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原著「傀儡花」作者陳耀昌，希望這部小説還原當年的原漢歷史、促進原漢融合。而斯卡羅導演曹瑞原在前四集鋪陳的許多細節，很難不觸發我們去比較，台灣或台灣人在過去與現在的異同。 

身爲僅有部分漢人血統～而且生於斯卡羅發源地卑南的我，和其他具有多元血統的台灣人，可能都會受到這些比較的啓發。 

迷你影集的第一集通常最爲重要，如果第一集評價不好，後面其他集就沒廣告贊助了。所以除了技術上的表現以外，導演會揭橥其主要觀點或訴求。 

在這集裏，出現了原住民、閩人、客人、平埔以及高加索白人，導演都給了他們清晰的定位。 

觀劇所看到原住民以外的各族群互動，都是基於經濟上的動機，更嚴格的說，只是爲了短暫的苟活，與族群認同或是國際舞台關係不大。雖然有人批評公視或政府標榜本劇凸顯了台灣的獨立性，但也有人提醒，觀衆看過以後，心中的感覺並非任何宣傳可以改變。我看過前四集以後也這麽覺得，大家應該先看了再批評。

【今昔差異其實不大】 

前四集呈現了與今日台灣社會共通的三大現象，第一就是「殺頭生意有人做」，第二是「不必要的自私」，第三是「歧視」。

 (資料來源:公視)

曹導演以冷漠的鏡頭交待，形象上算是正面的原漢混血主角平埔人”水仔” (上圖)，如何跟澎湖商人像買牲口一樣的買進、點收女人(人鮝，意為人魚乾)；也讓我們看到，客庒人會爲了抓船員去領賞，甘冒穿越多重番社的死亡風險。 

在自私的一面上，導演特別安排閩人頭領，當斯卡羅的二股頭前來收回租給客人田地時，爲了杜絕客人未來再與閩人搶奪水資源，陰險地建議～收回租地時，要記得把附近客人的村莊一起燒了。 

説到歧視，在經濟關係的尊卑之外，不僅漢人歧視他們打不過的原住民，甚至原閩混血的還會去羞辱原客混血的。女主角“蝶妹”(下圖)，拼命提醒弟弟在府城不要說原住民語或客語，以免被歧視，這種擔憂不是仍然在今天的台灣不斷重複嗎？硬要在族群間分高低的心態，雖然沒有顯現在當前台灣的法制上，但在社會行爲上，今日的台灣與一百五十年前差別不大。 

仔細一點，更可以看出當時的非原住民等人，是因爲生活艱困、爲了活命，才會有劇中看到的貪婪與自私人性。

 (資料來源:公視)

(恆春古今對照,資料來源: 國立屏東大學洪文傑碩士論文《大航海時代瑯嶠灣地區的開發與社會變遷》, ● 指港口)

 【卻又相去甚遠】

 以背景而言，故事發生的琅嶠地區(見上圖)，在清代已經是在所謂的「番界」以東幾十公里(見下圖)，是禁止漢人開墾之地。 

(資料來源:中研院)

閩人來得早，就在四重溪下游濱海的柴城(今屏東車城)，離番界較近、也比較容易與界内漢人買賣與聯絡。客人來得晚，只好在南邊靠山的保力守隘，換取附近屯田的生活來源，但爲了生產更多糧食，便向斯卡羅原住民租下四重溪東邊更下游的統領埔(今統埔)。 

★上下游間爲了生存命脈水源械鬥，雖然源自清代閩客械鬥的傳統，但經濟利益才是族群衝突(包括泉彰械鬥)的主因。今日台灣族群之間，除了原住民仍然在經濟上被剝削以外，其他族群間幾乎沒有經濟或政治利益的摩擦，只有少數「個人」爲了利益挑撥族群，這是斯卡羅劇中社會和今日台灣一個重大的相異之處。 

促進族群融合，是陳耀昌醫師寫作《傀儡花》的目的之一，當然也是曹瑞原導演在第一集中電影語言的重點。 

平埔人水仔是本劇的一個重心，作爲原閩混血的後代，雖然水仔照樣買賣女人，但他竭力規勸閩客雙方合作。曹導演特別安排水仔説道，「如果閩客繼續械鬥，斯卡羅五年祭一到，可能就要找我們出草」，很難不讓我們把這個細節跟台灣面對中國威脅做對比。 

★不過，當時的族群融合，是因不得已而發生，而非信任其他族群。清代台灣有許多來自閩粵的單身男性移民，許多是下階層無正當謀生技能或職業的「羅漢脚」(1860年左右估台灣可能有30萬人)，很多這樣的人會冒險越過番界去開墾，有閩人也有客人，他們就像劇中描述一樣、下田也帶刀槍，也因與原住民雜處而娶其女子。這樣的族群融合，和六七十年前大陸來台移民與在地人通婚有些類似，但與今日台灣各族群間「非關經濟或供需因素而生的結合」極爲不同，這是從「斯」劇所看到跟目前台灣的另一個差異。 

★曹導演在「斯」劇裏面，也讓我們看到，處於「番界」以東的世界，被當時清廷認定是不屬官府管轄的原住民自治區，因爲沒有公權力存在，所以是弱肉強食的蠻荒世界。但蠻荒的不是因爲這地區是原住民的土地，而是因爲當漢人從體制内的社會，踏入了無體制的環境，野蠻、殘酷、冷血的天性就顯露無遺，這也是那個時空與今日台灣另一個重大的差異。 

【永恆的琅嶠人】

 劇中與主角蝶妹互動甚多的美國領事李仙得、醫生萬巴德，雖然在史實上有其爭議之處，但是曹導演藉由他們表現出的高貴人性，是其他漢人身上看不到的。譬如說: 

●漢人都在事成後才給錢、而李仙得會先付錢給蝶妹。

●萬巴德到了柴城，馬上免費給人拔牙看病，事後也沒對窮人有任何輕蔑不敬之語。

●李仙得見到蝶妹母親的墓，會欠身致意，這也是其他漢人沒做過的事。

或許有人可以批評曹導演崇洋，但我寧願相信，借助虛構的情節，鼓吹人性的提升，比沉浸於民族主義好得多。 

與其說在琅嶠發生的事讓世界看見了台灣，不如說讓今日的台灣人看到當年的琅嶠，或許會更尊重、禮讓社會中經濟上或種族上弱勢的其他人。若真能如此，那麽在琅嶠死去的原、客、閩和洋人們，或許就沒有白白犧牲了性命，因爲曹導演讓他們復活過來，帶動台灣人反思。