入滿洲及各大城市的時間”。但是，11月22日，迫於形勢的變化，劉少奇便提出了一個新的方針：“讓開大路，佔領兩廂 ”。28日和29日，劉進一步明確：“獨佔東北已無此可能，但須力爭在東北的一定地位”，今後工作重心為控制長春鐵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鐵路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

武力解決不行，只好再次轉入和談。12月7-8日，中共提出準備恢復與國民黨的談判，和平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蘇聯“居間折沖”。30日，中共公開呼籲：“立即全面無條件的停止內戰”。1946年1月國共停戰協議公佈後，中共中央要求東北局“將部隊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無蘇軍駐紮又無國軍開進的地區，特別是靠近蘇聯和蒙古的地區。到2月，隨著和平談判的進展，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毛澤東等人參加國府委員會，周恩來等人參加行政院，並力爭周恩來任副院長，還批准了中共出席憲草審議委員會的名單。

儘管很不情願，但是在力量對比明顯不利以及美蘇兩國的共同壓力下，中共不得不暫時放棄進行大規模武裝鬥爭的計畫，準備與國民黨和解，進入“聯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將要出現的時候，情況又發生了急劇變化。

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