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蘇聯從東北撤軍與中國內戰的開啟

史達林對華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確保蘇聯在東北（還有蒙古）的獨佔地位，這就是說，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決於形勢是否對蘇聯實現其在遠東的戰略目標有利。因此，蘇軍在1945年底準備撤離東北，把政權交給國民黨的時候，仍然與中共保持著聯繫並秘密給以幫助。12月2日，隨蘇軍行動的周保中等人報告：蘇聯遠東軍指揮部“願意知道我全滿實力及對東北方針，蘇軍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內一定給我物資幫助，但是講究方法，並儘量製造困難給頑”。看來，即使在壓制中共時，蘇聯人還是留了一手。

果然，當東北局勢的發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脅時，蘇聯的態度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關於蘇聯對華政策的目標，副外長洛索夫斯基在蔣經國訪蘇前給史達林的報告中作了全面論述：第一，中國政府必須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第二，中國必須保證長春鐵路沿線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亂局面下，應提議蘇聯“鐵路護衛隊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國人及外國資本進入滿洲”，“我們不能允許滿洲成為另一個大國施加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場所”；第四，必須在蘇聯“積極參與滿洲經濟活動的情況下”實現與中國在東北的經濟合作，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資公司，特別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長鐵路。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1946年初呈現出一種對蘇聯的危險局面。

在中蘇經濟合作談判中，為了及早撤軍，減緩國際輿論壓力，蘇聯代表一再表示願意讓步，只要中國同意對所有重工業公司實現雙方合資經營，蘇方就會進一步採取行動，幫助國民政府儘快解決東北的接管問題。而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態度卻愈益強硬。1月26日他告訴中方談判代表張嘉璈，對經濟合作談判採取“緊縮”態度。於是，儘管蘇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聲稱，莫斯科急於簽署合作協議，並非要在東北“霸佔利益”，而只是“不願見有第三國再捲入”，但張嘉璈始終堅持強硬立場：戰利品問題中方不予考慮，航空公司和輪船公司的問題也不討論，一切非金屬礦業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業，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裏，蘇方堅持儘快簽訂經濟合作協定，方能最後撤軍，中方則強調沒有順利交接行政權，故無法談經濟合作，以至經濟談判陷入僵局。此時，美國也不斷向蘇聯施加壓力。 2月11日美國同時照會蘇聯和中國，對中蘇經濟談判感到“不安”，認為這“與門戶開放原則會有矛盾”，對美國的商業利益和威信“是一種明顯的損害”，並表示美國有意參與談判，在經濟合作方面採取“共同行動”。這無疑更加刺激了史達林敏感的神經。

不僅與政府的談判步履維艱，中國民間的反蘇情緒也突然高漲起來。在雅爾達會議召開一周年之際，2月11日，美英蘇三國同時公佈了有關遠東問題的秘密協議。蘇聯同意公佈協議，大概是著眼于對南薩哈林和千島群島佔領的合法性，而美英這樣做顯然是針對東北問題的。為了進一步逼迫蘇聯撤軍，美英在報紙上公開指責莫斯科違背雅爾達協議。這在中國引起強烈反響，一時間輿論譁然，廣大市民、學生紛紛湧上街頭，張貼標語，示威遊行，發表演說，抗議蘇聯在中國東北、新疆和內蒙的行為，要求蘇軍立即退東北。3月5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蘇聯提出抗議，嚴重交涉限期撤退其東北駐軍》的提案。

3月6日，中國照會蘇聯，撤軍期限已過，蘇軍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蘇聯政府飭令“即行撤退”。4月1日，蔣介石在第四屆第二次國民參政會上發表演說，公開推翻東北停戰協定，宣稱 “東北九省在主權的接收沒有完成以前，沒有什麼內政可言。”東北的局面更加複雜，據蘇聯駐東北當局報告，國民黨與土匪勾結，煽動反蘇情緒，搗毀中蘇友好協會甚至蘇方的機構，蘇聯軍人和僑民不斷遭到騷擾、襲擊和殺害等等。馬利諾夫斯基還認定，張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劃的，目的在於破壞蘇中關係”。面對如此局勢，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這張牌。

2月1日彭真報告：“遼陽、鞍山、本溪三處蘇軍已正式將政權交與我當地民主政府，並由雙方簽字。該區以南（包括安東）蘇軍不再交給國民黨，對外暫不公佈。”除旅順、金州完全歸蘇軍長期駐兵外，大連的副市長、區長及公安局長也都由中共幹部擔任。原因在於，該地區的煤鐵業及若干大工業，已由蘇方接收並開始經營，大連的工業也完全在蘇方掌握之中。不僅如此，在2月22日與外蒙領導人喬巴山談話中，史達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進行”宣傳鼓動工作，以準備在興安嶺和內蒙古建立獨立的國家。顯然，史達林現在還是希望把政權（無論在東北還是內蒙）交給共產黨控制，以此來保證蘇聯的遠東利益。

有史料證明，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瞭解到情況的變化，並考慮了新的方針。3月3日周恩來作為軍調處的中共代表，與馬歇爾、張治中（國民黨代表）來到太原視察。當晚，周召集當地高級將領開會，傳達了“黨中央對當前情況的估計和戰略意圖”。周“壓低了聲音，把手攥成拳頭向下揮著：中央決定現在談不了了，要錘！”不過，這離採取實際行動還有一段時間。莫斯科顯然有點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沒有進一步的舉動，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議。3月12日，東北局電告中央，蘇軍通知將於13日撤離瀋陽，希望中共軍隊“迅速攻入瀋陽”，而且“凡紅軍撤退處都可打”。

然而，考慮到停戰協定已經簽字的背景以及軍事力量的對比，中共中央決定，不僅不去進攻瀋陽，瀋陽至哈爾濱鐵路沿線蘇軍撤退時亦不去佔領，甚至準備讓出已經到手的撫順、本溪、鞍山、遼陽等地，以交換蔣軍從熱河撤軍，並承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看起來，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改變“讓開大路、佔領兩廂”，倚靠蘇聯、外蒙建立根據地，通過和談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針。這種穩重的態度與此前莫斯科的立場變來變去大概不無關係。

蘇聯對於中共的猶豫不決、行動遲緩頗有不滿，因而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3月中旬東北局報告：蘇軍批評中共對美國人太客氣了，更不應該同意讓國民黨的5個軍開到東北來。又表示，凡蘇軍撤離之地，包括瀋陽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並希望我放手大打”。為此，東北局要求在征得蘇聯同意後奪取四平街、哈爾濱，並進佔其他大城市及長春路支線小城市，逼迫蔣介石談判，甚至可以考慮奪取長春。與此同時，馬歇爾給東北停戰小組的指令規定，“小組只能隨政府軍前進，政府軍有權進駐東北之主要地區，長春路兩側各30公里以內，政府軍單獨管理，蘇軍撤出地區中共軍隊不得開入佔領等”，而對中共在東北的地位既沒有提及，也不願討論。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當即建議周恩來在談判中提出：“承認政府軍進駐瀋陽至長春”，長春以北應為中共軍隊的駐紮地區。對此必須堅持，即使談判“全面破裂”，“亦絕對不屈服”。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的方針開始發生重大轉變。3月17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和林彪：“國民黨還不停戰，瀋陽以北長春路沿線的蘇軍撤退區，同意你們派兵進駐，以為將來談判的條件，時間愈快愈好。”同日，毛澤東在批轉周恩來關於商談東北問題的報告上加了以下兩段批示：“請東北局速與友方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占住，不讓國民黨進駐一兵一卒。”“東北協定即將簽字，請彭、林速即佈置一切，造成優勢，以利談判。”又在批轉周恩來商談東北問題三點意見的說明時指示：“ 請彭、林按照針鋒相對、寸土必爭與有理、有利、有節之方針，準備與執行小組進行談判。”當天，東北民主聯軍一部即收復四平。

3月18日東北局再報：蘇方“曾一再談北滿甚為重要，決不能允許國民黨接收整個長春路與礦區”，故提議進佔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中央當天回復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請周保中去長春直接與蘇軍交涉，“要求他們於最近期間縮小駐區，儘量將次要地點讓我軍駐防，特別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蘇蔣關於東北問題的談判已陷於僵局，中共中央則又進了一步，通知東北局，“如果友人諒解，即可進佔長春”。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動手大破北甯路及瀋陽附近之長春路，愈迅速愈廣泛愈好”，“同時立刻動員全軍在運動中及其立足未穩之時，堅決徹底殲滅國民黨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兩萬人），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

一切準備就緒，蘇軍開始了撤退行動。此前，蘇方曾以發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種種藉口延緩撤軍，且遲遲不告知撤離時間，從而造成國民黨軍隊沿長春路北進和接收的困難。3月22 日，蘇聯使館突然通知國民政府，蘇軍將於4月底撤軍完畢。莫斯科的目的，當然是盡可能將東北政權交給中共，為此，雙方的配合日益緊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說明現在的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線，不惜任何犧牲”，因此要求速與蘇軍交涉，在撤退時允許中共軍隊進佔哈爾濱、齊齊哈爾及長春。蘇方則通過周保中轉告，一旦條件具備，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長春，同時告訴東北行營接收人員，因要“防疫，不允許辦理長春交接手續”。25日中共中央連續致電東北局，因停戰小組將于近日到達東北，需即刻與蘇方聯繫，請他們“速從哈、長、齊等市撤退”，中共軍隊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內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並以長春為首都。

3月底，蘇聯因重開經濟談判且似有進展而再次出現反復，以至中共在接管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市的問題出現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過去了，莫斯科在撤軍的最後時刻採取了兩面手法。4月3日，這邊是蘇聯政府答復國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並協助中國接防部隊；那邊是蘇軍代表接連通知東北局，蘇軍將於15日和25日分別撤離長春和哈爾濱、齊齊哈爾，請中共軍隊立即前進至三市近郊待機，併入市偵察，以便屆時就近佔領。蘇方代表還解釋說，美國利用國民黨接管東北來反蘇，蔣介石利用美國來反蘇反共，蘇聯目前因談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東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堅持東北，使東北問題懸而不決，造成美蔣被動。

為了讓中共順利接收長春，蘇聯對國民黨繼續採取麻痹戰術。4月13日蘇聯使館還信誓旦旦地向中國外交部重申，將通知具體撤離時間，並儘量協助中國政府完成接收任務。第二天，蘇軍就突然撤出長春，同時用事先約定的密碼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準備的中共軍隊隨即發動總攻，當天便佔領了機場兩處、市區一部，並於18日控制了全市。4 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應遷長春，並考慮於短期內召集東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東北自治政府問題。同時，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幾個勝仗，一方面“用全力奪取哈、齊二市”。

蘇軍原計劃4月25日撤出哈爾濱，但毛澤東考慮到馬歇爾可能在此之前到達瀋陽，故於16日電告東北局，速與蘇方交涉，讓其儘早撤離。18日再次要求陳雲和高崗，“速催友方從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軍馬上佔領。此事萬急勿延。”20日與蘇軍代表會面，高崗被告知，哈市蘇軍已定於25日撤離，無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經留下，進城後即可得到。此後，按照計畫，東北民主聯軍25日攻佔齊齊哈爾，28日進駐哈爾濱。一則佔有了相當的地盤，二則得到蘇軍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時的決心是：“一切決定於戰場勝負，不要將希望放在談判上”。4月26日與蘇聯大使會談時，周恩來告知，“以前共產黨曾同意在滿洲問題上對國民黨作出一系列讓步，但是國民黨不願意停止反對中共軍隊的軍事行動。現在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共產黨不會再作出讓步。”

然而，此時國共在東北的實力對比正在悄悄發生變化。由於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裝備的國民黨精銳主力新一軍和新六軍，以及第七十一軍、第六十六軍和第九十四軍一部，都相繼投入東北戰場。東北國民黨軍正規軍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萬人增加到28.5萬人。3月13日，國民黨軍隊進佔瀋陽，隨後兵分兩路，向南進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時，林彪的主力部隊“已苦戰三月，急需休整補充訓練，並適當調劑武器”。四平中共守軍雖作戰英勇，但能夠指望的增援部隊只有一至兩個團。所以，儘管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化四平街為馬德里”的雄壯口號，但私下裏卻與林彪商議，爭取儘快停戰和談。

正在春風得意的蔣介石當然不願再給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就在5月3日蘇軍宣佈全部撤離中國的這一天，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飛抵南京。兩天後，國民政府宣佈還都南京。顯然是對中共的前途沒有把握，看到形勢逆轉的史達林此時又回過頭來向南京展開微笑。5月8日，史達林命駐華使館武官轉告蔣經國，說去年蔣介石曾表示願赴蘇訪問，現在史達林歡迎蔣介石前往莫斯科或邊境某地進行會晤。蔣介石現在想的是立即消滅共軍，對此當然予以拒絕。5月14日，新六軍攻佔本溪後，大舉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軍撤出戰鬥，國民黨軍隊進佔四平後繼續北進，23日不戰而進入長春。雖然此後國民黨軍隊因戰線過長，力所不及，而止步於松花江，從而形成國共兩軍隔江對峙的局面，但是在關內，蔣介石卻命令河北、山東、山西和蘇北的國民黨軍隊向中共軍隊大舉進攻，中國的內戰於1946年6月全面開啟。

簡短的結論

中國內戰的全面爆發無疑標誌著莫斯科的“聯合政府”政策在亞洲的破產，這大概是史達林始料不及的。史達林的本意是支持國民黨，利用共產黨，通過促成統一的聯合政府，保障蘇聯在遠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瞭解也不能控制共產黨，更沒有想到國共之間水火不容，在蔣介石和毛澤東那裏，所謂聯合政府和停戰談判，都不過是為積蓄力量以利再戰而採取的權宜之計。國民黨對美國援助的依賴，也加深了史達林的疑慮，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產黨一方傾斜。筆者同意這樣一種分析：“正是反對美國和國民黨政府控制東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與蘇聯形成了一種戰略關係。”不過，蘇聯關注的中心畢竟在歐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史達林推行或極力維護與美國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對於中國的內戰採取了作壁上觀的態度，只要與蘇聯接壤的地區能夠保留在共產黨的控制下，其他問題史達林恐怕一時是顧不上，也不關心的。

從上述歷史過程還可以看出，戰後蘇聯對華政策確實是多變的，不確定的。有學者用“舉棋不定”來形容史達林的對華政策，認為：“1945年秋天，史達林的對華政策同他的歐洲政策一樣，既沒有明確的目標，又缺乏內在的一致性。”筆者不能同意這個判斷。表面看起來，蘇聯對東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復無常，但實際上這恰恰反映了史達林的一貫作風：目標始終確定而手段經常變換。對於蘇聯在東北的政策，當時在北滿工作的陳雲有很深刻的認識：“蘇聯對滿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把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幹線交給國民黨；另一方面，援助我黨在滿洲力量的發展。保持遠東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蘇聯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某一時期由於國際國內條件的變動及鬥爭策略上的需要，蘇聯對於執行中蘇協定的程度，及對我援助的程度會有所變化。但蘇聯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一貫的，不變的。”

至於中國內戰與美蘇冷戰之間的關係，通過國共美蘇四方在東北問題上錯綜複雜的相互關係可以看出，美蘇之間本質上的不信任狀態，影響了他們對國共兩方的立場，而國共之間的生死對立又反過來制約著美蘇關係的發展。一方面應該說，如果戰後美蘇之間存在真誠的合作，那麼他們是有能力制止中國內戰爆發的。另一方面，中共內戰的爆發及其延續，無疑成為美蘇之間進行全面冷戰的奠基石，也是冷戰在亞洲的預演。不過，如同文安立所說，“就冷戰觀念的形成而言，中國的國共兩黨始終落在大國的後面。毛澤東和蔣介石直到1946年還相信，同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結盟並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個對抗。”從這個意義上講，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沒有意識到，他們之間的爭鬥在亞洲打開了通向全球冷戰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