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平


　　這幾天讀報，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


　　央視一播再播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成了一個話題。《南方都市報》時評版連續刊發了幾篇相關的評論，持論者幾乎都在強調民主自由。比如莊禮偉教授的文章，就以“‘優質民主’是國家崛起的首要條件”作為標題；党國英老師指出“要合理地界定公權和私權，並對私權進行保護，必須建立民主制度，因此，理解大國崛起的另一個關鍵概念是‘民主’”；邵建和連嶽說的“以人為本”和“大國民”，在我看來都是在說個體的權利和自由。


　　我自己的前一篇文章，談的是“大國”、“崛起”這些用語對民眾的迷幻效果，沒有涉及這個問題。而當我帶著這個問題，想要去細看一遍這個片子的時候，我讀到了《南方週末》記者對主創人員的訪談。這個短短數百字的訪談中，只有四個問題，分別問了該片的學術指導錢乘旦教授和總編導任學安先生。記者問總編導的第一個問題是:“作為主創人員，你們想傳達什麼？”他的回答中沒有提到民主自由。記者又問了第二個問題:“有人在片子中讀到自由、民主，這是你們要傳達的資訊嗎？”總編導的回答是:


　　“我不同意這種表達方式，甚至不太喜歡這種解讀方式……我們不能簡單地用民主制度來概括這個問題，這是片面的。我不太同意這個簡單的抽象，也不喜歡這樣的用詞。這種過度抽象的解讀，實際上背離了我們創作者的本意。”


　　而學術指導也在回答中作了類似的表述:“一談制度就是民主是不對的……不能狹隘地理解這些問題。”


　　與專家學者的強調和呼籲截然相反，該片的主創人員對於民主自由問題反復使用了“不同意”、“不喜歡”、“片面”、“簡單”、“抽象”、“不對”、“狹隘”等詞語，不僅表達了他們的不以為然，而且傳遞出對這個問題的強烈的厭煩情緒(不同於一般性的持不同意見)。


　　我不知道錢教授和任總編導的真實意見如何，但是我知道現實中的確存在這種鮮明的對比:有人把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奉為圭臬，視作神聖，而另外一些人則避之惟恐不及，一聽到這些詞就極其厭煩，甚至反感。



　　我曾經努力去思考，他們為什麼厭煩民主自由？如果說這些人都贊同專制獨裁，或者認為人就應該當奴隸被豢養，那肯定是冤枉了他們。事實上，他們中間的很多人，曾經還為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告，現在也並不否定民主自由，至少不公開否定。



　　有一種答案是這樣的:有些人打著民主自由的幌子，圖謀一己之私利，讓人反感；有些國家，比如美國，用強權推銷民主自由，讓人覺得虛偽。但是，被利用的豈止是民主自由？難道歷史、國家這些東西被人利用的時候還少嗎？篡改、欺詐、愚民、殺戮，人類有多少不義的行為，都是以歷史和國家的名義！為什麼錢教授和任總編導並不厭煩歷史和國家呢？



　　我知道，在我的身邊，有不少人的心路歷程是這樣的:起初，他們對民主自由滿懷憧憬，對那些勇敢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也滿懷敬意。但是隨著他們在現實中的挫折、妥協、苟且，他們慢慢地回避這類話題——肯定別人的勇氣，就等於映照自己的卑微和猥瑣。對於一些膽小而又誠實的人來說，也就到此為止了。但是那些認為自己是大人物的人，卻不滿足於回避，對於自己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去爭取的東西，他們一定要把它說得一錢不值。於是他們去挑民主自由的毛病，果然發現了一大堆，隨後就頗為不屑地指著它說:不過如此嘛，有什麼稀罕，以後再別跟我提這個！他們越來越理直氣壯，久而久之，連自己都信以為真了。



　　我並不確定錢教授和任總編導是不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口口聲聲要認真考察西方發達國家的崛起之道的人，卻表現得對民主自由如此厭煩，他們製作的片子，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浪費時間去看了。儘管任總編導在接受採訪時得意地說:“一些地方官員通過各種管道，想儘快購買影碟。”



　　(作者系《南都週刊》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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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作者誤會了。人家的節目中宣部能播出已經難得，還要人家跟你廣州的南方報業一起挨刀子嗎？還是要「新經濟政策」好嘛，搞一步到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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